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的那个冬季，我逐一走访尚处温暖冬日下的上海滩边的基金公司，时任汇添富副总的于东升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总不希望我们这些老朋友，一个个都离开这个行业吧？”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基金公司的老总、副总和明星基金经理纷纷跳槽，或转投私募，或彻底离开。
　　于东升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这一趋势并未减缓，直到范勇宏——这位在基金行业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也在与资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看上去，基金公司的领军人或者明星人物，最终以悲剧色彩告别自己钟爱的行业或公司，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宿命特征。
　　事情的逻辑非常简单：基金公司的管理者，在股东眼里，只是干活的。干不好，股东赚不到钱，他们当然随时可能换掉你；干好了，钱多了，你想多分，你不听话，股东也可以换掉你。
　　所以，无论干得好与不好，在基金公司干活儿的人，都不踏实。如果要在这一行当生存得久远，就不仅需要三头六臂的能力，还需要眼观六路的敏锐，甚至八面玲珑的圆滑——往褒义上说，就是需要大智若愚、心如止水。
　　然而，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多数人都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
　　在外人眼里，基金公司老总（其实也包括诸多明星基金经理）的薪酬已足够高，为什么还不满足呢？外人不知道，在普通人盯着他们数百万或上千万年薪的同时，基金公司领军人看到的则是，在他们手里，公司规模从几十亿扩充到几百亿乃至上千亿，股东大赚特赚，而他们自己的待遇，则远远跟不上这一步伐。
　　你不能简单用“贪得无厌”来解释他们。在他们看来，在资本和金融这个行当中，股权激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比如创业板上的那些公司，比如那些私募基金公司。为什么到了公募基金公司，这就成了老大难问题呢？
　　于是，他们选择不同的方式寻求突破。有的人，大声地说，比如2010年“两会”期间，交银施罗德副总谢卫提交过“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提案”，由于此提案击中基金行业命脉，被广为关注。谢卫见到我，谈及此事，也颇为得意。但关注也好，得意也罢，最终此提案石沉大海；有的人，悄悄地做，比如范勇宏团队曾意欲通过间接持股第三方理财机构来达到股权激励的目的，但遭到大股东中信证券的明确反对，这也导致他最终心灰意冷，离开亲手创办并领导14年之久的华夏基金公司。
　　在基金公司管理层眼里，担忧股东和资本过于强势，束手束脚；但在股东眼里，也担忧基金公司管理层独来独往，失去控制。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大约一年前的冬季，在温暖的深圳，鹏华基金总裁邓召明向我勾画了这样一个设想：“在基金公司董事会中，股东、基金公司核心管理层、基金持有人各占1/3。这样，只要业绩做得好，只要基金持有人满意，股东就不可能随意撤换管理层，管理层也不可能天马行空；如果业绩不灵，基金持有人自然会和股东方联手，撤换他们。”
　　可是更多的人，既不说，也不做，他们选择离开。不过，大多数人离开之后并不顺利，甚至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要么业绩一落千丈，要么被迫反复跳槽，要么被查锒铛入狱。悲剧就这么一再上演着。请记住这些人的名字：熊双文、员瑞恒、王宏远、王贵文、唐建、吕俊、江晖、李旭利、韩方河、莫泰山、王亚伟、肖风、范勇宏……
　　不管是呼喊、尝试还是设想，目前还都没有实际成效，《基金法》修订案草案也未在这方面取得突破。但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离去的背影，也并非过眼烟云。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