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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在陕北和天安门城楼的合影依稀留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记忆里。斯诺是一位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和陕北红军、共和国的诞生和辉煌连在一起。多年后我翻译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的传记时，才意外读到一九三七年之前斯诺在中国游历时和洛克相识并屡有交接。读了汉密尔顿的《斯诺传》和方思吾（Robert M.Fansworth）的《从流浪汉到记者》，又有了更深的了解：一位苏区记者，一位博物学家，同样迢迢千里来中国，同样来了后就难以走开，一辈子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斯诺（一九0五至一九七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高中时就着迷于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的游记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崇尚个体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后来步哥哥后尘去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了两门和广告业、新闻写作有关的夜校课后回老家，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上了一年学后再次来到纽约闯荡，决心出去看世界，立志当记者和作家。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他乘坐的“拉德诺号”货轮在上海靠岸。此后一年，通过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的引荐，他在《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广告部助理经理，既写文章又做广告。当年的密苏里大学培养了美国第一批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记者，对刚刚起步的斯诺来说，堪称天时地利的是当时美国驻沪的新闻界几乎被密苏里大学的校友垄断了。他们代表了密苏里草根派新闻报道风格，和沪上的英国媒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初在上海的这一年，他在新闻界初试锋芒，得以在上海、华北和东北旅行，耳闻目睹中国军阀混战和蒋介石刚出山的乱世景象。
一九二九年七月，罗斯福·卡米特和西奥多兄弟（老罗斯福总统的儿子）结束了川西探险回美，途经上海时，斯诺和他们见面长谈。他们跟斯诺描述了溜索过长江，用简陋的水筏漂游澜沧江以及屡遇盗匪的历险，还有四川的金丝猴、云南的岩羊等等新奇的见闻。他们特别提到，经过小凉山时见到了永宁土司总管和正在总管府邸做客的奥地利裔美国籍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斯诺读过洛克发表在《国家地理》上的有关中国边疆的系列文章，和《国家地理》的许多热心读者一样，他从中了解洛克游走汉藏边地生动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在新奇的文化环境里和当地人密切交往不同凡响的趣事。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西部边疆鲜为人知，洛克笔下的西南边疆深深地吸引着斯诺。
约瑟夫·洛克（一八八四至一九六二）这位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的奥地利人，生长在维也纳。他天资聪颖，却出身贫寒，年幼丧母，靠父亲在一位波兰伯爵府邸做厨子和家佣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从懂事起，就自卑于家庭背景和不幸的童年，满心希望能尽早远走高飞，去旅行，去探险。他高中一毕业就离家出走，在欧洲、北非旅行两年后，一九0五年，也就是斯诺出生的那一年，他在安特卫普跳上了开往纽约的海轮。
如果说斯诺起步新闻界得助于活跃于上海的密苏里大学校友，那么洛克则以其超群的语言天赋和勤奋，还有绝对的自信，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研究夏威夷树种领域一名杰出的植物学家。在夏威夷生活了十二年后，大学教职不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洛克来到美国本土寻找机会。一九二二年，他被农业部派往泰国寻找能治麻风病的大风子树。此行回美后，他马上又被哈佛大学阿诺德树種园派往甘青，到阿尼玛卿山区和祁连山区采集珍稀灌木和针叶树种。继而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他受国家地理学会资助，来到中国西部山区，从丽江出发经永宁去木里和康定一带，勘测贡嘎山的高度。其间在永宁土司府邸短住时，他意外见到了找上门来的罗斯福兄弟，听到了来自隔绝已久的外面世界的新闻。当斯诺在上海饶有兴致地听罗斯福兄弟讲川西大熊猫，讲永宁土司和洛克时，洛克完成了木里—永宁—贡嘎山一带的探险，回到丽江歇息。此时他已是一位蜚声博物学界和国家地理学会的探险家。
斯诺在沪上新闻界忙碌了一阵子后，决定开始期盼已久的环球之旅。他一九三0年九月二十日南下，经福州去了台湾，然后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再穿过北部湾，来到越南河内。十二月初，斯诺坐火车沿着中法铁路，从河内出发，经老街再次进入中国。
斯诺结束了他的环球之旅的第一程后，在一九三0年十二月七日，第一次来到昆明。当地美国领事斯蒂文斯（Harry Stevens）急着跟他说，洛克碰巧就在城里，叫他从酒店搬到领馆来住。洛克是当地少有的几位来自西方的常客，他进出丽江，多次经过昆明。可这一次来到昆明后，洛克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懈怠状态。前不久回美筹资不利使得他意气消沉。此时，年轻的斯诺裹挟着东南亚的行尘，来得正是时候。
斯诺到的第二天，洛克就约他聚午餐。初次见面，斯诺告诉洛克，他正打算和两位传教士同行，带上几个脚夫，从昆明一路步行到大理，然后再接着南下缅甸。斯蒂文斯曾跟他说，这一行程土匪四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斯诺去意已决。听着斯诺兴致勃勃描述行程，洛克终于从几个月的懈怠中振作起来，决定着手组织旅行队，前往大理。他有过极不愉快的与白人同行的经历，这一次也许是出于一时冲动，他约斯诺结伴而行。
斯诺从上海启程，一直单枪匹马，现要南下东南亚也没有充足的装备，难怪洛克对斯诺的行旅计划颇不以为然。出发后斯诺亲眼看见洛克率领的旅行队浩浩荡荡的规模和架势时，为之震惊！斯诺做过详细的记录：“整个行程中，洛克率领的众多侍从分成先遣队和后卫队两支。领队的有厨师、厨师助手和一位大管家。他们沿途选择的驻足休憩地点，既要安全，又得保证有好视域。一旦选好点，仆人们就摊开豹皮地毯，然后在上面架好一张桌子，铺上一块干干净净的亚麻桌布，放上瓷质碗盘、银质餐具和餐巾。当随后的人马跟上来时，饭菜差不多做好了。一般晚餐有好几道主菜，之后辅以茶和开胃酒。”相比之下，正如洛克预测的，斯诺路上竟然不顾卫生食用蔬菜。洛克断言：斯诺要是这么做，迟早会送命！洛克身体不适时不能骑马，就让四川脚夫用滑竿抬着他。这让斯诺觉得脸红。而真正让斯诺无法苟同的是洛克一路对贫民百姓的态度。洛克嫌他们肮脏、身上长满了虱子，而且认为中国的民众个性冷漠，动不动就以“没有法子”为借口或是动武来对付生存的困境。洛克情绪低落时甚至写下：“最好这个世界会发生一场大灾难，从而摧毁掉这个不幸、低劣、自私又肮脏的退化的种族。”相反，斯诺对中国的贫苦大众怀有天真的同情心。这使洛克为自己偏激的言行感到羞愧，还向斯诺表白：“这个国家必将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到时我既不参与，也不会谴责中国人的。”洛克还时不时给护卫士兵添点买大烟的工钱，好让他们不去欺诈百姓，也会慷慨地给受病痛之苦的百姓提供救急药品。 一路上他们经历了不少令彼此不快的小插曲。他们携枪弹上路，夜间宿营时就放在枕边以防不测。一次半夜里，斯诺发现自己把随身的枪支落在行李包，起身去取，惊醒了洛克而遭一通数落。洛克甚至还怀疑斯诺在他的旅行箱里翻过东西。斯诺得了湿疹，洛克没好气地写道：“但愿这玩意儿不会传染。”与出发之前对计划出尔反尔一样，洛克一路喜怒无常。经过两周的跋涉，二月十七日他们一行抵达大理。虽则一路平安，但是结伴而行的折腾，让洛克深感不快，埋怨斯诺既不感恩，又没付足一路上他该付的开销。于是，洛克以他一贯的风格，在日记里再次发誓，不再和白人同行，而斯诺显然看到了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风格和性情，写道：“到了大理，新年刚过，民众还在沉睡。我与洛克握手道别，心想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们彼此以饱含醋味和恶意的言辞道别。
三天后，斯诺歇息过来后反思：像洛克这般游历自有其趣，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上路，使出浑身力气翻山越岭，日落时分抵达一处陌生的山谷都不知道今晚歇息何处，只图一天的行旅能换来一个安稳觉。这种经历在内心深处引起的那股简单和原始的激动是城里人感受不到的。斯诺还不得不承认，洛克一路率领着自己的马帮，配有护卫队和准备周全的旅行设施，关照自己和马帮人马的安危，他确实感到安全。即便洛克自高自大，情绪不定，脾气古怪——作为一个西方人，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既想了解中国人而使自己成为当地的一员，又试图以高人一等的“外国王子”自居，把自己和周围老百姓的艰辛生活截然分开——斯诺依然认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要不是遇到他，在土匪四伏的这个地区，自己兴许就不能继续南下缅甸。不过洛克对斯诺既没这么宽容，也缺乏理解。他对斯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笨拙的美国青年，既缺乏生活经验，也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有的是美国乡巴佬的通病——无知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斯诺按原计划离开大理南下缅甸。他仅仅雇了一位骡夫兼厨子，赶着几匹马和骡子，随一支配有护卫的商旅队，两星期后到了伊洛瓦底江畔。他被骡子踢傷了膝盖，又染上了疟疾。身体恢复后，斯诺从八莫去了曼德勒、仰光，接着进入印度，走访了加尔各答、西姆拉、孟买、德里、马杜赖等城市。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他从科伦坡走海路绕回上海。虽然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结束，但是这一程给他带来了做一名报道中国和印度的新闻记者的自信，他还打算把从云南到缅甸的旅途写成书。同时，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大众的生活，有了深切的体会和同情。他亲眼看到中国的贫民百姓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缅甸、越南和印度等国为摆脱殖民统治不约而同地发起争取独立的抗争运动，于是他开始集中报道国际民族主义运动和贫苦大众的生活，同时还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亚洲各国反殖民运动所起的作用。他从此坚信，亚洲大众闹革命、争自由的运动是他们对受苦受难、受压迫的身世的必然回应，并萌生了进入陕北报道工农红军革命运动的念头。
洛克和斯诺在大理分手后，北上丽江，以玉湖村的寓所为据点，回到他的探险、采集、考察和研究的日子。他去附近地区为哈佛大学收集鸟类标本，还请当地一位东巴帮他翻译纳西经文。自此洛克的研究兴趣逐渐偏离博物学。
且不管原因为何，斯诺和洛克在大理分手后的五年里又有多次见面的机会。这些年里，洛克的精力和兴趣逐渐转向纳西语言和宗教，他依然风尘仆仆，四处旅行。而斯诺先后定居上海和北京，担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报刊的专职记者，走访各地，忙于报道中国共产运动的新动态。
一九三二年六月，洛克先去香港治病，出院后来到上海，多半为了冰释前嫌，他约斯诺见面。上次同行虽有过不快，但是斯诺一直对洛克的学识敬重有加，况且他本来性情随和、洒脱。老相识重逢的那一晚，他和洛克重温上次远游的经历，幽默、乐观，还来了兴致带上洛克去玫瑰坊消遣。玫瑰坊是沪上一家夜总会兼餐馆，以跳脱衣舞的舞女出名，西方人消夜的好去处。洛克没想到斯诺会带他进这类地方，以至于事后暴怒之际声称：“假如事先我知道斯诺带我去的是这等地方，打死我都不会跟他去的。”他还在日记里诉说：“斯诺叫了两位美国妞来陪，当他自己和其中一位轻歌曼舞时，我索性叫另一位女孩收拾回家，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她母亲身边。”过后，洛克还不停回想舞厅里的一幕：“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字在转，那就是性。我只觉得，那儿有的是最令人恶心的场面，如此粗俗，粗俗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显然，一直单身、独来独往，从没交过女友，也从未见过这种世面的洛克被西方人在上海的夜生活吓着了。对他这位近似禁欲主义者来讲，确实难以接受。两天后，洛克还为那一晚跟斯诺过不去，满怀激愤地写下了对斯诺的不满。
一九三三年秋，洛克回欧洲看望家人后回中国时从北平进入，因为他又滋生了来京生活的念头。当时，斯诺和海伦婚后移居北平。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斯诺在北平生活了五年，他既当记者，又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其间，司徒雷登校长曾特邀他为师生做演讲，他和海伦还一起积极介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洛克一九三四年秋第二次来访时，带着三位纳西侍从，那时斯诺夫妇已从城里搬到燕京大学校园附近的海淀区。洛克还为以前和斯诺的小冲突过不去，而斯诺和朋友交往历来诚恳又令人愉快，根本不把以前的小纠葛放在心上。
一九三六年五月当斯诺上路前往陕北苏区时，洛克从昆明回到了丽江的旧宅。那时红军两次经过云南北上引起的不安，促使洛克把所有的藏书转运到越南。此后，洛克在深受疾病之扰的同时，为了这批藏书的安全，在昆明、越南、缅甸和夏威夷来回折腾，还不停琢磨该在何处度过余生。其间洛克有机会到昆明医院探望刚刚被红军释放的瑞士裔英国传教士伯斯哈特。当时在华的西方人都非常关注伯斯哈特事件，因为他在长征期间向国民党通报红军行踪而一度被红军关押随军。秋天到了，洛克又动身去东部沿海找好书，北上和在京的法国书商维奇谈书稿。他这次来北平再次见到了刚从陕甘苏区回来的斯诺。斯诺在陕北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访谈记录，正在把陕北的见闻和感受整理成书。这次匆匆见面，斯诺最关心的就是伯斯哈特，向洛克打听这位传教士随军囚禁和释放后的详情。 之后，战火纷飞，他们的路径再也没有交集。斯诺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西行漫记》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新闻界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被公认为把中国陕北红军和共产运动生动形象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在陕甘苏区的四个月使斯诺既实现了在中国漂泊八年凝聚而成的理想事业，又满足了他要了解中国共产国际运动的渴望。他对贫民百姓怀有真切的同情心，有为大众求平等争自由的理想主义信念，使得他比其他西方记者更能深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更能如实报道陕北工农红军的状况。随后，他的记者生涯全面展开，开始了创作的多产时期。虽然斯诺一直理智地自称为“仅仅是历史巨浪中漂泊的一穗玉米”，但是不管他的个人意愿如何，一九四一年他返美后的余生再也无法和中国的共产大业分开。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洛克在中国的生活更加漂泊，迁徙更为频繁，其间遭遇的最大打击发生在一九四四年——他多年来积累的大量纳西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究资料运往美国途中，邮轮在阿拉伯海域被日本海军潜水艇发的鱼雷击中沉没，十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洛克的精神曾一度濒临崩溃。他回美后特意来到康桥，跟哈佛燕京学社叶理绥社长诉说苦衷，叶教授答应为他提供资助重返丽江。此后到一九四九年，他曾有一段短暂的安定时间完成了有关纳西语言、宗教和历史的书稿，但是他几乎没在任何一个地方住上一年之久。虽然他每次离开丽江时反复表示：“下一次回来，我就真的不打算离开了，我将在丽江扎根，直至我的肉身献给燃烧着的火焰，我的骨灰随风飘散在这方泥土上。”但实际上，他始终在昆明、香港、越南和欧美之间穿梭，就像他自己反复自怜自怨的：“哪儿都没有我的家。”
虽然洛克来自欧洲文化中心的维也纳，但是贫寒的出身使得他无法进入上层社会，于是他只能在远东享受“外国王子”的待遇来满足虚荣。中国贫民百姓受压迫的生活境况又不免勾起了他儿时的记忆，给他带来很不自在的认同感，于是他试图在丽江纳西人中寻求归属。斯诺不同，他怀揣同乡马克·吐温笔下的大众革命的理念来到中国，而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间的游历和见闻坚定了他的理想，加深了他原有的对受苦大众的同情和理解。在陕北的四个月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简朴的边区日常生活与北京放松的文化氛围、上海追求物质享受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找到了一直怀揣的对农区百姓的深切同情和怜悯的依托感。那里掀起的共产革命运动虽然和他美国中部草原老家的大众主义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苏区追求为大众谋福利的目标不仅吸引着贫苦大众，而且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所有这些使斯诺得到深深的精神认同。
一九四九年八月，洛克在战火硝烟中离开丽江。他期望，一旦中国的政局稳定下来，他就能再回丽江，继续纳西研究，然后在玉龙雪山下的杏树和桃树丛中告别人世，因为他“宁愿死在丽江美丽的群山之间，也不想躺在美国冰冷的病床上孤独地老去”。他从印度回到了美国，一年又一年，回中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终于认定中国的大门已永远关上了。他举目无亲，也没有安身之所，只是一如既往不停地在维也纳、夏威夷、华盛顿和波士顿之间游走。他没有收入，后来连日常开销都成问题。那时，担任阿诺德树种园主任的默里尔了解他的为人，主动帮他安排，把他存放在夏威夷大学多年的一部分藏书出售给哈佛燕京学社，让他得以维持晚年的生计。
斯诺回美后，成为《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中国、印度和苏联的资深记者。“二战”前和“二战”期问是斯诺职业生涯的黄金期，他先后出了七本书。他最先报道了“二战”期间惨烈的苏联战场、印度独立、甘地被杀等事件，也是最早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之一，同时他还把多年行走中国苏区和世界各地的经历诉诸笔端。“二战”后麦卡锡掀起的“红色恐怖”使得左派知识分子和共产运动同情者一同遭受迫害。即使斯诺一直表示对共产主义持政治中立的态度，但是他的记者生涯深陷困境，屡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盯梢和监视，文章和报道难以见报，连他的太太路易斯都被列入同情共产党的黑名单。
一九五九年，斯诺举家迁往日内瓦。作为一位流亡的记者和作家，他依然频频不断把新中国介绍给世界。常年生活在外，他早就意识到，美国已变成“一个他既不了解，又不能完全认同的国家”。斯诺自称“世界公民”，借此他一方面表达的是自己离开家乡多年而有“局外人的疏远感”，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亚洲，到世界各地采访、报道而自然形成的“国际视野”。“整个六十年代，中美一直未能弥合分歧而见面会谈，斯诺客居瑞士的家就是兩国间一处孤零零的边区驻地。”作为中国人民的“美国友好人士”“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斯诺本人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三次访华：一九六0年和一九六四年，他有机会和毛泽东、周恩来做了长时的访谈，一九七0年他受邀参加国庆大典，作为唯一的外国嘉宾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斯诺和洛克都在中美之交这一宏大剧目的新帷幕缓缓拉开之前去世。今天，洛克从中国采来的杜鹃和牡丹等多种花树，在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树种园内生生不息。他留下的老照片分存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他的藏书和东巴经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华盛顿大学收藏。二00二年北京的嘉德拍卖场上出现了洛克留下的一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和云南的老相册，激起了一股重走洛克路、寻找香格里拉的旅游热。而斯诺的骨灰埋在了未名湖畔，他留在身后的所有档案资料成为密苏里大学图书馆的特藏。时至今日，斯诺还不时被当作西方记者的典范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堪称奥德赛之旅。汉米尔顿在《斯诺传》结语中向读者发问：“如果美国人不能回顾斯诺一生的奥德赛之旅，那么他们怎能开始懂得，像斯诺那样多看看世界？”萨顿为《洛克传》收笔时，也深有感触：处于东西之交的夏威夷，成了洛克的奥德赛之旅的归宿地。
（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S.B.Sutton，Hastings House，1974.即：《苦行孤旅》，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Edgar Snow：A Biography，John Maxwell Hamil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From Vagabond to Journalist： Edgar Snow in Asia，1928-1941，Robert M.Farnsworth，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6）
走出堪萨斯城，走出维也纳
斯诺（一九0五至一九七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高中时就着迷于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的游记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崇尚个体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后来步哥哥后尘去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了两门和广告业、新闻写作有关的夜校课后回老家，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上了一年学后再次来到纽约闯荡，决心出去看世界，立志当记者和作家。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他乘坐的“拉德诺号”货轮在上海靠岸。此后一年，通过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的引荐，他在《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广告部助理经理，既写文章又做广告。当年的密苏里大学培养了美国第一批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记者，对刚刚起步的斯诺来说，堪称天时地利的是当时美国驻沪的新闻界几乎被密苏里大学的校友垄断了。他们代表了密苏里草根派新闻报道风格，和沪上的英国媒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初在上海的这一年，他在新闻界初试锋芒，得以在上海、华北和东北旅行，耳闻目睹中国军阀混战和蒋介石刚出山的乱世景象。
一九二九年七月，罗斯福·卡米特和西奥多兄弟（老罗斯福总统的儿子）结束了川西探险回美，途经上海时，斯诺和他们见面长谈。他们跟斯诺描述了溜索过长江，用简陋的水筏漂游澜沧江以及屡遇盗匪的历险，还有四川的金丝猴、云南的岩羊等等新奇的见闻。他们特别提到，经过小凉山时见到了永宁土司总管和正在总管府邸做客的奥地利裔美国籍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斯诺读过洛克发表在《国家地理》上的有关中国边疆的系列文章，和《国家地理》的许多热心读者一样，他从中了解洛克游走汉藏边地生动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在新奇的文化环境里和当地人密切交往不同凡响的趣事。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西部边疆鲜为人知，洛克笔下的西南边疆深深地吸引着斯诺。
约瑟夫·洛克（一八八四至一九六二）这位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的奥地利人，生长在维也纳。他天资聪颖，却出身贫寒，年幼丧母，靠父亲在一位波兰伯爵府邸做厨子和家佣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从懂事起，就自卑于家庭背景和不幸的童年，满心希望能尽早远走高飞，去旅行，去探险。他高中一毕业就离家出走，在欧洲、北非旅行两年后，一九0五年，也就是斯诺出生的那一年，他在安特卫普跳上了开往纽约的海轮。
如果说斯诺起步新闻界得助于活跃于上海的密苏里大学校友，那么洛克则以其超群的语言天赋和勤奋，还有绝对的自信，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研究夏威夷树种领域一名杰出的植物学家。在夏威夷生活了十二年后，大学教职不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洛克来到美国本土寻找机会。一九二二年，他被农业部派往泰国寻找能治麻风病的大风子树。此行回美后，他马上又被哈佛大学阿诺德树種园派往甘青，到阿尼玛卿山区和祁连山区采集珍稀灌木和针叶树种。继而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他受国家地理学会资助，来到中国西部山区，从丽江出发经永宁去木里和康定一带，勘测贡嘎山的高度。其间在永宁土司府邸短住时，他意外见到了找上门来的罗斯福兄弟，听到了来自隔绝已久的外面世界的新闻。当斯诺在上海饶有兴致地听罗斯福兄弟讲川西大熊猫，讲永宁土司和洛克时，洛克完成了木里—永宁—贡嘎山一带的探险，回到丽江歇息。此时他已是一位蜚声博物学界和国家地理学会的探险家。
斯诺在沪上新闻界忙碌了一阵子后，决定开始期盼已久的环球之旅。他一九三0年九月二十日南下，经福州去了台湾，然后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再穿过北部湾，来到越南河内。十二月初，斯诺坐火车沿着中法铁路，从河内出发，经老街再次进入中国。
相遇与同行
斯诺结束了他的环球之旅的第一程后，在一九三0年十二月七日，第一次来到昆明。当地美国领事斯蒂文斯（Harry Stevens）急着跟他说，洛克碰巧就在城里，叫他从酒店搬到领馆来住。洛克是当地少有的几位来自西方的常客，他进出丽江，多次经过昆明。可这一次来到昆明后，洛克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懈怠状态。前不久回美筹资不利使得他意气消沉。此时，年轻的斯诺裹挟着东南亚的行尘，来得正是时候。
斯诺到的第二天，洛克就约他聚午餐。初次见面，斯诺告诉洛克，他正打算和两位传教士同行，带上几个脚夫，从昆明一路步行到大理，然后再接着南下缅甸。斯蒂文斯曾跟他说，这一行程土匪四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斯诺去意已决。听着斯诺兴致勃勃描述行程，洛克终于从几个月的懈怠中振作起来，决定着手组织旅行队，前往大理。他有过极不愉快的与白人同行的经历，这一次也许是出于一时冲动，他约斯诺结伴而行。
斯诺从上海启程，一直单枪匹马，现要南下东南亚也没有充足的装备，难怪洛克对斯诺的行旅计划颇不以为然。出发后斯诺亲眼看见洛克率领的旅行队浩浩荡荡的规模和架势时，为之震惊！斯诺做过详细的记录：“整个行程中，洛克率领的众多侍从分成先遣队和后卫队两支。领队的有厨师、厨师助手和一位大管家。他们沿途选择的驻足休憩地点，既要安全，又得保证有好视域。一旦选好点，仆人们就摊开豹皮地毯，然后在上面架好一张桌子，铺上一块干干净净的亚麻桌布，放上瓷质碗盘、银质餐具和餐巾。当随后的人马跟上来时，饭菜差不多做好了。一般晚餐有好几道主菜，之后辅以茶和开胃酒。”相比之下，正如洛克预测的，斯诺路上竟然不顾卫生食用蔬菜。洛克断言：斯诺要是这么做，迟早会送命！洛克身体不适时不能骑马，就让四川脚夫用滑竿抬着他。这让斯诺觉得脸红。而真正让斯诺无法苟同的是洛克一路对贫民百姓的态度。洛克嫌他们肮脏、身上长满了虱子，而且认为中国的民众个性冷漠，动不动就以“没有法子”为借口或是动武来对付生存的困境。洛克情绪低落时甚至写下：“最好这个世界会发生一场大灾难，从而摧毁掉这个不幸、低劣、自私又肮脏的退化的种族。”相反，斯诺对中国的贫苦大众怀有天真的同情心。这使洛克为自己偏激的言行感到羞愧，还向斯诺表白：“这个国家必将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到时我既不参与，也不会谴责中国人的。”洛克还时不时给护卫士兵添点买大烟的工钱，好让他们不去欺诈百姓，也会慷慨地给受病痛之苦的百姓提供救急药品。 一路上他们经历了不少令彼此不快的小插曲。他们携枪弹上路，夜间宿营时就放在枕边以防不测。一次半夜里，斯诺发现自己把随身的枪支落在行李包，起身去取，惊醒了洛克而遭一通数落。洛克甚至还怀疑斯诺在他的旅行箱里翻过东西。斯诺得了湿疹，洛克没好气地写道：“但愿这玩意儿不会传染。”与出发之前对计划出尔反尔一样，洛克一路喜怒无常。经过两周的跋涉，二月十七日他们一行抵达大理。虽则一路平安，但是结伴而行的折腾，让洛克深感不快，埋怨斯诺既不感恩，又没付足一路上他该付的开销。于是，洛克以他一贯的风格，在日记里再次发誓，不再和白人同行，而斯诺显然看到了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风格和性情，写道：“到了大理，新年刚过，民众还在沉睡。我与洛克握手道别，心想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们彼此以饱含醋味和恶意的言辞道别。
三天后，斯诺歇息过来后反思：像洛克这般游历自有其趣，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上路，使出浑身力气翻山越岭，日落时分抵达一处陌生的山谷都不知道今晚歇息何处，只图一天的行旅能换来一个安稳觉。这种经历在内心深处引起的那股简单和原始的激动是城里人感受不到的。斯诺还不得不承认，洛克一路率领着自己的马帮，配有护卫队和准备周全的旅行设施，关照自己和马帮人马的安危，他确实感到安全。即便洛克自高自大，情绪不定，脾气古怪——作为一个西方人，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既想了解中国人而使自己成为当地的一员，又试图以高人一等的“外国王子”自居，把自己和周围老百姓的艰辛生活截然分开——斯诺依然认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要不是遇到他，在土匪四伏的这个地区，自己兴许就不能继续南下缅甸。不过洛克对斯诺既没这么宽容，也缺乏理解。他对斯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笨拙的美国青年，既缺乏生活经验，也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有的是美国乡巴佬的通病——无知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斯诺按原计划离开大理南下缅甸。他仅仅雇了一位骡夫兼厨子，赶着几匹马和骡子，随一支配有护卫的商旅队，两星期后到了伊洛瓦底江畔。他被骡子踢傷了膝盖，又染上了疟疾。身体恢复后，斯诺从八莫去了曼德勒、仰光，接着进入印度，走访了加尔各答、西姆拉、孟买、德里、马杜赖等城市。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他从科伦坡走海路绕回上海。虽然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结束，但是这一程给他带来了做一名报道中国和印度的新闻记者的自信，他还打算把从云南到缅甸的旅途写成书。同时，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大众的生活，有了深切的体会和同情。他亲眼看到中国的贫民百姓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缅甸、越南和印度等国为摆脱殖民统治不约而同地发起争取独立的抗争运动，于是他开始集中报道国际民族主义运动和贫苦大众的生活，同时还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亚洲各国反殖民运动所起的作用。他从此坚信，亚洲大众闹革命、争自由的运动是他们对受苦受难、受压迫的身世的必然回应，并萌生了进入陕北报道工农红军革命运动的念头。
洛克和斯诺在大理分手后，北上丽江，以玉湖村的寓所为据点，回到他的探险、采集、考察和研究的日子。他去附近地区为哈佛大学收集鸟类标本，还请当地一位东巴帮他翻译纳西经文。自此洛克的研究兴趣逐渐偏离博物学。
重逢与分道
且不管原因为何，斯诺和洛克在大理分手后的五年里又有多次见面的机会。这些年里，洛克的精力和兴趣逐渐转向纳西语言和宗教，他依然风尘仆仆，四处旅行。而斯诺先后定居上海和北京，担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报刊的专职记者，走访各地，忙于报道中国共产运动的新动态。
一九三二年六月，洛克先去香港治病，出院后来到上海，多半为了冰释前嫌，他约斯诺见面。上次同行虽有过不快，但是斯诺一直对洛克的学识敬重有加，况且他本来性情随和、洒脱。老相识重逢的那一晚，他和洛克重温上次远游的经历，幽默、乐观，还来了兴致带上洛克去玫瑰坊消遣。玫瑰坊是沪上一家夜总会兼餐馆，以跳脱衣舞的舞女出名，西方人消夜的好去处。洛克没想到斯诺会带他进这类地方，以至于事后暴怒之际声称：“假如事先我知道斯诺带我去的是这等地方，打死我都不会跟他去的。”他还在日记里诉说：“斯诺叫了两位美国妞来陪，当他自己和其中一位轻歌曼舞时，我索性叫另一位女孩收拾回家，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她母亲身边。”过后，洛克还不停回想舞厅里的一幕：“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字在转，那就是性。我只觉得，那儿有的是最令人恶心的场面，如此粗俗，粗俗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显然，一直单身、独来独往，从没交过女友，也从未见过这种世面的洛克被西方人在上海的夜生活吓着了。对他这位近似禁欲主义者来讲，确实难以接受。两天后，洛克还为那一晚跟斯诺过不去，满怀激愤地写下了对斯诺的不满。
一九三三年秋，洛克回欧洲看望家人后回中国时从北平进入，因为他又滋生了来京生活的念头。当时，斯诺和海伦婚后移居北平。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斯诺在北平生活了五年，他既当记者，又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其间，司徒雷登校长曾特邀他为师生做演讲，他和海伦还一起积极介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洛克一九三四年秋第二次来访时，带着三位纳西侍从，那时斯诺夫妇已从城里搬到燕京大学校园附近的海淀区。洛克还为以前和斯诺的小冲突过不去，而斯诺和朋友交往历来诚恳又令人愉快，根本不把以前的小纠葛放在心上。
一九三六年五月当斯诺上路前往陕北苏区时，洛克从昆明回到了丽江的旧宅。那时红军两次经过云南北上引起的不安，促使洛克把所有的藏书转运到越南。此后，洛克在深受疾病之扰的同时，为了这批藏书的安全，在昆明、越南、缅甸和夏威夷来回折腾，还不停琢磨该在何处度过余生。其间洛克有机会到昆明医院探望刚刚被红军释放的瑞士裔英国传教士伯斯哈特。当时在华的西方人都非常关注伯斯哈特事件，因为他在长征期间向国民党通报红军行踪而一度被红军关押随军。秋天到了，洛克又动身去东部沿海找好书，北上和在京的法国书商维奇谈书稿。他这次来北平再次见到了刚从陕甘苏区回来的斯诺。斯诺在陕北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访谈记录，正在把陕北的见闻和感受整理成书。这次匆匆见面，斯诺最关心的就是伯斯哈特，向洛克打听这位传教士随军囚禁和释放后的详情。 之后，战火纷飞，他们的路径再也没有交集。斯诺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西行漫记》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新闻界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被公认为把中国陕北红军和共产运动生动形象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在陕甘苏区的四个月使斯诺既实现了在中国漂泊八年凝聚而成的理想事业，又满足了他要了解中国共产国际运动的渴望。他对贫民百姓怀有真切的同情心，有为大众求平等争自由的理想主义信念，使得他比其他西方记者更能深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更能如实报道陕北工农红军的状况。随后，他的记者生涯全面展开，开始了创作的多产时期。虽然斯诺一直理智地自称为“仅仅是历史巨浪中漂泊的一穗玉米”，但是不管他的个人意愿如何，一九四一年他返美后的余生再也无法和中国的共产大业分开。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洛克在中国的生活更加漂泊，迁徙更为频繁，其间遭遇的最大打击发生在一九四四年——他多年来积累的大量纳西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究资料运往美国途中，邮轮在阿拉伯海域被日本海军潜水艇发的鱼雷击中沉没，十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洛克的精神曾一度濒临崩溃。他回美后特意来到康桥，跟哈佛燕京学社叶理绥社长诉说苦衷，叶教授答应为他提供资助重返丽江。此后到一九四九年，他曾有一段短暂的安定时间完成了有关纳西语言、宗教和历史的书稿，但是他几乎没在任何一个地方住上一年之久。虽然他每次离开丽江时反复表示：“下一次回来，我就真的不打算离开了，我将在丽江扎根，直至我的肉身献给燃烧着的火焰，我的骨灰随风飘散在这方泥土上。”但实际上，他始终在昆明、香港、越南和欧美之间穿梭，就像他自己反复自怜自怨的：“哪儿都没有我的家。”
虽然洛克来自欧洲文化中心的维也纳，但是贫寒的出身使得他无法进入上层社会，于是他只能在远东享受“外国王子”的待遇来满足虚荣。中国贫民百姓受压迫的生活境况又不免勾起了他儿时的记忆，给他带来很不自在的认同感，于是他试图在丽江纳西人中寻求归属。斯诺不同，他怀揣同乡马克·吐温笔下的大众革命的理念来到中国，而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间的游历和见闻坚定了他的理想，加深了他原有的对受苦大众的同情和理解。在陕北的四个月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简朴的边区日常生活与北京放松的文化氛围、上海追求物质享受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找到了一直怀揣的对农区百姓的深切同情和怜悯的依托感。那里掀起的共产革命运动虽然和他美国中部草原老家的大众主义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苏区追求为大众谋福利的目标不仅吸引着贫苦大众，而且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所有这些使斯诺得到深深的精神认同。
流放与回归
一九四九年八月，洛克在战火硝烟中离开丽江。他期望，一旦中国的政局稳定下来，他就能再回丽江，继续纳西研究，然后在玉龙雪山下的杏树和桃树丛中告别人世，因为他“宁愿死在丽江美丽的群山之间，也不想躺在美国冰冷的病床上孤独地老去”。他从印度回到了美国，一年又一年，回中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终于认定中国的大门已永远关上了。他举目无亲，也没有安身之所，只是一如既往不停地在维也纳、夏威夷、华盛顿和波士顿之间游走。他没有收入，后来连日常开销都成问题。那时，担任阿诺德树种园主任的默里尔了解他的为人，主动帮他安排，把他存放在夏威夷大学多年的一部分藏书出售给哈佛燕京学社，让他得以维持晚年的生计。
斯诺回美后，成为《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中国、印度和苏联的资深记者。“二战”前和“二战”期问是斯诺职业生涯的黄金期，他先后出了七本书。他最先报道了“二战”期间惨烈的苏联战场、印度独立、甘地被杀等事件，也是最早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之一，同时他还把多年行走中国苏区和世界各地的经历诉诸笔端。“二战”后麦卡锡掀起的“红色恐怖”使得左派知识分子和共产运动同情者一同遭受迫害。即使斯诺一直表示对共产主义持政治中立的态度，但是他的记者生涯深陷困境，屡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盯梢和监视，文章和报道难以见报，连他的太太路易斯都被列入同情共产党的黑名单。
一九五九年，斯诺举家迁往日内瓦。作为一位流亡的记者和作家，他依然频频不断把新中国介绍给世界。常年生活在外，他早就意识到，美国已变成“一个他既不了解，又不能完全认同的国家”。斯诺自称“世界公民”，借此他一方面表达的是自己离开家乡多年而有“局外人的疏远感”，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亚洲，到世界各地采访、报道而自然形成的“国际视野”。“整个六十年代，中美一直未能弥合分歧而见面会谈，斯诺客居瑞士的家就是兩国间一处孤零零的边区驻地。”作为中国人民的“美国友好人士”“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斯诺本人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三次访华：一九六0年和一九六四年，他有机会和毛泽东、周恩来做了长时的访谈，一九七0年他受邀参加国庆大典，作为唯一的外国嘉宾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斯诺和洛克都在中美之交这一宏大剧目的新帷幕缓缓拉开之前去世。今天，洛克从中国采来的杜鹃和牡丹等多种花树，在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树种园内生生不息。他留下的老照片分存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他的藏书和东巴经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华盛顿大学收藏。二00二年北京的嘉德拍卖场上出现了洛克留下的一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和云南的老相册，激起了一股重走洛克路、寻找香格里拉的旅游热。而斯诺的骨灰埋在了未名湖畔，他留在身后的所有档案资料成为密苏里大学图书馆的特藏。时至今日，斯诺还不时被当作西方记者的典范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堪称奥德赛之旅。汉米尔顿在《斯诺传》结语中向读者发问：“如果美国人不能回顾斯诺一生的奥德赛之旅，那么他们怎能开始懂得，像斯诺那样多看看世界？”萨顿为《洛克传》收笔时，也深有感触：处于东西之交的夏威夷，成了洛克的奥德赛之旅的归宿地。
（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S.B.Sutton，Hastings House，1974.即：《苦行孤旅》，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Edgar Snow：A Biography，John Maxwell Hamil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From Vagabond to Journalist： Edgar Snow in Asia，1928-1941，Robert M.Farnsworth，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