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放射免疫分析法（RIA）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它是激素研究领域一次真正的革命，“她的方法和对其做出的修改，使他们的胜利之旅不仅远远超出了她自己的研究范围，还深入了生物学和医学的广阔领域”。
1921年7月19日，罗莎琳出生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被家庭和时代所困，罗莎琳的父母都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即便如此，这家人却有着对教育的渴望—夫妇二人经常带罗莎琳和她的哥哥亚历山大去公共图书馆，给孩子灌输读书和写作的冲动，还希望两人都考上大学。
在这样的支持下，罗莎琳得以进入学校学习。她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数学和化学的兴趣和天赋。八岁那年，罗莎琳对父母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个与当时世俗习惯相违背的愿望，真的会在多年后得以实现—虽然她会经历许多艰辛。
以优异的成绩从沃尔顿高中毕业后，罗莎琳进入了纽约市的亨特女子学院（后并入纽约城市大学），这所学校可以为纽约市居民免除学费，多少缓解了她的家庭的资金压力。1941年，20岁的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亨特学院的物理专业。
罗莎琳想继续学业，可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学校会为女性提供奖学金。而她的家人，也不再像她幼年时那样鼓励她一直读书。多年后，她在演讲时说道：“我很高兴能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我的家人则更‘实际’一些，他们认为我最理想的工作是当一名小学教师。”
幸而她的导师看到了她的天赋，用居里夫人的例子鼓励她继续深造。罗莎琳受此鼓舞，决心继续求学。但不久后，她便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作为女性，她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机会极为渺茫。她只好采取迂回的战术—学会了打字，为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的顶尖生物化学家鲁道夫·舍恩海默做秘书。为了保证自己有学可上，后来她又找了另一份工作：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位生物化学家迈克尔·海德伯格当助理。她经常跟着两位科学家到大学课堂上，记录课堂内容，这两份工作使她获得了免费上课的机会。
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高潮，学校里的男教师们不得已离开了他们的大学职位，应征入伍。这些空出来的职位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学机会。1941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物理系向罗莎琳伸出了橄榄枝，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伊利诺伊大學工程学院获得了攻读物理学研究生的机会，还获得了助教奖学金。那时学院有400名教师和助教，她是唯一的女性。
1947年，罗莎琳开始与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 VA）长期合作，成为布朗克斯区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退伍军人事务部想要建立研究项目来探索放射性物质的医学用途，而她将注定在这一领域大放异彩。
1950年秋，罗莎琳装备了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并决定离开教学，全职专注于研究。在那里罗莎琳遇见了她的长期研究伙伴—内科医生所罗门·伯尔森。他们共同发现了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测量血液、研究碘代谢和诊断甲状腺疾病的新方法，后来他们决定将这种方法用于对激素的研究。
罗莎琳和伯尔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作为标记和标签，用于研究胰岛素。特定的放射性原子在生物材料中很少见，所以这些原子可以被用来标记更大的分子，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体内被追踪。他们用放射性碘（I-131）标记胰岛素，以此来监测人体从循环血液中取出胰岛素的速度。
他们发现，受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球蛋白（血清蛋白）与放射性胰岛素结合后产生了免疫反应，这种防御机制降低了胰岛素从体内排出的速度。因此注射胰岛素可以使患者免疫，从而产生胰岛素结合抗体，使胰岛素分子保持在血液中。他们将研究结果提交给《科学》和《临床研究杂志》（JCI），然而两个期刊都拒绝了这篇论文。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主流学说认为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像蛋白质分子这样小的实体，人们都觉得胰岛素还不足以诱导抗体的产生。编辑甚至批评他们使用“胰岛素抗体”这个词，罗莎琳和伯尔森思前想后，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就把“抗体”这个词改成了“胰岛素球蛋白结合”，没想到只是命名上的差别，就让JCI重新审视了这项研究，1956年，论文如期发表。
虽然经历了这个小插曲，罗莎琳和伯尔森还是坚持不懈地继续研究。他们获得了一个额外的重要发现：即使在低到难以置信的低浓度物质中，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的测量也极为灵敏。1959年，罗莎琳和伯尔森将这种用放射同位素法研究抗原与抗体主要反应的方法命名为放射免疫分析法（RIA）。
1960年，他们又发表了一份改良的RIA方法的详细报告。那时RIA还处于起步阶段，反对者众多，但罗莎琳和伯尔森不厌其烦地发表解释，吸引更多人关注它。
RIA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能快速精确地测量激素、维生素、病毒、酶、药物和数百种其他物质的浓度。这项技术非常敏感，它甚至能在近100千米深的水中探测到一茶匙的糖。由于罗莎琳的工作，许多疾病可以被诊断、治疗或检测，比如用人类生长激素治疗患有侏儒症的儿童；对新生儿进行检查，以防止发育迟缓；对血库进行疾病筛查；对运动员进行药物滥用测试……RIA还可以用来测量在生物体内和体外（如病毒、药物和激素）的液体中大量存在的物质。
1972年，伯尔森去世了，尽管他在去世前几年减少了他的研究活动，但他和罗莎琳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5年后，罗莎琳因与伯尔森一起发明并改进了RIA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伯尔森却没能和她一同登上领奖台。为了表示敬意，罗莎琳坚持把他们的工作场所改名为所罗门·伯尔森研究实验室。
对学习的渴望
1921年7月19日，罗莎琳出生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被家庭和时代所困，罗莎琳的父母都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即便如此，这家人却有着对教育的渴望—夫妇二人经常带罗莎琳和她的哥哥亚历山大去公共图书馆，给孩子灌输读书和写作的冲动，还希望两人都考上大学。
在这样的支持下，罗莎琳得以进入学校学习。她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数学和化学的兴趣和天赋。八岁那年，罗莎琳对父母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个与当时世俗习惯相违背的愿望，真的会在多年后得以实现—虽然她会经历许多艰辛。
以优异的成绩从沃尔顿高中毕业后，罗莎琳进入了纽约市的亨特女子学院（后并入纽约城市大学），这所学校可以为纽约市居民免除学费，多少缓解了她的家庭的资金压力。1941年，20岁的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亨特学院的物理专业。
唯一的女性
罗莎琳想继续学业，可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学校会为女性提供奖学金。而她的家人，也不再像她幼年时那样鼓励她一直读书。多年后，她在演讲时说道：“我很高兴能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我的家人则更‘实际’一些，他们认为我最理想的工作是当一名小学教师。”
幸而她的导师看到了她的天赋，用居里夫人的例子鼓励她继续深造。罗莎琳受此鼓舞，决心继续求学。但不久后，她便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作为女性，她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机会极为渺茫。她只好采取迂回的战术—学会了打字，为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的顶尖生物化学家鲁道夫·舍恩海默做秘书。为了保证自己有学可上，后来她又找了另一份工作：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位生物化学家迈克尔·海德伯格当助理。她经常跟着两位科学家到大学课堂上，记录课堂内容，这两份工作使她获得了免费上课的机会。
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高潮，学校里的男教师们不得已离开了他们的大学职位，应征入伍。这些空出来的职位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学机会。1941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物理系向罗莎琳伸出了橄榄枝，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伊利诺伊大學工程学院获得了攻读物理学研究生的机会，还获得了助教奖学金。那时学院有400名教师和助教，她是唯一的女性。
挽救生命的发现
1947年，罗莎琳开始与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 VA）长期合作，成为布朗克斯区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退伍军人事务部想要建立研究项目来探索放射性物质的医学用途，而她将注定在这一领域大放异彩。
1950年秋，罗莎琳装备了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并决定离开教学，全职专注于研究。在那里罗莎琳遇见了她的长期研究伙伴—内科医生所罗门·伯尔森。他们共同发现了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测量血液、研究碘代谢和诊断甲状腺疾病的新方法，后来他们决定将这种方法用于对激素的研究。
罗莎琳和伯尔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作为标记和标签，用于研究胰岛素。特定的放射性原子在生物材料中很少见，所以这些原子可以被用来标记更大的分子，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体内被追踪。他们用放射性碘（I-131）标记胰岛素，以此来监测人体从循环血液中取出胰岛素的速度。
他们发现，受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球蛋白（血清蛋白）与放射性胰岛素结合后产生了免疫反应，这种防御机制降低了胰岛素从体内排出的速度。因此注射胰岛素可以使患者免疫，从而产生胰岛素结合抗体，使胰岛素分子保持在血液中。他们将研究结果提交给《科学》和《临床研究杂志》（JCI），然而两个期刊都拒绝了这篇论文。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主流学说认为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像蛋白质分子这样小的实体，人们都觉得胰岛素还不足以诱导抗体的产生。编辑甚至批评他们使用“胰岛素抗体”这个词，罗莎琳和伯尔森思前想后，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就把“抗体”这个词改成了“胰岛素球蛋白结合”，没想到只是命名上的差别，就让JCI重新审视了这项研究，1956年，论文如期发表。
“不相关研究”中的大突破
虽然经历了这个小插曲，罗莎琳和伯尔森还是坚持不懈地继续研究。他们获得了一个额外的重要发现：即使在低到难以置信的低浓度物质中，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的测量也极为灵敏。1959年，罗莎琳和伯尔森将这种用放射同位素法研究抗原与抗体主要反应的方法命名为放射免疫分析法（RIA）。
1960年，他们又发表了一份改良的RIA方法的详细报告。那时RIA还处于起步阶段，反对者众多，但罗莎琳和伯尔森不厌其烦地发表解释，吸引更多人关注它。
RIA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能快速精确地测量激素、维生素、病毒、酶、药物和数百种其他物质的浓度。这项技术非常敏感，它甚至能在近100千米深的水中探测到一茶匙的糖。由于罗莎琳的工作，许多疾病可以被诊断、治疗或检测，比如用人类生长激素治疗患有侏儒症的儿童；对新生儿进行检查，以防止发育迟缓；对血库进行疾病筛查；对运动员进行药物滥用测试……RIA还可以用来测量在生物体内和体外（如病毒、药物和激素）的液体中大量存在的物质。
1972年，伯尔森去世了，尽管他在去世前几年减少了他的研究活动，但他和罗莎琳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5年后，罗莎琳因与伯尔森一起发明并改进了RIA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伯尔森却没能和她一同登上领奖台。为了表示敬意，罗莎琳坚持把他们的工作场所改名为所罗门·伯尔森研究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