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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来，在同学的怂恿下，我去国内某知名大学听了一堂课。整堂课教授从头讲到尾，学生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只是不停地记笔记。这种单向的交流方式让我感到很不适应。去过美国的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美国人大体上都很外向，为什么他们的口才都非同寻常？其实，这与美国的社会背景和教育模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与大家探讨一下，美国究竟是如何培养人的口才的。
首先，美国的幼儿教育与中国的模式完全不同。美国家庭从小就很注重让孩子独立：讲自己想讲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负自己该负的责任。要训练口才，首先就得有经常说话的机会。如果中国的大人在谈天的时候小孩子过来插一句，大概会有类似“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没大没小不懂礼貌”之类的反应。在美国，可就完全不同了。我的房东有个5岁的小外孙，他总喜欢加入大人的对话，说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话然后一阵傻笑，而大人们对此总是表示欢迎。虽然孩子说的内容根本不着边际，但大人一定会让孩子说完，然后纠正他的一些错误。这在无形中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从此，他便对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畏惧，甚至说错话都没关系，因为大人会纠正并帮助自己。而孩子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从大人那里学到表达的技巧。
对表达无所畏惧的心态，是培养良好口才的坚实基础。在我看来，这种心态在中学生时代同样可以训练。中学生要学会主动地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中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在倾听别人观点的时候完善自我。
美国中学灵活的课程安排和轻松的课堂氛围，造就了美国中学生群体性的好口才。美国中学的学习量与中国相比是非常少的，中学生基本没有带回家的作业，相反每天会有很多音乐或者体育等培养综合素质的课程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因此锻炼口才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学生每天放学回家因为不需要做大量的作业，可以在厨房和大人不停地交流，谈各种各样的话题，抑或与朋友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这个时候中国学生也许还在题海中遨游或是安静地自修。
不仅仅是课后，课堂上自由的讨论也给美国中学生提供了锻炼口才的空间。每天上课一开始，老师总是会讲一些新闻。从油价、天气讲到前一天学校之间某场体育比赛如何精彩……这种你插几句我说几段的氛围让每个人的口才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有时候课堂上老师几乎不怎么说话，仅仅起到调节现场节奏的作用。中国的课堂则几乎都是被老师完全控制住，每个同学虽然知道了大量的信息却失去了锻炼口才的机会。
还记得有一次上“中国哲学”课，老师没讲几句就对我说：“太一，你对中国更了解，今天我想请你到上面来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他让我讲课，居然事先不通知一声。要知道以前作讲演我都会准备很久，查很多资料，尤其是专业术语，我希望在演讲中能做到除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其他的都有出处。可既然“不情之请”都来了，我也只能“单刀赴会”了。我摆正讲桌，然后开始根据自己的记忆逐一介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久没有“输出革命”了，那天讲得真是痛快。同学们也很感兴趣，提了不少问题。后来一算，那次我整整讲了70多分钟！中午在食堂里，一个同学对我说：“我更喜欢你来上课，你比较能引起我的注意。”巧的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又有同学来对我说，今天他难得在哲学课上没有睡着。这话令我很骄傲。美国学生的口才就是这样很自然地被锻炼出来的。老师会在各种场合创造机会，给学生增加演讲的信心。
赋予人说话的自信给口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在中国，因为有“孝道”，对长辈说话会受到很多约束；因为有“师道”，在上课的过程中说话会有很多限制……总的来说，我们中国人的说话空间要比美国人小得多。当然，这些美德是完全应该保留的，可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每个人说话的空间与自信在大大减少。在美国的数学课堂上，曾经有一位数学教授这样评论某位同学明明是错误的解法：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它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也许不如另外的方式有用。这种有意识地保护学生自信的做法，让学生敢做敢说，因为说错了做错了的“惩罚”是极其小的。久而久之，学生们一个个变得果断自信，口若悬河。
到了大学，美国的学校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给人锻炼口才的机会也更多了。记得开学第一天的年级大会上，副校长突然想让大家谈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并且具体讲出“你与邻座之间有什么不同”。一场“演讲比赛”就这样开始了……副校长走到跟前，悄悄跟我说话，让我准备一下，说“下一个发言的是你”。我连忙问四周同学的名字，问他们的特点……奇迹发生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仅仅几分钟后，我就作了一次完美的演讲。在全年级同学面前，我将四周一圈8个人一个一个细致地分析，毫无差错，还在演讲中抖了几个“包袱”。8个人中有一个是残疾人，他听了之后很是感动。掌声此起彼伏，最后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我结束了大学生涯的第一次演讲（没想到居然是一次即兴演讲）。后来的几天，经常有人上来问我的名字，还有人在我寝室的门上写：“Taiyi,You’re my hero!”
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我自己就开了个“The People’s Club of China”，经常作关于中国的讲座。有了这个舞台，我的演说机会就更多了。而我参加的“参议院”则是一个比较有实权的学生机构，学生代表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讨论学校的各种事务，包括如何制订学生经费的预算。学校要搞活动，也得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参议院”这样的机构中，经常会出现精彩激烈的辩论。有的时候为了几百美元的项目，大家辩得面红耳赤，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的辩论最能培养一个人的口才，这样的情景常常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人人都是演说家！”
首先，美国的幼儿教育与中国的模式完全不同。美国家庭从小就很注重让孩子独立：讲自己想讲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负自己该负的责任。要训练口才，首先就得有经常说话的机会。如果中国的大人在谈天的时候小孩子过来插一句，大概会有类似“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没大没小不懂礼貌”之类的反应。在美国，可就完全不同了。我的房东有个5岁的小外孙，他总喜欢加入大人的对话，说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话然后一阵傻笑，而大人们对此总是表示欢迎。虽然孩子说的内容根本不着边际，但大人一定会让孩子说完，然后纠正他的一些错误。这在无形中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从此，他便对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畏惧，甚至说错话都没关系，因为大人会纠正并帮助自己。而孩子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从大人那里学到表达的技巧。
对表达无所畏惧的心态，是培养良好口才的坚实基础。在我看来，这种心态在中学生时代同样可以训练。中学生要学会主动地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中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在倾听别人观点的时候完善自我。
美国中学灵活的课程安排和轻松的课堂氛围，造就了美国中学生群体性的好口才。美国中学的学习量与中国相比是非常少的，中学生基本没有带回家的作业，相反每天会有很多音乐或者体育等培养综合素质的课程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因此锻炼口才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学生每天放学回家因为不需要做大量的作业，可以在厨房和大人不停地交流，谈各种各样的话题，抑或与朋友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这个时候中国学生也许还在题海中遨游或是安静地自修。
不仅仅是课后，课堂上自由的讨论也给美国中学生提供了锻炼口才的空间。每天上课一开始，老师总是会讲一些新闻。从油价、天气讲到前一天学校之间某场体育比赛如何精彩……这种你插几句我说几段的氛围让每个人的口才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有时候课堂上老师几乎不怎么说话，仅仅起到调节现场节奏的作用。中国的课堂则几乎都是被老师完全控制住，每个同学虽然知道了大量的信息却失去了锻炼口才的机会。
还记得有一次上“中国哲学”课，老师没讲几句就对我说：“太一，你对中国更了解，今天我想请你到上面来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他让我讲课，居然事先不通知一声。要知道以前作讲演我都会准备很久，查很多资料，尤其是专业术语，我希望在演讲中能做到除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其他的都有出处。可既然“不情之请”都来了，我也只能“单刀赴会”了。我摆正讲桌，然后开始根据自己的记忆逐一介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久没有“输出革命”了，那天讲得真是痛快。同学们也很感兴趣，提了不少问题。后来一算，那次我整整讲了70多分钟！中午在食堂里，一个同学对我说：“我更喜欢你来上课，你比较能引起我的注意。”巧的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又有同学来对我说，今天他难得在哲学课上没有睡着。这话令我很骄傲。美国学生的口才就是这样很自然地被锻炼出来的。老师会在各种场合创造机会，给学生增加演讲的信心。
赋予人说话的自信给口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在中国，因为有“孝道”，对长辈说话会受到很多约束；因为有“师道”，在上课的过程中说话会有很多限制……总的来说，我们中国人的说话空间要比美国人小得多。当然，这些美德是完全应该保留的，可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每个人说话的空间与自信在大大减少。在美国的数学课堂上，曾经有一位数学教授这样评论某位同学明明是错误的解法：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它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也许不如另外的方式有用。这种有意识地保护学生自信的做法，让学生敢做敢说，因为说错了做错了的“惩罚”是极其小的。久而久之，学生们一个个变得果断自信，口若悬河。
到了大学，美国的学校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给人锻炼口才的机会也更多了。记得开学第一天的年级大会上，副校长突然想让大家谈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并且具体讲出“你与邻座之间有什么不同”。一场“演讲比赛”就这样开始了……副校长走到跟前，悄悄跟我说话，让我准备一下，说“下一个发言的是你”。我连忙问四周同学的名字，问他们的特点……奇迹发生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仅仅几分钟后，我就作了一次完美的演讲。在全年级同学面前，我将四周一圈8个人一个一个细致地分析，毫无差错，还在演讲中抖了几个“包袱”。8个人中有一个是残疾人，他听了之后很是感动。掌声此起彼伏，最后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我结束了大学生涯的第一次演讲（没想到居然是一次即兴演讲）。后来的几天，经常有人上来问我的名字，还有人在我寝室的门上写：“Taiyi,You’re my hero!”
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我自己就开了个“The People’s Club of China”，经常作关于中国的讲座。有了这个舞台，我的演说机会就更多了。而我参加的“参议院”则是一个比较有实权的学生机构，学生代表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讨论学校的各种事务，包括如何制订学生经费的预算。学校要搞活动，也得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参议院”这样的机构中，经常会出现精彩激烈的辩论。有的时候为了几百美元的项目，大家辩得面红耳赤，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的辩论最能培养一个人的口才，这样的情景常常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人人都是演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