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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吸纳，促成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和重建，创造出了富有诗性的“灵的文学”。以《骆驼祥子》为代表的小说叙事着重于人的心灵的探究，体现了老舍对“灵的文学”纲领的艺术实践。
关键词： 叙事方式 中西方文化 灵的文学 《骆驼祥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市民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通过各类市民性格的刻画探求了中国国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与弱点，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中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及半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老舍的反思与批判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优劣的对比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所受到的平民社会的市井气息及皇城帝都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找到了一种最适宜、含蕴丰富的老舍式风格。
一、“灵的文学”的提倡
就叙事文学而言，大致可把西方主流文化分为三个时期：基督教文化、启蒙文化和存在主义文化。老舍与西方这三个时期叙事文学的关系影响了他与时代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文化主题集中于“天路历程”，老舍对但丁的艺术崇敬得无以复加。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中称赞但丁的《神曲》是最伟大最成功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1]。老舍对普通人生之外的神学道德也极为钦敬。但老舍对和启蒙主义文化相对应的西方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吸收得较多，这对突出他的作家主体地位有重要的作用。老舍对文学和人生关系的把握、对叙事对象的同情都与欧洲小说这一阶段作品的影响分不开。启蒙主义之后，人们渐渐离开神学思想，对世俗的探索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人们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在这一阶段，老舍关注最多的是二十一世纪初三十年代的英法作家新浪漫主义的作品，这给他的小说以更多的灵动、更多的丰富叙事对象人格的手段及更深刻的现代悲剧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创作的人文倾向。
叙事文学少不了人和事，老舍认为中国小说中的人往往淹没在事的连续过程中，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老舍努力地改变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他从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古典的富有节制的匀称美，于启蒙主义后的小说中掌握了对现实刻画的力量，在世纪初的作品中找到了更真切的深度体验的途径和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方式。在老舍的小说中，事的概念总和人连在一起，它是引起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种种思想情感变化的客体。由于和人的联系，老舍作品中的叙述事实总是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显示出丰富的意义与哲理，体现出情感的波动和谐。“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2]。老舍三十年代以后成熟的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往往并不复杂，但有浓的笔尖下滴下血泪来的情感蕴涵在其中，有明确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显示出来。老舍推崇文学对人生的指导，因此他并不特意追求情节。老舍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养成事事都要探求其隐藏的真理的习惯”[3]。老舍小说叙述中的人，既体现着传统小说性格鲜明的特征，又体现着现代人的社会自觉——个人的追求与痛苦中的人物对生命的自我审视，同时追求着在人类普遍感情中的永久意义。
对于叙事文学的创作，老舍总结为中国作家写人“专谈人与人的关系”，“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为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4]。应该说，欧洲灵的传统来自于基督教文化，那一时代绝大多数人过着忏悔自省的生活，其思维方式就是重视内面生活，虽然在近代社会中宗教的力量削弱了，但西方人仍注重创作阅读中的灵的成分。相比较而言，中国小说传统对灵的问题缺乏观照。中国人对生活的世俗理解，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根本没有必要为死后的事伤脑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内省倾向在民初文学中从作家的潜意识中流露出来，尽管只是存在于情感的表层。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只是一种文化批判，提倡人生目的要更注重发展灵的神性。老舍对“灵的文学”的注意，却真正将“灵”的概念引入小说叙事实践，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描写不再局限于对事件的平铺直叙，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呈现，而将笔触探向人的精神状态，写人性道德和所有世俗生活表象下的灵魂。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老舍的艺术实践除文化批判、国民性改造之外，还强调灵的文学是为了使文学具有更深厚的同情，他的叙事目的是由对叙事对象寄予同情进而体认生活，解释生活，揭示生活的哲理。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面貌大多是平民，然而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及人伦关系的影响。他着力写的是各种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精神上的关系，他们的信仰、文化、生命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冲突，表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中文化的蜕变。对西方文明的参照和文化批判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使老舍的叙事闪动着批判的光芒，表现着叙事对象的悲剧命运，在病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中显示着人物的精神病态。
二、《骆驼祥子》——解剖人的心灵
老舍在创作中把民族的、城市的灵魂，自己对历史文化的思考灌注在北京市民的世俗人生风俗民情中，在一切应有的世俗生命现象中处处触摸着人物的灵魂，这应当是老舍所提倡的“灵的文学”的意味，不仅仅是对世俗人生的描写，更是对人的灵魂的触及。在创作《骆驼祥子》时老舍宣布“要有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5]。这里的地狱不仅是社会底层的现实、北平市民的生活，还包括作品中这些人的心灵世界的地狱。进入北平，祥子看见的不仅是洋车，还有人的心灵：剥削者的心灵、穷人的心灵、恶的心灵和善的心灵。同样作为个人奋斗者，祥子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不同的，于连是一位工厂小业主的儿子，他的梦想是要跻身上流社会，最终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祥子只是一個来自乡村的淳朴的年轻人，他的目标仅仅是有一辆自己的洋车。“车”成为祥子的命，祥子的信仰，祥子的一切。对车的向往追求成为支撑祥子的精神支柱，有理想的祥子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车，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年代，似乎注定了祥子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把握方式是错误的，他的一生似乎注定被黑暗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悲剧成为偶然中的必然，祥子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据说犹太人善于嘲讽自己的苦难，中国的小说家也有这一方面的禀赋，然而在大多数的创作中纯粹精神的诗意的痛苦是很少的，甚至不是命运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强加给人类的痛苦。这是一些不大体面的卑琐的苦难，而且似乎仅仅是个人的，这种苦难被无情地归结为“口腹之欲”。在祥子的身上所承受的苦难的来源也不例外，“穷”本身并不能激发人的尊严感，相反“穷”往往参与对人的尊严感的剥夺。因为车的信仰，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上，在物质方面祥子仅仅关注的是凭着辛勤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但在精神上祥子对车的近乎崇拜的方式成为他与这个世界有所关联的纽带，“车”成为《骆驼祥子》中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连接点。然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祥子最终一无所有。为了车，祥子可以忍受一切，牺牲一切。追求中的苦难像一张厚实的网笼罩着祥子，时时吞噬着他健康的肌体，先是物质的贫穷，接踵而来的是尊严的丧失，精神上的受损。祥子吞忍着由于灵与肉被损害而生发的痛苦，面对灵与肉这一分离的痛苦，祥子曾苦苦挣扎但最终被痛苦淹没。当经历辛苦积累的钱被侦探讹诈去、虎妞难产、小福子自杀等悲剧后，一系列的坎坷起伏使祥子的生活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生活目标，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理想，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此时的祥子买车已不可能再实现，他与整个的世界相联系的关键就不复存在了，个人世界随着精神支柱的倒塌而倾倒。如果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就无须想了。祥子开始放纵自己堕落下去。知识分子严峻的道德情感使他們厌恶一切堕落行为，这种堕落一方面使他们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却在愤怒中添加了沉痛。在把这一切归罪于旧社会恶势力的同时，老舍毫不留情地对祥子的自甘堕落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里去”[6]。物质上的更加贫困潦倒也就罢了，可怕的是祥子在一系列变故中的精神变化。
老舍提倡“灵的文学”，注重事实之外人的“心象”。在文学概论中老舍曾对世界文学的作品倾向做过细心考察。他认为浪漫主义作品取材过去，而使人脱离现在进入一个幻美世界。写实主义故意搜求人类的丑恶，专求写真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但被老舍称之为“新浪漫主义”的现代派的直觉的心理的精神的表达效果，却促就了《骆驼祥子》这样的优秀作品。“直接在人心中可取道无限错综奇怪的材料”，“用科学的刀剪，去解剖人的心灵”[7]。《骆驼祥子》写了祥子的三起三落，城市是丑恶的，祥子也成为这种丑恶的一部分，病态的文化社会腐蚀了他的心灵，定下了一条毁灭他的道路。祥子在对“灵”的追求过程也完成了触及灵魂的一次生命体验：来自乡村的淳朴原始人到个人主义末路鬼的心灵之旅。《骆驼祥子》成为一部创新的、探讨心灵的小说。祥子由车厂到大杂院，最后走向妓院白房子，每经过一站，他的本质道德思想便愈往下沉沦，因失去道德而灵魂枯萎。年轻的富有奋斗意识的祥子，淳朴的富有善良心的祥子堕落为没有朋友，没有生活信念，孤独寂寞无以为生的可怜鬼。主人公想征服环境而最终被环境征服，与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投降。祥子拒绝回到乡村诚实勤劳的世界里，宁愿在社会的底层继续腐烂。
“灵的文学”的提倡使老舍的小说创作并没有五四后一般作家的西洋味。老舍的创作与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性格鲜明是老舍叙事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纽带，但是如何充实人物主体，使性格鲜明却有着西方文学的影响。老舍小说中要写的是完整的人格，在其创作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灵”，是信仰，是人物对现实世界的精神把握方式，“灵”使老舍小说中的叙事对象得到充实，展示着人之为人的力量，尽管有时他是丑恶的。
老舍认为由观察人生认识人生，从而使人生的内部活现于一切人的面前，应以小说是最合适的工具。《骆驼祥子》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祥子的遭遇使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那丑恶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的心灵深处的丑恶。老舍突破了只有关心中国社会问题的狭窄的小说领域，他既站在现代意识层面上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又从传统文明的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大胆地描写人性，解剖人类的心灵，真正实践着“灵的文学”的纲领：“从灵的文学入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8]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写与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44.
[2]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事实的运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51.
[3]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怎样写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51，452.
[4][8]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灵的文学与佛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44，446.
[5]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我怎样写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06.
[6]老舍.老舍文集·第三卷·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15.
[7]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文学概论讲义·文学的倾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16.
关键词： 叙事方式 中西方文化 灵的文学 《骆驼祥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市民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通过各类市民性格的刻画探求了中国国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与弱点，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中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及半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老舍的反思与批判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优劣的对比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所受到的平民社会的市井气息及皇城帝都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找到了一种最适宜、含蕴丰富的老舍式风格。
一、“灵的文学”的提倡
就叙事文学而言，大致可把西方主流文化分为三个时期：基督教文化、启蒙文化和存在主义文化。老舍与西方这三个时期叙事文学的关系影响了他与时代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文化主题集中于“天路历程”，老舍对但丁的艺术崇敬得无以复加。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中称赞但丁的《神曲》是最伟大最成功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1]。老舍对普通人生之外的神学道德也极为钦敬。但老舍对和启蒙主义文化相对应的西方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吸收得较多，这对突出他的作家主体地位有重要的作用。老舍对文学和人生关系的把握、对叙事对象的同情都与欧洲小说这一阶段作品的影响分不开。启蒙主义之后，人们渐渐离开神学思想，对世俗的探索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人们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在这一阶段，老舍关注最多的是二十一世纪初三十年代的英法作家新浪漫主义的作品，这给他的小说以更多的灵动、更多的丰富叙事对象人格的手段及更深刻的现代悲剧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创作的人文倾向。
叙事文学少不了人和事，老舍认为中国小说中的人往往淹没在事的连续过程中，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老舍努力地改变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他从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古典的富有节制的匀称美，于启蒙主义后的小说中掌握了对现实刻画的力量，在世纪初的作品中找到了更真切的深度体验的途径和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方式。在老舍的小说中，事的概念总和人连在一起，它是引起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种种思想情感变化的客体。由于和人的联系，老舍作品中的叙述事实总是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显示出丰富的意义与哲理，体现出情感的波动和谐。“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2]。老舍三十年代以后成熟的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往往并不复杂，但有浓的笔尖下滴下血泪来的情感蕴涵在其中，有明确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显示出来。老舍推崇文学对人生的指导，因此他并不特意追求情节。老舍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养成事事都要探求其隐藏的真理的习惯”[3]。老舍小说叙述中的人，既体现着传统小说性格鲜明的特征，又体现着现代人的社会自觉——个人的追求与痛苦中的人物对生命的自我审视，同时追求着在人类普遍感情中的永久意义。
对于叙事文学的创作，老舍总结为中国作家写人“专谈人与人的关系”，“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为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4]。应该说，欧洲灵的传统来自于基督教文化，那一时代绝大多数人过着忏悔自省的生活，其思维方式就是重视内面生活，虽然在近代社会中宗教的力量削弱了，但西方人仍注重创作阅读中的灵的成分。相比较而言，中国小说传统对灵的问题缺乏观照。中国人对生活的世俗理解，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根本没有必要为死后的事伤脑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内省倾向在民初文学中从作家的潜意识中流露出来，尽管只是存在于情感的表层。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只是一种文化批判，提倡人生目的要更注重发展灵的神性。老舍对“灵的文学”的注意，却真正将“灵”的概念引入小说叙事实践，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描写不再局限于对事件的平铺直叙，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呈现，而将笔触探向人的精神状态，写人性道德和所有世俗生活表象下的灵魂。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老舍的艺术实践除文化批判、国民性改造之外，还强调灵的文学是为了使文学具有更深厚的同情，他的叙事目的是由对叙事对象寄予同情进而体认生活，解释生活，揭示生活的哲理。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面貌大多是平民，然而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及人伦关系的影响。他着力写的是各种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精神上的关系，他们的信仰、文化、生命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冲突，表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中文化的蜕变。对西方文明的参照和文化批判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使老舍的叙事闪动着批判的光芒，表现着叙事对象的悲剧命运，在病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中显示着人物的精神病态。
二、《骆驼祥子》——解剖人的心灵
老舍在创作中把民族的、城市的灵魂，自己对历史文化的思考灌注在北京市民的世俗人生风俗民情中，在一切应有的世俗生命现象中处处触摸着人物的灵魂，这应当是老舍所提倡的“灵的文学”的意味，不仅仅是对世俗人生的描写，更是对人的灵魂的触及。在创作《骆驼祥子》时老舍宣布“要有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5]。这里的地狱不仅是社会底层的现实、北平市民的生活，还包括作品中这些人的心灵世界的地狱。进入北平，祥子看见的不仅是洋车，还有人的心灵：剥削者的心灵、穷人的心灵、恶的心灵和善的心灵。同样作为个人奋斗者，祥子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不同的，于连是一位工厂小业主的儿子，他的梦想是要跻身上流社会，最终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祥子只是一個来自乡村的淳朴的年轻人，他的目标仅仅是有一辆自己的洋车。“车”成为祥子的命，祥子的信仰，祥子的一切。对车的向往追求成为支撑祥子的精神支柱，有理想的祥子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车，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年代，似乎注定了祥子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把握方式是错误的，他的一生似乎注定被黑暗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悲剧成为偶然中的必然，祥子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据说犹太人善于嘲讽自己的苦难，中国的小说家也有这一方面的禀赋，然而在大多数的创作中纯粹精神的诗意的痛苦是很少的，甚至不是命运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强加给人类的痛苦。这是一些不大体面的卑琐的苦难，而且似乎仅仅是个人的，这种苦难被无情地归结为“口腹之欲”。在祥子的身上所承受的苦难的来源也不例外，“穷”本身并不能激发人的尊严感，相反“穷”往往参与对人的尊严感的剥夺。因为车的信仰，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上，在物质方面祥子仅仅关注的是凭着辛勤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但在精神上祥子对车的近乎崇拜的方式成为他与这个世界有所关联的纽带，“车”成为《骆驼祥子》中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连接点。然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祥子最终一无所有。为了车，祥子可以忍受一切，牺牲一切。追求中的苦难像一张厚实的网笼罩着祥子，时时吞噬着他健康的肌体，先是物质的贫穷，接踵而来的是尊严的丧失，精神上的受损。祥子吞忍着由于灵与肉被损害而生发的痛苦，面对灵与肉这一分离的痛苦，祥子曾苦苦挣扎但最终被痛苦淹没。当经历辛苦积累的钱被侦探讹诈去、虎妞难产、小福子自杀等悲剧后，一系列的坎坷起伏使祥子的生活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生活目标，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理想，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此时的祥子买车已不可能再实现，他与整个的世界相联系的关键就不复存在了，个人世界随着精神支柱的倒塌而倾倒。如果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就无须想了。祥子开始放纵自己堕落下去。知识分子严峻的道德情感使他們厌恶一切堕落行为，这种堕落一方面使他们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却在愤怒中添加了沉痛。在把这一切归罪于旧社会恶势力的同时，老舍毫不留情地对祥子的自甘堕落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里去”[6]。物质上的更加贫困潦倒也就罢了，可怕的是祥子在一系列变故中的精神变化。
老舍提倡“灵的文学”，注重事实之外人的“心象”。在文学概论中老舍曾对世界文学的作品倾向做过细心考察。他认为浪漫主义作品取材过去，而使人脱离现在进入一个幻美世界。写实主义故意搜求人类的丑恶，专求写真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但被老舍称之为“新浪漫主义”的现代派的直觉的心理的精神的表达效果，却促就了《骆驼祥子》这样的优秀作品。“直接在人心中可取道无限错综奇怪的材料”，“用科学的刀剪，去解剖人的心灵”[7]。《骆驼祥子》写了祥子的三起三落，城市是丑恶的，祥子也成为这种丑恶的一部分，病态的文化社会腐蚀了他的心灵，定下了一条毁灭他的道路。祥子在对“灵”的追求过程也完成了触及灵魂的一次生命体验：来自乡村的淳朴原始人到个人主义末路鬼的心灵之旅。《骆驼祥子》成为一部创新的、探讨心灵的小说。祥子由车厂到大杂院，最后走向妓院白房子，每经过一站，他的本质道德思想便愈往下沉沦，因失去道德而灵魂枯萎。年轻的富有奋斗意识的祥子，淳朴的富有善良心的祥子堕落为没有朋友，没有生活信念，孤独寂寞无以为生的可怜鬼。主人公想征服环境而最终被环境征服，与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投降。祥子拒绝回到乡村诚实勤劳的世界里，宁愿在社会的底层继续腐烂。
“灵的文学”的提倡使老舍的小说创作并没有五四后一般作家的西洋味。老舍的创作与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性格鲜明是老舍叙事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纽带，但是如何充实人物主体，使性格鲜明却有着西方文学的影响。老舍小说中要写的是完整的人格，在其创作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灵”，是信仰，是人物对现实世界的精神把握方式，“灵”使老舍小说中的叙事对象得到充实，展示着人之为人的力量，尽管有时他是丑恶的。
老舍认为由观察人生认识人生，从而使人生的内部活现于一切人的面前，应以小说是最合适的工具。《骆驼祥子》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祥子的遭遇使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那丑恶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的心灵深处的丑恶。老舍突破了只有关心中国社会问题的狭窄的小说领域，他既站在现代意识层面上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又从传统文明的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大胆地描写人性，解剖人类的心灵，真正实践着“灵的文学”的纲领：“从灵的文学入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8]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写与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44.
[2]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事实的运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51.
[3]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怎样写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51，452.
[4][8]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灵的文学与佛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44，446.
[5]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我怎样写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06.
[6]老舍.老舍文集·第三卷·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15.
[7]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文学概论讲义·文学的倾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