一艘轮船冲破迷雾，在浩瀚的大海上颠簸着，朝着日本方向驶去。黄鼎臣扶着船栏，迎着东升的旭日，思潮滚滚……
　　1901年8月13日，黄鼎臣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城土碣町一个农民家庭里，有八个兄弟姐妹，经济困难。可黄鼎臣酷爱读书，其父亲就让黄鼎臣到鹿境母舅吕心焯创办的庭兰书院里寄宿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在书香的浸淫下，11岁那年，黄鼎臣考入海丰一所高等小学读书。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活跃，黄鼎臣结识了彭湃、陈其尤等有志青年，认识到学医救国，才是革命出路。
　　小学毕业后，家庭拮据，黄鼎臣不得不中断学业，遵从父亲的意见，来到他家与人合办的中药店当一名学徒。1918年，家境稍好后，黄鼎臣考入海丰中学当插班生，继续求学。天道酬勤，黄鼎臣在就读期间，报考留日学生出国，在众多考生中名列榜首，并于1921年底抵达日本东京留学。
　　1923年，黄鼎臣考取日本医科专科学校。五年苦读之后，黃鼎臣获得日本医学学士学位，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进修深造，取得在日本挂牌行医的资格。
　　留日期间，黄鼎臣满怀理想，一边立志学医，一边从事革命。他曾经多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游行，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每次游行，黄鼎臣慷慨激昂地走在最前列，多次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而遭到逮捕，成为监狱的常客。
　　1927年12月，黄鼎臣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共中央与东京特别支部的联系工作，他在东京神田区三畸町的小旅馆，自然成为秘密联络点之一。一次，广东同乡会有一位叫李洁冰的女干事，游行反日宣传遭逮捕。出狱的当天晚上，黄鼎臣作为广东留日同乡会总干事，从寓所出来，乘坐电车要去东京火车站送别李洁冰的时候，遭到便衣警察的逮捕。
　　这一回，黄鼎臣蹲了三天监狱后，随后被日本遣送回国。抵达上海后，黄鼎臣就开始担任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主任。不久，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1928年9月3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勾结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上海反日大同盟的办公室，黄鼎臣遭到逮捕，在法租界巡捕房关押一个月后，引渡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龙华司令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黄鼎臣拖着沉重的镣铐，承认自己仅是日本留学生，闭口不提党组织和其他革命同志的具体情况。无奈，黄鼎臣被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判刑六年两个月，剃光头发，戴上镣铐，投入上海漕河径监狱里，开始漫长的铁窗生活。
　　1930年初夏，黄鼎臣由上海监狱转到苏州军人监狱。监狱里阴暗潮湿，还流行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狱方就让黄鼎臣替狱友看病治疗，狱卒及其家属闻知黄鼎臣医术高明，也纷纷找他来看病。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黄鼎臣既是囚徒，又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充分利用特殊身份，担负起监狱中的秘密联络工作，同国民党展开了巧妙的斗争。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社会各界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黄鼎臣本来被判刑六年两个月，按照国民党内务部制定的方案：一个政治犯一律减刑三分之一。1932年底，黄鼎臣重获人身自由，结束四年之久的铁窗生活，提前走出监狱的大门，阔步迈上革命道路。
　　1933年1月下旬，黄鼎臣从上海返回家乡过春节，返回到广东海丰县城土碣町家里。黄鼎臣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好像失群的孤雁，来到澳门挂牌行医。
　　1937年10月起，黄鼎臣辗转到桂林、昆明等地，一边悬壶济世，一边投身民族救亡运动。1940年底，黄鼎臣在重庆朝天门附近的陕西路租了两间房子，开办诊所。一次偶然的机会，黄鼎臣遇见时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遇见同患难的监狱难友。此后，黄鼎臣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被党组织任命为《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曾经为王若飞、吴玉章、许涤新、廖承志等看过病。黄鼎臣甚为激动，自己能给一些为中国的前途日夜操劳的人号脉治病，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感受到的最大幸福。
　　1941年的一天，黄鼎臣在诊所里遇见蒙难的老乡陈其尤。他们俩紧握双手，谈起家乡的情况，谈起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当时，陈其尤是中国致公党负责人，而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其总部就设在香港。相濡以沫，在黄鼎臣的影响之下，政治方向举棋不定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1946年，黄鼎臣经过陈其尤的介绍，加入中国致公党，帮助改组中国致公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黄鼎臣奔波于广州、香港之间，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致公党之间牵线搭桥，做出大量工作。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决议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黄鼎臣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常委兼组训部长。在这个历史性的改组和转变过程中，黄鼎臣发挥着关键作用，使中国致公党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奋斗的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黄鼎臣作为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为民主管理国家做出贡献。“文革”期间，黄鼎臣经受住残酷的迫害和摧残，始终坚定革命信仰。1979年10月，中国致公党中央在北京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黄鼎臣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国致公党在黄鼎臣的领导下，协助政府落实侨务政策，邀请海外华侨回国参观访问和参加祖国建设，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取得了卓越的成绩。1983年11月，黄鼎臣继续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五年之后，在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鼎臣率先垂范，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可黄鼎臣还被推举为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一直为多党合作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
　　黄鼎臣的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对工作一丝不苟。凡是接触过黄鼎臣，或者请他看过病，以及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无不对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深表钦佩。这诚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宋堃给予黄鼎臣的评价：“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虽几经磨难，忠贞不渝，始终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风雨年华，黄鼎臣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的前途而呕心沥血，奋斗了七十个春秋，成为一名爱国名医，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卓越的领导人。1995年1月7日，黄鼎臣因病在北京安详地走了，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