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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政治意愿进行研究,在理论和现实实践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完善了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将直接提高对农民政治意愿的关注度,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主要有民主选举、信访、村民自治和媒体舆论,每一种渠道都各有利弊,其中网络渠道最富有生命力和效力。要想达到最佳效果,就必须对网络渠道自身进行优化并与其他渠道进行有效整合。
[关键词]村民 政治意愿 表达渠道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23-02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是彻底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比重,农民的政治民主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自从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这一概念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在对新农村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地着眼于村民具体的、客观的政治参与行为与途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村民这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意愿进行研究。事实上,村民的政治意愿相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具有多样性、主观性和初始性的特点,政治意愿的产生与表达先于政治参与,政治意愿是否能够得到通畅有效的表达将直接影响到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选择和政治民主化的具体效果。因此,对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新农村政治文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新的视角,为研究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也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理论体系。
(二)现实意义
村民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出发点,最重要的动力、最终的目标指向。在当代,我国在新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所制定实施的多项政策的确大都以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但是却经常得不到村民的积极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不健全而导致的村民政治自觉性低下。缺乏畅通有力的政治意愿表达渠道,村民和政府组织的沟通就容易出现障碍和误读,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与民意相悖,使得农民形成政治意愿无效用的意识从而逐渐产生政治冷漠情绪。政治自觉性降低,而这又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新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二、当前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现状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素质的增强,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宽,参政的方式日益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意愿表达渠道有以下几种:
(一)参与选举
中国实行的是代议制政治,中国法定的代议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民意表达的权威路径,政治协商制度是重要的民意机关。选举活动是民意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农民而言,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仅限在县、乡两级,主要有两种:其一,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其二,选举村委会和村民小组长。由于县、乡人大代表与村民的直接利益不甚密切,参与程度不高。而且它要求选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较强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但受传统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基层人大作为农民政治意愿表达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未在广大农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政治协商来说,我国从中央到县一级都设有政协组织,部分乡镇也设有政协联络小组。在农村中参加政协组织的大都是农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物,乡镇企业家或者个体工商户,他们虽也处在农村,但多从事经营,很少参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反映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利益。政协委员的遴选和领导班子组成主要是通过协商而非选举产生,虽有利于发挥统战性、广泛性、代表性等优点,但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信访
根据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信访条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但实际上信访的对象不只局限在政府部门,在人大、司法系统都有相应的信访机构。在中国可以说,信访是无所不在的。上访是公民到政府机关反映问题的过程,也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一项调查表明,村民被问到“假如您因从某种子公司买了假种子而受到重大损失时您该怎么办”时,有50.1%的人选择了向上级反映,28.6%的人表示上诉,只有21.3%的人回答自认倒霉。可见,向上反映是当代农民政治意愿表达的重要形式。相信上级,这是农民向上反映情况的思想基础,政府在农民的心目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农民有了问题首先是要向上反映。目前农民的上访已经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然而,上访本身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
(三)村民自治组织渠道
村民自治是农民依法自主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物的基层民主制度,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的一个重大进程。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意愿表达的重要途径。村民意愿主要是通过会议活动表达的。农民通过参加不同形式的村务会议直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参与影响村务决定。这是村民参与的一种正式、直接而有效的方式。这些会议主要有村民大会、小组长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村民大会一般讨论涉及全村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有些地方还通过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监督。
比如,2005年11月,浙江省常山县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以“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帮民富”为主题的“民情沟通日”制度。制度要求基层干部在平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情的基础上,通过每月10日在相对固定的场所接待村民,开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面对面沟通,宣传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群众在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方面存在的民生问题,并通过联席会议交办等形式解决问题。这项制度的实施分民情排查、民情沟通、民情处置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求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从而避免了制度流于形式。目前,这项制度已经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延伸到城市社区干部与居民的沟通以及医患沟通、警民沟通和家校沟通等。
(四)媒体渠道
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我国民主进程的发展而使新闻媒体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不少农民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反映意见、表达利益,从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由于媒体传播民意的优势明显,比如广泛、及时、公开等特点,农村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媒体首先提出,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的一些意见和要求,经新闻媒体传播,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往往会使某种意愿和要求变得不可抗拒。目前各新闻媒体普遍增加了让公民通过媒体直接参与的栏目,如“读者信箱”之类的专栏,直接刊登公民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广播、电视则利用其直接的试听形象与听众和观众共同进行各种“谈话”节目。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闻媒体中也普遍存在着报喜不报忧、回避问题实质的现象。另外,网络作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一种标志性信息传播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网络以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巨大优势成为民意表达中影响最大、势头最盛的渠道,这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有目共睹的事实。孙志刚案之后,“刘涌案”“宝马撞人案”“钉子户”等一系列事件都在网上形成了巨大的民意潮流,从而影响事件发生的轨迹,尤其是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制约和影响。网络民意效能的发挥使网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似乎得到直接的实现,反过来刺激了网民的激情,唤醒了广大网民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网络对农民意愿的表达速度更加迅速、及时,而且较之其他渠道成本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通过网络,可以掌握政府各方面的信息,通过网络实现与行政系统地互动和沟通,有助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减少冲突。
此外,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大致包括:党员村民通过党组织来表达自己和村民群众的意愿等。村民群众通过村民代表会议、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村民自治组织直接参与某些村务管理活动。村民群众通过共青团、妇代会、老年人协会等社区组织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和影响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运作,作为集体企业职工的村民通过企业组织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和建议。
三、新农村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的优化整合
综上所述,在当代农民政治意愿表达的各种渠道中,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意愿表达渠道已经进入了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始在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了草根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网络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足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如缺少必要的约束和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缺乏深度的思考和探索等。而作为网络使用者的农民也存在着低龄化、低知化、娱乐化的特点,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网络作为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的有效性。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便在于网络表达渠道的无序性和无指向性。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在网络应用技术上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网络表达渠道在更多的时候仅限于单向性表达,缺少政府的及时回应。无反馈的表达导致无序性,网络的便利性更扩大了这种无序性。但是在这个信息化越来越普遍的时代,作为被使用最广泛的草根政治途径之一,网络渠道的利始终是大于弊的,而要想使其在农民政治意愿表达中发挥更大更根本的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优化整合。
首先,网络渠道自身的优化。目前我国农民中使用网络渠道的大部分是青年一代的农民,网络在中年及以上年龄阶层的农民中仍未普及。可由村里基层组织向农民口头推广网络,或提供直接使用途径,如开办电脑室等。但仅仅提供硬件设施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途径培养农民网民的政治自觉性,让他们明白这是一种可以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有效渠道并且学会如何合理使用这一渠道。
其次,网络渠道与其他渠道的整合。网络渠道的无序性和无指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究其原因便在于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渠道,缺少与上部的接口。建议可以将村民自治即村民会议这一渠道与其相结合。当前开展的各种村民会议、恳谈会等实体会议多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弊病,而且往往涉及人员较少,话题范围较窄。通过网络和政府工作机关的紧密连接,既可以以农民的政治意愿准确及时地上传并得到及时的解决,又可以避免面对面上访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已成为全国政治文明建设顺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通过对我国农民现有政治渠道的分析和对网络渠道的优化整合,相信我国新农村农民的政治诉求一定可以逐步得到合理表达和实现,政治参与度逐渐提高,最终成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推动我国农村乃至全国的政治民主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程贵铭,朱启臻.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程竹汝.授权与监督——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通.学术月刊,2005年6月.
[关键词]村民 政治意愿 表达渠道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23-02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是彻底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比重,农民的政治民主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自从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这一概念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在对新农村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地着眼于村民具体的、客观的政治参与行为与途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村民这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意愿进行研究。事实上,村民的政治意愿相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具有多样性、主观性和初始性的特点,政治意愿的产生与表达先于政治参与,政治意愿是否能够得到通畅有效的表达将直接影响到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选择和政治民主化的具体效果。因此,对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新农村政治文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新的视角,为研究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也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理论体系。
(二)现实意义
村民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出发点,最重要的动力、最终的目标指向。在当代,我国在新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所制定实施的多项政策的确大都以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但是却经常得不到村民的积极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不健全而导致的村民政治自觉性低下。缺乏畅通有力的政治意愿表达渠道,村民和政府组织的沟通就容易出现障碍和误读,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与民意相悖,使得农民形成政治意愿无效用的意识从而逐渐产生政治冷漠情绪。政治自觉性降低,而这又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新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二、当前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现状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素质的增强,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宽,参政的方式日益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意愿表达渠道有以下几种:
(一)参与选举
中国实行的是代议制政治,中国法定的代议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民意表达的权威路径,政治协商制度是重要的民意机关。选举活动是民意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农民而言,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仅限在县、乡两级,主要有两种:其一,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其二,选举村委会和村民小组长。由于县、乡人大代表与村民的直接利益不甚密切,参与程度不高。而且它要求选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较强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但受传统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基层人大作为农民政治意愿表达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未在广大农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政治协商来说,我国从中央到县一级都设有政协组织,部分乡镇也设有政协联络小组。在农村中参加政协组织的大都是农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物,乡镇企业家或者个体工商户,他们虽也处在农村,但多从事经营,很少参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反映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利益。政协委员的遴选和领导班子组成主要是通过协商而非选举产生,虽有利于发挥统战性、广泛性、代表性等优点,但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信访
根据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信访条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但实际上信访的对象不只局限在政府部门,在人大、司法系统都有相应的信访机构。在中国可以说,信访是无所不在的。上访是公民到政府机关反映问题的过程,也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一项调查表明,村民被问到“假如您因从某种子公司买了假种子而受到重大损失时您该怎么办”时,有50.1%的人选择了向上级反映,28.6%的人表示上诉,只有21.3%的人回答自认倒霉。可见,向上反映是当代农民政治意愿表达的重要形式。相信上级,这是农民向上反映情况的思想基础,政府在农民的心目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农民有了问题首先是要向上反映。目前农民的上访已经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然而,上访本身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
(三)村民自治组织渠道
村民自治是农民依法自主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物的基层民主制度,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的一个重大进程。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意愿表达的重要途径。村民意愿主要是通过会议活动表达的。农民通过参加不同形式的村务会议直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参与影响村务决定。这是村民参与的一种正式、直接而有效的方式。这些会议主要有村民大会、小组长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村民大会一般讨论涉及全村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有些地方还通过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监督。
比如,2005年11月,浙江省常山县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以“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帮民富”为主题的“民情沟通日”制度。制度要求基层干部在平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情的基础上,通过每月10日在相对固定的场所接待村民,开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面对面沟通,宣传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群众在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方面存在的民生问题,并通过联席会议交办等形式解决问题。这项制度的实施分民情排查、民情沟通、民情处置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求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从而避免了制度流于形式。目前,这项制度已经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延伸到城市社区干部与居民的沟通以及医患沟通、警民沟通和家校沟通等。
(四)媒体渠道
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我国民主进程的发展而使新闻媒体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不少农民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反映意见、表达利益,从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由于媒体传播民意的优势明显,比如广泛、及时、公开等特点,农村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媒体首先提出,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的一些意见和要求,经新闻媒体传播,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往往会使某种意愿和要求变得不可抗拒。目前各新闻媒体普遍增加了让公民通过媒体直接参与的栏目,如“读者信箱”之类的专栏,直接刊登公民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广播、电视则利用其直接的试听形象与听众和观众共同进行各种“谈话”节目。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闻媒体中也普遍存在着报喜不报忧、回避问题实质的现象。另外,网络作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一种标志性信息传播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网络以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巨大优势成为民意表达中影响最大、势头最盛的渠道,这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有目共睹的事实。孙志刚案之后,“刘涌案”“宝马撞人案”“钉子户”等一系列事件都在网上形成了巨大的民意潮流,从而影响事件发生的轨迹,尤其是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制约和影响。网络民意效能的发挥使网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似乎得到直接的实现,反过来刺激了网民的激情,唤醒了广大网民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网络对农民意愿的表达速度更加迅速、及时,而且较之其他渠道成本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通过网络,可以掌握政府各方面的信息,通过网络实现与行政系统地互动和沟通,有助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减少冲突。
此外,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大致包括:党员村民通过党组织来表达自己和村民群众的意愿等。村民群众通过村民代表会议、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村民自治组织直接参与某些村务管理活动。村民群众通过共青团、妇代会、老年人协会等社区组织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和影响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运作,作为集体企业职工的村民通过企业组织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和建议。
三、新农村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的优化整合
综上所述,在当代农民政治意愿表达的各种渠道中,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意愿表达渠道已经进入了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始在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了草根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网络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足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如缺少必要的约束和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缺乏深度的思考和探索等。而作为网络使用者的农民也存在着低龄化、低知化、娱乐化的特点,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网络作为农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的有效性。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便在于网络表达渠道的无序性和无指向性。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在网络应用技术上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网络表达渠道在更多的时候仅限于单向性表达,缺少政府的及时回应。无反馈的表达导致无序性,网络的便利性更扩大了这种无序性。但是在这个信息化越来越普遍的时代,作为被使用最广泛的草根政治途径之一,网络渠道的利始终是大于弊的,而要想使其在农民政治意愿表达中发挥更大更根本的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优化整合。
首先,网络渠道自身的优化。目前我国农民中使用网络渠道的大部分是青年一代的农民,网络在中年及以上年龄阶层的农民中仍未普及。可由村里基层组织向农民口头推广网络,或提供直接使用途径,如开办电脑室等。但仅仅提供硬件设施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途径培养农民网民的政治自觉性,让他们明白这是一种可以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有效渠道并且学会如何合理使用这一渠道。
其次,网络渠道与其他渠道的整合。网络渠道的无序性和无指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究其原因便在于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渠道,缺少与上部的接口。建议可以将村民自治即村民会议这一渠道与其相结合。当前开展的各种村民会议、恳谈会等实体会议多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弊病,而且往往涉及人员较少,话题范围较窄。通过网络和政府工作机关的紧密连接,既可以以农民的政治意愿准确及时地上传并得到及时的解决,又可以避免面对面上访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国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已成为全国政治文明建设顺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通过对我国农民现有政治渠道的分析和对网络渠道的优化整合,相信我国新农村农民的政治诉求一定可以逐步得到合理表达和实现,政治参与度逐渐提高,最终成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推动我国农村乃至全国的政治民主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程贵铭,朱启臻.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程竹汝.授权与监督——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通.学术月刊,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