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攘外者，必先安内。”2017年12月，经参议院投票惊险通过后，特朗普签署了《减税和就业法案》，标志着其“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终于落子实处。2018年1月，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约10%，再创历史新高，“贸易战”的威胁恐再度加大。
　　美国贸易逆差激增或成为短期“贸易战”的导火索。《减税和就业法案》通过后，在美国经济延续稳健复苏的情况下，减税利好仍将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进口和贸易逆差均有望攀升，成为“贸易战”的导火索。此次特朗普税改的核心是大幅永久性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将拉动投资需求。从历史经验来看，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减税措施均很快对美国经济带来了提振，总需求的扩张也在短期内拉动美国进口急剧增长。从区域分布来看，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新增逆差的最重要来源，本次特朗普税改的利好会在短期内刺激美国进口，中、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顺差有望迅速扩大，这在短期会加大“贸易战”的压力。
　　美国通过贸易壁垒扭转相对竞争力劣势是中期“贸易战”的动因。一方面，税改带来的资金回流将给美元制造升值压力，削弱美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有悖于制造业回流的目标。特朗普可能会对美国的主要逆差来源国施加货币升值压力，以保持美元相对稳定，甚至略微贬值。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税改有助于资金回流，但这些资金能否转化为制造业投资仍有疑问。历史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所得税下降与私人固定资本形成增长之间存在两到三年的时滞。在此情形下，特朗普通过“贸易战”和“货币战”扭轉美国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劣势、拉动对美直接投资或为主动之举。

　　美国的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是长期“贸易战”的根源。第三方机构的研究则表明，2014年，美国收入前 1% 成年人的收入份额超过20%，收入前 10% 成年人的收入份额高达47%。在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特朗普的个税改革和企业税下降，特别是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限额税”等措施仍然主要涉及高收入群体，这将导致高收入阶层持续受益，而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继续下滑，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日渐侵蚀着制造品需求长期增长的基础。美国相对需求的萎缩意味着回流的“美国制造”不得不更多着眼于外向型需求，这也为未来全球制造品供给相对过剩和可能的贸易冲突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国税改落地之后，短期贸易逆差激增、中期主动设立贸易壁垒、长期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将增加全球贸易冲突的概率。要想避免“贸易战”或“货币战”的发生，各国结构性改革的进展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协同性至关重要，2018年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风险回潮的共振应引起投资者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