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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大花园别墅率先打开对外开放大门
197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75岁的邓小平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南巡。他先到安徽兴致勃勃登上黄山并给当地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旅游经济课，指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他下黄山后从16日至25日住进上海西郊宾馆（原称“414”招待所）一号楼。让人们想不到的是，正是他这次视察上海，非同一般发出开放的信号。此宾馆是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位于上海市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围墙高耸，戒备森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直属的招待所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里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别具一格，而且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建国后十几年间毛泽东来上海就数次住在这里，但自他1967年最后一次住过后被空关12年。过去长期只担负接待中央领导的任务，使其利用率十分有限，总让人有种束之高阁、曲高和寡之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温煦春风也吹进这个神秘地方。它能否开放也引起人们关注。但此事关系重大，中共上海市委慎重对待。
刚一入住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请示的工作人员笑言道：“这次我主要是来休息的，基本不谈工作。”话虽这么说，但他一刻不停闲地在对改革开放大业思谋筹划着。一天，他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来，指了指偌大的院子感慨地说：“这是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啊，国外哪有这么大的房子和花园作别墅？我看平时应当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嘛……”随后几天中，他边散步浏览花园边帮助陪同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别墅对外开放的蓝图。
7月24日下午，邓小平召见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常委，进行小范围的谈话。谈话中，他胸有成竹地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最后，他明确指示：“我给大家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招待所就对外开放。”在场的市委常委们始而惊，继而喜，都频频点起头来，他们真切地领会到了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衙门作风、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随后，上海市委作了专门研究，成立了修建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各方有序推进此项工作，半年后这座长期封闭神秘的高级招待所对外开放。
邓小平打开“414”招待所大门的讯息传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内部使用的招待所纷纷对外开放，成了中外各界朋友迎来送往的商住酒店。
开放的“414”接待的首批外国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几年以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和皇后、德国总理科尔等国家元首。
“414”招待所對外开放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不仅邓小平关心，时任副总理方毅也十分关心这一品牌宾馆的经营状况，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做这生意。1981年12月他前来视察，那时国家外汇十分紧张。为此，方毅对招待所负责人说：“要努力赚取外汇，多赚外汇，来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当谈到宾馆较高的就餐标准是每餐人均50元时，方毅感慨地说：“既然对外开放，就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里环境这么好，地方这么大，收费规格要高一点嘛！人均50元，太便宜了，国外那些大老板，根本不在乎这几个钱。”进一步作指导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国际大都市同类型的宾馆，把价格以及整个管理工作提上去。”
1982年6月8日至10日，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来上海下榻该宾馆3天。本着与国际接轨的原则宾馆首次收取每天房价1500元。最后一天，包先生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大型答谢宴会，共有300人参加，整整摆了30桌！可想而知，这是一次影响广泛的重要外事活动，既要搞好接待，又不能掉“份子”。该宾馆按每人100元标准共收取3万多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1981年宾馆全年餐饮营业收入仅16万元。后来，该宾馆从吃国家财政拨款逐渐成为年创利润几千万元的创汇大户，收到良好经济效益。这些经验的积累和推广，对促进整个上海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总之，邓小平通过开放“414”招待所发出的开放信号意义非同小可，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它的开放向世界传导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
首次大规模军改即百万大裁军
1981年， 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上任伊始他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9月，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5天演习中他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9月19日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分析，修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还深刻洞察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变化，军队走数量规模型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质量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且对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
基于全新判断，他作出全新决策。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解放军高级将领云集京西宾馆，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发出惊人战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领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争论不休之时，当他们将军备竞赛由地面引向太空时，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要在一年完成裁军100万，不过是一种梦幻，一种姿态，一个空洞的口号。
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消肿”为何始终不能尽如人意？其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精简整编已经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计划由550万整编至400万。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解放军总员额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400万的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
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次伤筋动骨大手术。在1975年那次推进过而未能完成的军队整顿、1982年那次成效很大的军队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彻底消肿、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1：3.3。同时，从1985年起至1987年4月，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中国军队创造了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发首个特等发明奖
1981年6月6日，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袁隆平也因此在国内外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称号。
自称农民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历任湖南农科院研究员、西南农学院教授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寻梦”贯穿于袁隆平非凡人生的始终。他童年的憧憬是他永远的梦想，即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正是这梦想使他与“农”结下不解之缘，从而不停地研究、孜孜以求培育了杂交水稻，并且永不松懈地攀登一个又一个农业科学研究的高峰……古稀之年的他怀抱“驱赶着自己不断前行”的心愿，是要培育出“超级杂交水稻”，永无止境地继续前行。20世纪60年代以来，袁隆平的科研成果使中国在矮杆水稻、杂交水稻育种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上3次领先世界水平。前两阶段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推广后，中国的水稻单产从约4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近20年内为全国增产粮食3000多亿公斤。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身为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袁隆平首先开始杂交水稻的研究，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国内首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他继续潜心研究杂交水稻育种，经全国有关单位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1973年在世界上首先育成强优势的杂交水稻，实现三系配套，并已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初他发表的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国际同行称他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1974年他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先后育成的南优2号等优良杂交水稻新品种经大面积推广，增产20%左右，是我国水稻育种史上继矮化育种后又一次重大突破。1976年，杂交水稻作为中国第一个农业技术专利转让美国。
从1976年开始至1987年的10年间，全国累计种植由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面积达10.5亿亩，为我国水稻增产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授奖大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项中国农业上的重大发明的研究和推广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1985年他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題的责任专家。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育成“超级稻”一直是世界育种专家的梦想。1997年由袁隆平主持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其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使“超级稻”连续3年在全国近10个省大范围试种。在云南试种的50亩“超级稻”，有一亩产量高达1137公斤，创下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这项研究成果不仅使中国率先在世界上实现“超级稻”目标，还对解决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从1985年至1988年的短短4年内他又连续荣获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其中1987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2001年2月又成为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并获500万元高额奖金。 正因如此，袁隆平以其成果丰硕的杂交水稻研究享誉世界，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2000年5月31日，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网定价发行。这是中国证券市场首次以科学家名字命名上市公司和股票。2000年8月，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袁隆平科技学院”在湖南成立，袁隆平出任名誉院长。这是中国首家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2014年3月，袁隆平因对粮食安全贡献，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首次参展世博会、首次举办世博会
1982年，主题为“能源推动世界”的世博会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举行。中国首次在世博会中设立独立展馆，展出了太阳热水器、太阳灶、太阳能航标灯、太阳能电围栏、沼气利用以及各类工艺品等。展品中，新能源技术、长城砖、西安出土的秦兵马俑以及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引起了轰动。
这首次亮相世博会，对中国是颇具深意的转折点。经历风雨洗礼、几十年后重返世博会舞台，预示东方巨龙的苏醒。当时的美国人很少了解中国而神秘好奇，每天都排长队于中国馆前。中国馆每天接待观众近3万人，竟然占世博会日参观观众总数的近1/4。中国馆入口处是个带梁枋彩绘的大门，橘黄琉璃瓦屋檐和红色柱子，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的鲜明特征。馆内八角亭内有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师每天表演，精湛的技艺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最引人注目的是些国宝级文物，如长城的10块古老砖石、西安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战车等，被参观者围得水泄不通。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不断走向国际世博会的舞台，尽展发展成就。
最振奋人心的是，2002年12月3日，经过多年努力，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
1993年，国际展览局接纳中国为第46个成员国。1999年在昆明举办园艺博览会期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申请承办2010年世博会。同年12月8日，中国政府代表在国际展览局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政府支持上海作为申办城市，申办2010年世博会。
2002年1月30日，6个申办国家中，中国首个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申办报告及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支持信，郑重承诺：确保认真执行《国际展览公约》的各项规定；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为所有参展人员及展品提供安全保障和入境便利，并对发展中国家参展提供优惠；保证在财力上给予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支持并作最终担保。这一切都显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对申办世博会的庄重姿态和强大实力。12月3日，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上，89个成员国的代表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中国上海最终以54票胜出，一举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将是世博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
随即，筹办工作马上高效有序地展开。2006年8月19日，世博园区工程建设正式开始。在5.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世博会的重要建筑相继开工。2007年12月18日，2010年上海世博会核心建筑之一的中国馆正式动工，标志着世博会园区建设的核心工程全面启动。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2008年3月20日，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项目在黄浦江畔奠基。上海世博会是150多年来首次选取“城市”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设立“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创意始于中国“申博”期间。该区域规划“将城市作为最独特的展品”，展示全球公认的、具有创新意义和示范价值的城市保护及开发的实践案例。4月14日，上海世博会重要亮点——“网上世博会”项目正式启动。瑞士成为第一个正式参加网上世博会项目的国家。
2009年11月2日，世博园区11个联合馆和37个租赁馆全部宣告完工交付布展。这天完工交付布展的11个联合馆和37个租赁馆，建设工期历时500多个日夜，比原工期缩短了2个月。布展工作已于本月起陆续启动。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上海世博会的筹办工作，中央各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协助上海加速备战。2010年1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来到上海世博园区，实地考察上海世博会筹办工作情况。他提出“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为我国成功办世博指明了方向。他特别强调，要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为此，上海警方已经完成了《世博会安全保卫工作总体方案》，世博会期间的园区两级安保体系中，公安、武警将联勤指挥。为确保世博会的消防安全，上海又一部与世博筹办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消防条例（修訂）》出台，为平安世博护航。
经过27个月建设，3月31日上海世博会“一轴四馆”永久性建筑之一的世博文化中心在浦东世博园区正式竣工。至此，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世博轴等永久性建筑已全部建好，其他参展的国家也都在加紧最后的收尾工作。
在筹办过程中，全体办博人员大力培育和弘扬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全心为民的服务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严谨科学的实干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上海世博会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又一次生动体现，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又一次集中展示。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它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秉承和弘扬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世博理念，创造和演绎了一场精彩纷呈、美轮美奂的世界文明大展示，以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胜利载入世博会史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耀。值得称道的是其一贯遵循“科技改变城市生活”“科技让世博更精彩”的方针，实现世博科技行动计划四大目标：一是实现园区的“低碳排放”，即园区内客运交通工具“零排放”、建筑和照明二氧化碳排放减少30﹪；二是实现园区生态和谐与资源综合利用，其中包括园区内雨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100﹪、工程废弃物与垃圾100﹪回收利用等；三是实现园区管理运营的便捷高效安全；四是实现中国馆、主题馆、网上世博会等展览展示的精彩、互动和创新。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世博梦想，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明，展示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我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集中反映了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深入探讨了当今世界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增进了我国人民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凝聚力。
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
资金缺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掣肘因素之一。为此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大胆利用外资。而他大胆设计、倡导和践行中外经济合作举措的首开先河之笔，便是山西朔州安太堡露天煤矿这一大型中外合作开发项目。它是我国煤炭行业最早引进外资、设备、技术、管理的中外合作的现代化露天煤矿。为了推动这项合作，他5次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商谈合作事宜。
邓小平与哈默首次见面，是1979年初春访美时。两人一见如故，他热情邀请哈默来中国投资以帮搞现代化建设。5月，哈默怀着对邓小平的好感和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乘坐私人波音727飞机，带20多位专家兴致勃勃来到中国。旋即经过多方认真会谈，哈默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开始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他第2次见到哈默是1981年7月3日。宾主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煤炭部部长高扬文、副部长孔勋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就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进行会谈，并签署了会议纪要。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高扬文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记下了当时邓小平的指示：“哈默愿意帮助我们开发平朔煤矿，两年能出1200万吨，4年达到1500万吨，就说4年，也比我们不晓得快多少。我们过去搞800万吨的煤矿，大体上10年建成，时间很长。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应该采取非常热情的态度。应当作为专题拍板，不要一家一家汇报，转圈圈。”
1982年3月，哈默来到中国，与中方正式签署了合作编制开发山西安太堡露天煤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协议书。在协议签署次日，邓小平第3次见到哈默并会谈。当时国内正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这两件工作会不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许多外国人士、港澳同胞极关心的问题。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使中美关系出现严峻局面。美国企业家们担心中美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会见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举行的，因此，引起驻京的外交界、经济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哈默说：“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邓小平說：“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哈默说：“是的。我希望今后能常来中国驻扎督阵，一直到把煤矿开采出来，运到港口装上船为止。”邓小平说：“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哈默说：“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邓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1984年4月，哈默与中国正式达成在山西平朔安太堡共同开发价值5.8亿美元的煤矿的协议。邓小平第4次见到哈默正是在签订协议后，会见中他说：“我们要在这个项目（指经营露天煤矿）上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哈默说：“现在的项目是第一阶段，年产1500万吨标准煤，将来还有第二期、三期工程。”邓小平说：“第二、三期工程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问题是国际市场。”哈默说：“石油资源逐渐减少，煤将仍然是能源中的骨干。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现在东南亚经济正在发展，中国离这一地区最近，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邓小平说：“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两淮的煤炭储量大。就是投资要多一点。”哈默说：“我想投资会来的，会源源而来的。”邓小平说：“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这次协议，这一点很好。外边感到中国法规不完备，这次我们两家协商达成了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这样，1984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中外合资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在山西北部长城脚下破土动工，总投资额6.5亿美元（哈默出资2亿美元）。
1985年6月，为了与中国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事宜，哈默冒着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中国土地。6月30日，邓小平第5次见到哈默。会见中，哈默将自己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首次会见的情况讲给邓小平。邓小平则就平朔煤矿第一期工程将于次日破土开工向哈默祝贺。一个西方石油大亨与一位东方伟人的手再次紧握在一起，而他们都已分别是87岁和81岁的老人了。邓小平指出，此项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开端。这良好开端将为我们带来更多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有许多像安太堡露天煤矿那样的大型合资企业才能改变面貌。他进一步表示，可以对该项目的第二第三阶段工作继续谈判，并就海上石油开采的问题征询意见。
1987年9月，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9月13日，邓小平第6次见到89岁的哈默并长谈一小时。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建成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中国要发展，离开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开放，还要加快改革的步子。”他称赞哈默是个勇敢者：“同中国合作兴建像安太堡煤矿这样大的项目，有些外国人还缺乏勇气。”哈默说：“该煤矿的建成为外国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样板：哈默能做到的，他们也应能做到。”邓小平点头说：“它的建成投产是双方合作取得的基本成功。要取得完全成功，就要保证合同兑现，解决好煤的销路问题。我们欢迎西方石油公司同中国扩大在煤炭方面的合作，并在石油及其他领域开展技术合作。”
1988年4月27日，他第7次见哈默；1990年3月，第8次见哈默。他说：“没有政治远见，你不会采取到中国搞合资经营煤矿这样的行动。希望你们这个项目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典范。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改革政策，我们欢迎国际合作，这个政策不会变。欢迎你参加这方面的合作竞争。”
事实也正是如此，仅平朔安太堡煤矿这一项目，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是中国合资企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同时也是“三资企业”中创汇第一的企业。合作期间，除先进技术与设备，美方还带来一套西方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制度规定：职工违规一次记一回备忘录，一年内得4个备忘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处处透露着现代化的新建矿里，工人们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得他们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些庞然大物。同时他们也很快适应了其高效率、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一批年轻管理人员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水平，迅速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1991年，在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作项目后，他们认真总结中美合作经营期间的经验教训，依靠已掌握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扬长避短，走出一条融中西方管理之精华的平朔式新路子，很短时间便使生产和经营步入良性循环。
可贵之处还在于，哈默带给中国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手段，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理念。这些理念不但成就了一座现代化煤矿，也拉开中国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矿区植被覆盖和土地复垦的大幕。从1985年起平朔煤矿注意环境保护和废弃物的治理及绿化等生态问题，开展了以造地造土、水土保持、土壤培肥、植被重建为核心的矿区土地复垦工程，排土场、废弃地逐渐为绿色植被所覆盖，树林灌木错落分布，长满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的台地层层相连，一派绿色天地。此项目的开发建设，通过引进外资、先进设备、技术、管理及人才，使我国的露天采矿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缩短了30年。由此，这个设计年产原煤1500万吨的安太堡矿就成为煤炭工业乃至全国经济领域中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其典型示范作用影响深远。
（责编 孟红）
197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75岁的邓小平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南巡。他先到安徽兴致勃勃登上黄山并给当地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旅游经济课，指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他下黄山后从16日至25日住进上海西郊宾馆（原称“414”招待所）一号楼。让人们想不到的是，正是他这次视察上海，非同一般发出开放的信号。此宾馆是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位于上海市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围墙高耸，戒备森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直属的招待所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里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别具一格，而且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建国后十几年间毛泽东来上海就数次住在这里，但自他1967年最后一次住过后被空关12年。过去长期只担负接待中央领导的任务，使其利用率十分有限，总让人有种束之高阁、曲高和寡之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温煦春风也吹进这个神秘地方。它能否开放也引起人们关注。但此事关系重大，中共上海市委慎重对待。
刚一入住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请示的工作人员笑言道：“这次我主要是来休息的，基本不谈工作。”话虽这么说，但他一刻不停闲地在对改革开放大业思谋筹划着。一天，他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来，指了指偌大的院子感慨地说：“这是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啊，国外哪有这么大的房子和花园作别墅？我看平时应当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嘛……”随后几天中，他边散步浏览花园边帮助陪同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别墅对外开放的蓝图。
7月24日下午，邓小平召见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常委，进行小范围的谈话。谈话中，他胸有成竹地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最后，他明确指示：“我给大家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招待所就对外开放。”在场的市委常委们始而惊，继而喜，都频频点起头来，他们真切地领会到了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衙门作风、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随后，上海市委作了专门研究，成立了修建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各方有序推进此项工作，半年后这座长期封闭神秘的高级招待所对外开放。
邓小平打开“414”招待所大门的讯息传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内部使用的招待所纷纷对外开放，成了中外各界朋友迎来送往的商住酒店。
开放的“414”接待的首批外国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几年以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和皇后、德国总理科尔等国家元首。
“414”招待所對外开放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不仅邓小平关心，时任副总理方毅也十分关心这一品牌宾馆的经营状况，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做这生意。1981年12月他前来视察，那时国家外汇十分紧张。为此，方毅对招待所负责人说：“要努力赚取外汇，多赚外汇，来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当谈到宾馆较高的就餐标准是每餐人均50元时，方毅感慨地说：“既然对外开放，就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里环境这么好，地方这么大，收费规格要高一点嘛！人均50元，太便宜了，国外那些大老板，根本不在乎这几个钱。”进一步作指导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国际大都市同类型的宾馆，把价格以及整个管理工作提上去。”
1982年6月8日至10日，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来上海下榻该宾馆3天。本着与国际接轨的原则宾馆首次收取每天房价1500元。最后一天，包先生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大型答谢宴会，共有300人参加，整整摆了30桌！可想而知，这是一次影响广泛的重要外事活动，既要搞好接待，又不能掉“份子”。该宾馆按每人100元标准共收取3万多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1981年宾馆全年餐饮营业收入仅16万元。后来，该宾馆从吃国家财政拨款逐渐成为年创利润几千万元的创汇大户，收到良好经济效益。这些经验的积累和推广，对促进整个上海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总之，邓小平通过开放“414”招待所发出的开放信号意义非同小可，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它的开放向世界传导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
首次大规模军改即百万大裁军
1981年， 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上任伊始他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9月，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5天演习中他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9月19日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分析，修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还深刻洞察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变化，军队走数量规模型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质量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且对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
基于全新判断，他作出全新决策。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解放军高级将领云集京西宾馆，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发出惊人战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领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争论不休之时，当他们将军备竞赛由地面引向太空时，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要在一年完成裁军100万，不过是一种梦幻，一种姿态，一个空洞的口号。
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消肿”为何始终不能尽如人意？其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精简整编已经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计划由550万整编至400万。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解放军总员额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400万的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
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次伤筋动骨大手术。在1975年那次推进过而未能完成的军队整顿、1982年那次成效很大的军队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彻底消肿、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1：3.3。同时，从1985年起至1987年4月，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中国军队创造了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发首个特等发明奖
1981年6月6日，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袁隆平也因此在国内外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称号。
自称农民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历任湖南农科院研究员、西南农学院教授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寻梦”贯穿于袁隆平非凡人生的始终。他童年的憧憬是他永远的梦想，即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正是这梦想使他与“农”结下不解之缘，从而不停地研究、孜孜以求培育了杂交水稻，并且永不松懈地攀登一个又一个农业科学研究的高峰……古稀之年的他怀抱“驱赶着自己不断前行”的心愿，是要培育出“超级杂交水稻”，永无止境地继续前行。20世纪60年代以来，袁隆平的科研成果使中国在矮杆水稻、杂交水稻育种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上3次领先世界水平。前两阶段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推广后，中国的水稻单产从约4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近20年内为全国增产粮食3000多亿公斤。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身为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袁隆平首先开始杂交水稻的研究，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国内首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他继续潜心研究杂交水稻育种，经全国有关单位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1973年在世界上首先育成强优势的杂交水稻，实现三系配套，并已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初他发表的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国际同行称他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1974年他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先后育成的南优2号等优良杂交水稻新品种经大面积推广，增产20%左右，是我国水稻育种史上继矮化育种后又一次重大突破。1976年，杂交水稻作为中国第一个农业技术专利转让美国。
从1976年开始至1987年的10年间，全国累计种植由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面积达10.5亿亩，为我国水稻增产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授奖大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项中国农业上的重大发明的研究和推广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1985年他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題的责任专家。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育成“超级稻”一直是世界育种专家的梦想。1997年由袁隆平主持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其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使“超级稻”连续3年在全国近10个省大范围试种。在云南试种的50亩“超级稻”，有一亩产量高达1137公斤，创下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这项研究成果不仅使中国率先在世界上实现“超级稻”目标，还对解决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从1985年至1988年的短短4年内他又连续荣获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其中1987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2001年2月又成为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并获500万元高额奖金。 正因如此，袁隆平以其成果丰硕的杂交水稻研究享誉世界，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2000年5月31日，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网定价发行。这是中国证券市场首次以科学家名字命名上市公司和股票。2000年8月，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袁隆平科技学院”在湖南成立，袁隆平出任名誉院长。这是中国首家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2014年3月，袁隆平因对粮食安全贡献，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首次参展世博会、首次举办世博会
1982年，主题为“能源推动世界”的世博会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举行。中国首次在世博会中设立独立展馆，展出了太阳热水器、太阳灶、太阳能航标灯、太阳能电围栏、沼气利用以及各类工艺品等。展品中，新能源技术、长城砖、西安出土的秦兵马俑以及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引起了轰动。
这首次亮相世博会，对中国是颇具深意的转折点。经历风雨洗礼、几十年后重返世博会舞台，预示东方巨龙的苏醒。当时的美国人很少了解中国而神秘好奇，每天都排长队于中国馆前。中国馆每天接待观众近3万人，竟然占世博会日参观观众总数的近1/4。中国馆入口处是个带梁枋彩绘的大门，橘黄琉璃瓦屋檐和红色柱子，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的鲜明特征。馆内八角亭内有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师每天表演，精湛的技艺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最引人注目的是些国宝级文物，如长城的10块古老砖石、西安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战车等，被参观者围得水泄不通。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不断走向国际世博会的舞台，尽展发展成就。
最振奋人心的是，2002年12月3日，经过多年努力，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
1993年，国际展览局接纳中国为第46个成员国。1999年在昆明举办园艺博览会期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申请承办2010年世博会。同年12月8日，中国政府代表在国际展览局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政府支持上海作为申办城市，申办2010年世博会。
2002年1月30日，6个申办国家中，中国首个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申办报告及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支持信，郑重承诺：确保认真执行《国际展览公约》的各项规定；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为所有参展人员及展品提供安全保障和入境便利，并对发展中国家参展提供优惠；保证在财力上给予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支持并作最终担保。这一切都显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对申办世博会的庄重姿态和强大实力。12月3日，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上，89个成员国的代表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中国上海最终以54票胜出，一举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将是世博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
随即，筹办工作马上高效有序地展开。2006年8月19日，世博园区工程建设正式开始。在5.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世博会的重要建筑相继开工。2007年12月18日，2010年上海世博会核心建筑之一的中国馆正式动工，标志着世博会园区建设的核心工程全面启动。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2008年3月20日，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项目在黄浦江畔奠基。上海世博会是150多年来首次选取“城市”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设立“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创意始于中国“申博”期间。该区域规划“将城市作为最独特的展品”，展示全球公认的、具有创新意义和示范价值的城市保护及开发的实践案例。4月14日，上海世博会重要亮点——“网上世博会”项目正式启动。瑞士成为第一个正式参加网上世博会项目的国家。
2009年11月2日，世博园区11个联合馆和37个租赁馆全部宣告完工交付布展。这天完工交付布展的11个联合馆和37个租赁馆，建设工期历时500多个日夜，比原工期缩短了2个月。布展工作已于本月起陆续启动。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上海世博会的筹办工作，中央各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协助上海加速备战。2010年1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来到上海世博园区，实地考察上海世博会筹办工作情况。他提出“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为我国成功办世博指明了方向。他特别强调，要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为此，上海警方已经完成了《世博会安全保卫工作总体方案》，世博会期间的园区两级安保体系中，公安、武警将联勤指挥。为确保世博会的消防安全，上海又一部与世博筹办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消防条例（修訂）》出台，为平安世博护航。
经过27个月建设，3月31日上海世博会“一轴四馆”永久性建筑之一的世博文化中心在浦东世博园区正式竣工。至此，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世博轴等永久性建筑已全部建好，其他参展的国家也都在加紧最后的收尾工作。
在筹办过程中，全体办博人员大力培育和弘扬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全心为民的服务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严谨科学的实干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上海世博会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又一次生动体现，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又一次集中展示。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它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秉承和弘扬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世博理念，创造和演绎了一场精彩纷呈、美轮美奂的世界文明大展示，以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胜利载入世博会史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耀。值得称道的是其一贯遵循“科技改变城市生活”“科技让世博更精彩”的方针，实现世博科技行动计划四大目标：一是实现园区的“低碳排放”，即园区内客运交通工具“零排放”、建筑和照明二氧化碳排放减少30﹪；二是实现园区生态和谐与资源综合利用，其中包括园区内雨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100﹪、工程废弃物与垃圾100﹪回收利用等；三是实现园区管理运营的便捷高效安全；四是实现中国馆、主题馆、网上世博会等展览展示的精彩、互动和创新。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世博梦想，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明，展示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我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集中反映了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深入探讨了当今世界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增进了我国人民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凝聚力。
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
资金缺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掣肘因素之一。为此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大胆利用外资。而他大胆设计、倡导和践行中外经济合作举措的首开先河之笔，便是山西朔州安太堡露天煤矿这一大型中外合作开发项目。它是我国煤炭行业最早引进外资、设备、技术、管理的中外合作的现代化露天煤矿。为了推动这项合作，他5次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商谈合作事宜。
邓小平与哈默首次见面，是1979年初春访美时。两人一见如故，他热情邀请哈默来中国投资以帮搞现代化建设。5月，哈默怀着对邓小平的好感和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乘坐私人波音727飞机，带20多位专家兴致勃勃来到中国。旋即经过多方认真会谈，哈默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开始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他第2次见到哈默是1981年7月3日。宾主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煤炭部部长高扬文、副部长孔勋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就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进行会谈，并签署了会议纪要。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高扬文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记下了当时邓小平的指示：“哈默愿意帮助我们开发平朔煤矿，两年能出1200万吨，4年达到1500万吨，就说4年，也比我们不晓得快多少。我们过去搞800万吨的煤矿，大体上10年建成，时间很长。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应该采取非常热情的态度。应当作为专题拍板，不要一家一家汇报，转圈圈。”
1982年3月，哈默来到中国，与中方正式签署了合作编制开发山西安太堡露天煤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协议书。在协议签署次日，邓小平第3次见到哈默并会谈。当时国内正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这两件工作会不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许多外国人士、港澳同胞极关心的问题。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使中美关系出现严峻局面。美国企业家们担心中美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会见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举行的，因此，引起驻京的外交界、经济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哈默说：“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邓小平說：“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哈默说：“是的。我希望今后能常来中国驻扎督阵，一直到把煤矿开采出来，运到港口装上船为止。”邓小平说：“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哈默说：“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邓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1984年4月，哈默与中国正式达成在山西平朔安太堡共同开发价值5.8亿美元的煤矿的协议。邓小平第4次见到哈默正是在签订协议后，会见中他说：“我们要在这个项目（指经营露天煤矿）上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哈默说：“现在的项目是第一阶段，年产1500万吨标准煤，将来还有第二期、三期工程。”邓小平说：“第二、三期工程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问题是国际市场。”哈默说：“石油资源逐渐减少，煤将仍然是能源中的骨干。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现在东南亚经济正在发展，中国离这一地区最近，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邓小平说：“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两淮的煤炭储量大。就是投资要多一点。”哈默说：“我想投资会来的，会源源而来的。”邓小平说：“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这次协议，这一点很好。外边感到中国法规不完备，这次我们两家协商达成了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这样，1984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中外合资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在山西北部长城脚下破土动工，总投资额6.5亿美元（哈默出资2亿美元）。
1985年6月，为了与中国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事宜，哈默冒着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中国土地。6月30日，邓小平第5次见到哈默。会见中，哈默将自己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首次会见的情况讲给邓小平。邓小平则就平朔煤矿第一期工程将于次日破土开工向哈默祝贺。一个西方石油大亨与一位东方伟人的手再次紧握在一起，而他们都已分别是87岁和81岁的老人了。邓小平指出，此项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开端。这良好开端将为我们带来更多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有许多像安太堡露天煤矿那样的大型合资企业才能改变面貌。他进一步表示，可以对该项目的第二第三阶段工作继续谈判，并就海上石油开采的问题征询意见。
1987年9月，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9月13日，邓小平第6次见到89岁的哈默并长谈一小时。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建成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中国要发展，离开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开放，还要加快改革的步子。”他称赞哈默是个勇敢者：“同中国合作兴建像安太堡煤矿这样大的项目，有些外国人还缺乏勇气。”哈默说：“该煤矿的建成为外国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样板：哈默能做到的，他们也应能做到。”邓小平点头说：“它的建成投产是双方合作取得的基本成功。要取得完全成功，就要保证合同兑现，解决好煤的销路问题。我们欢迎西方石油公司同中国扩大在煤炭方面的合作，并在石油及其他领域开展技术合作。”
1988年4月27日，他第7次见哈默；1990年3月，第8次见哈默。他说：“没有政治远见，你不会采取到中国搞合资经营煤矿这样的行动。希望你们这个项目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典范。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改革政策，我们欢迎国际合作，这个政策不会变。欢迎你参加这方面的合作竞争。”
事实也正是如此，仅平朔安太堡煤矿这一项目，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是中国合资企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同时也是“三资企业”中创汇第一的企业。合作期间，除先进技术与设备，美方还带来一套西方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制度规定：职工违规一次记一回备忘录，一年内得4个备忘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处处透露着现代化的新建矿里，工人们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得他们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些庞然大物。同时他们也很快适应了其高效率、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一批年轻管理人员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水平，迅速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1991年，在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作项目后，他们认真总结中美合作经营期间的经验教训，依靠已掌握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扬长避短，走出一条融中西方管理之精华的平朔式新路子，很短时间便使生产和经营步入良性循环。
可贵之处还在于，哈默带给中国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手段，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理念。这些理念不但成就了一座现代化煤矿，也拉开中国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矿区植被覆盖和土地复垦的大幕。从1985年起平朔煤矿注意环境保护和废弃物的治理及绿化等生态问题，开展了以造地造土、水土保持、土壤培肥、植被重建为核心的矿区土地复垦工程，排土场、废弃地逐渐为绿色植被所覆盖，树林灌木错落分布，长满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的台地层层相连，一派绿色天地。此项目的开发建设，通过引进外资、先进设备、技术、管理及人才，使我国的露天采矿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缩短了30年。由此，这个设计年产原煤1500万吨的安太堡矿就成为煤炭工业乃至全国经济领域中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其典型示范作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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