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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坛子，作玉泉
自从有了一种叫酒的物质后，历史深沉的幕布上就被烙印上了四个大字：悲欢离合。人生苦乐，七情六欲，舍我其谁！曹孟德的“唯有杜康”的口号是何等的慷慨激昂。魏晋名士如不结缘酒将是何等的无趣！而李白的“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呐喊，一下子把喝酒的意义升华N个高度。正因为国人对酒的品赏与解读的不同，才会造出高标独帜的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上至九五之尊的帝王将相，中至行游四海的才子骚客、仗义行侠的高士，下则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喝酒几成为一项全民性的热身活动。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历来与酒息息相关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既有为世人诟骂的酒池肉林式的荒诞，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狂放；既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洒脱，也有“借酒消愁愁更愁”的纠结；当然也少不了“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泊宁静，“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纵情自信。在文人们对酒的颂吟叫好声中，酒具也以不同的形象面貌登台亮相。
瓷器与酒的结合，仿佛是珠联璧合的一个自然过程，并为中国的酒文化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而历代的窑工，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广袤大地上，又以聪明与想象演绎出摇曳生姿的酒具，磁州窑、耀州窑、越窑、长沙窑、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德化窑、瓯窑……从这些耳熟能详、琳琅满目的名窑里，酒具那美轮美奂、缤纷隽秀的身影永远不会缺席。
当我面对这件叫酒坛子的南宋瓯窑酒器时，似乎感到某种光影在里面，尽管经年阅览无数瓯窑瓶瓶罐罐之“风月姿色”，而眼前的这件酒坛，器形、釉色、做工，都堪称是“形而下”了，再加常见的小口鼓腹、溜肩收腰的线条，几乎谈不上有想象力、创造力了。但因为其诞生于偏安江左的南宋这样的特定年代，它却具备了一些人文的气息来。褐彩的手书“作玉泉”三个字，明明白白写在酒具的正面上，一下子平淡中见精神，虽然它出生在瓯窑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区——温州乐清的大荆，但它依然有着南宋特有的细致。作为一个精致而丰饶的朝代，偏安后的繁华，永远无法弥合一个民族失土之伤痛受创的心理，由此从内部转变为艺术人文的创造升华。今天南宋文化的深厚的遗产——琳琅满目的书画、词章、工艺、美食、戏曲、茶坊或许正是一种心理补偿和转移。从汴梁南迁到临安的官窑，崛起于浙西南僻隅山旮旯里的龙泉窑，它们的瓷器永远放不下来自汴梁皇宋的雍容华贵、斯文气象。
这个瓯窑的酒坛子，只不过是一个底层庶民的酒容器，但因为它来自南宋，简朴的外表下，“作玉泉”三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它只是用来装酒的，无其他用途，这就是南宋——无所不在的优雅和从容!
一壶褐彩，宋代的诗画
南宋时的温州，知州杨蟠有一句最为有力的概括：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对温州来说，宋代提供了温州文化的脐血，一直滋养到晚清。没有南宋，温州的通史将苍白不好看。宋代是市井文化的天堂，是士农工商成功人士的流金蜜月。政治的宽松，汉唐以来严重束缚人生自由的里坊制度，被开明的皇帝们全部推倒，原来刻板的作息与管理随之消失，而百姓的活动空间得以无限扩大。这些好处，随着宋王朝偏安杭州后，全盘带到江左之地，温州也成为最早的受益城市。这种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可从温州南戏最早的剧本《张协状元》里出现的词汇窥测到。这出来自温州九山书会才人们集体创作的剧本，既称得上是“戏曲里的活化石”，也是温州南宋时期的“风情画”，剧本中出现的词汇如散妓、花柳市、米辅、角奴、酒楼、酒库、茶坊、行货、食店、市井、牙婆、神歌、秋千、竹马等等，就是当时温州平民最典型的“生活态”。杨蟠在《永宁桥》诗里也写道：“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就是描写当时朔门一带市民的夜生活。此外，翻翻现存文献，发现宋代的温州因城市繁荣带来的是人口的膨胀，如北宋初期太平兴国年间，温州户口的统计是40740户，到了中期元丰时期，增至121916户，又至南宋中期淳熙年间，扩至170035户。一百余年时间，户口总数增加了四倍。那么温州中心城区的户口，按乾道五年（1169年）知州王之望的说法，“居民约计万数千家”，加上城外周边的人口，估算不下10余万吧。
在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背景下，宋代的温州人非常懂得把产品做精做细做出特色的重要性。近年从温州宋代主要街道——信河（新河）街建筑工地上出土的大量宋代的遗物也可一窥端倪。如漆器，从香奁、头梳、耳杯、酒盅、酒壶、碗、汤匙、灯台等，生活用品无不一一具备。此外就是瓯窑产品，包含有日用品、酒具、茶具、文房用品、女性妆饰品等等，总的一点，那便是做工的无不精益求精。如瓯窑的褐彩，本是窑变后的瑕疵，但自六朝以来便有意识地运用，南朝、隋唐之际，用的仅为斑点斑块，而且小心谨慎，一到宋代，窑工们的手法就变得极为大胆开放。眼前这个青黄釉褐彩卷叶纹执壶，2007年在温州信河街天窗巷出土。这壶不算小，高27.1厘米，口径9.6厘米，足径8.8厘米。直口圆肩鼓腹，虽然、流嘴缺失，但满腹刻划的四组卷草纹上，写意错位的再绘饰四圈褐彩连续草叶纹，既有重叠的层次感，又有斑斓绚丽的情趣。粗糙的釉面下有了多组褐彩图案，残缺的酒壶品味随即得以升华，由“腐朽而走向神奇”。这种不受约束的来自底层窑工的大手笔，大概只有品质至上的宋代才可找到合适的土壤。
每每近距离地去细赏这褐彩的酒壶，眼前就浮出那两宋的种种意境来。可能，观照今天的审美情趣，那壶面的釉层与花纹都是随性的。但是，如果发挥想象，还原到八百年前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酒肆里，一群围桌而坐的才子骚客们，行着酒令，或歌吟或长啸，欣赏着窗外瓯江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荧荧烛光下，举起壶，哗哗地一遍遍地往碗里筛酒，直到月偏，人都醉了，只有桌的正中独立寂寞的酒壶。最后连照面的人也消失了，它却在岁月中永恒。
这葫芦瓶能装啥子酒
我们看中国的酒文化，当然要想到酒容器，楚国的贵族用漆器耳杯饮酒，那么百姓呢？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喝酒、吃五石散，把酒与生活甚至生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王书圣们在兰亭玩九曲流觞，形式大于内容，那时的酒器倒显得不重要了。但偏偏那时在南方出现了鸡首壶，这种线条优美、充满象征意味的酒道具，却充当起宴乐的角色。但唐人不用鸡首壶，改用凤首壶，总之，朝代的更替，其实酒器也在抒写着内心的纠结，抑或是时尚。酒到了宋代，市井文化的发扬光大，最为流行的酒器肯定少不了执壶。今天，在温州瓯窑的广大窑床里或墓葬里出土的执壶，纤巧的线条，流线形的把，壶形是很优雅的，如一知书达理的高人，或是一曲线含而不露的楚楚女子。宋的世俗与美的趣味是由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如同宋画，后人只能学习临摹，永远无法超越一样。时代的特征，是个性化的印记，不是简单的像与不像所能道得清楚的。
今天，摆在面前的这个壶，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虽然它躺在博物馆的库房里，已经有一个通用的官方名字：五代青釉杯口执壶。用杯口两字来概括此壶的特点，我认为是经验性的无趣。的确，它的口部形如杯子，但是却不是常见的杯子，我看过后第一印象，那是标准葫芦形状的执壶啊。葫芦是一种不倒的造型，它结的子多，那是吉祥，为什么中国的仙人们总要腰间挂个葫芦呢？葫芦可以装仙药啊。上面是圆的盖，下面是圆的腹，颈项收缩联系上下两个圆，与一个曲而微翘的流嘴，生动地把两个圆激活，花好月圆，团圆总是美好吧。更为奇怪的是，那杯形口后的把柄上方的两个小孔，有人问做什么用，我说，难道是“煮酒论英雄”时温酒的出气口？喝着黄酒，让微微的酒香溢出，空气中散布迷离的酒分子微粒，一下子对话也显得温馨而有趣起来。是啊，这个壶完完全全是一个精心之作，一千多年后，再也找不到一个相同的壶了，显得稀罕而个性。更为有趣的是，如果放置在时空的长河里，它恰恰介于唐与宋之间，细细地比对一下，你会恍然大悟，这壶处于两个最有特色个性的朝代的中间地带：确保唐人丰腴美态的遗风，又打开宋代对曲线的痴迷。就这个壶，承上而启下，不有个性还真不行！
（责编：雨岚）
自从有了一种叫酒的物质后，历史深沉的幕布上就被烙印上了四个大字：悲欢离合。人生苦乐，七情六欲，舍我其谁！曹孟德的“唯有杜康”的口号是何等的慷慨激昂。魏晋名士如不结缘酒将是何等的无趣！而李白的“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呐喊，一下子把喝酒的意义升华N个高度。正因为国人对酒的品赏与解读的不同，才会造出高标独帜的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上至九五之尊的帝王将相，中至行游四海的才子骚客、仗义行侠的高士，下则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喝酒几成为一项全民性的热身活动。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历来与酒息息相关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既有为世人诟骂的酒池肉林式的荒诞，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狂放；既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洒脱，也有“借酒消愁愁更愁”的纠结；当然也少不了“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泊宁静，“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纵情自信。在文人们对酒的颂吟叫好声中，酒具也以不同的形象面貌登台亮相。
瓷器与酒的结合，仿佛是珠联璧合的一个自然过程，并为中国的酒文化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而历代的窑工，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广袤大地上，又以聪明与想象演绎出摇曳生姿的酒具，磁州窑、耀州窑、越窑、长沙窑、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德化窑、瓯窑……从这些耳熟能详、琳琅满目的名窑里，酒具那美轮美奂、缤纷隽秀的身影永远不会缺席。
当我面对这件叫酒坛子的南宋瓯窑酒器时，似乎感到某种光影在里面，尽管经年阅览无数瓯窑瓶瓶罐罐之“风月姿色”，而眼前的这件酒坛，器形、釉色、做工，都堪称是“形而下”了，再加常见的小口鼓腹、溜肩收腰的线条，几乎谈不上有想象力、创造力了。但因为其诞生于偏安江左的南宋这样的特定年代，它却具备了一些人文的气息来。褐彩的手书“作玉泉”三个字，明明白白写在酒具的正面上，一下子平淡中见精神，虽然它出生在瓯窑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区——温州乐清的大荆，但它依然有着南宋特有的细致。作为一个精致而丰饶的朝代，偏安后的繁华，永远无法弥合一个民族失土之伤痛受创的心理，由此从内部转变为艺术人文的创造升华。今天南宋文化的深厚的遗产——琳琅满目的书画、词章、工艺、美食、戏曲、茶坊或许正是一种心理补偿和转移。从汴梁南迁到临安的官窑，崛起于浙西南僻隅山旮旯里的龙泉窑，它们的瓷器永远放不下来自汴梁皇宋的雍容华贵、斯文气象。
这个瓯窑的酒坛子，只不过是一个底层庶民的酒容器，但因为它来自南宋，简朴的外表下，“作玉泉”三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它只是用来装酒的，无其他用途，这就是南宋——无所不在的优雅和从容!
一壶褐彩，宋代的诗画
南宋时的温州，知州杨蟠有一句最为有力的概括：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对温州来说，宋代提供了温州文化的脐血，一直滋养到晚清。没有南宋，温州的通史将苍白不好看。宋代是市井文化的天堂，是士农工商成功人士的流金蜜月。政治的宽松，汉唐以来严重束缚人生自由的里坊制度，被开明的皇帝们全部推倒，原来刻板的作息与管理随之消失，而百姓的活动空间得以无限扩大。这些好处，随着宋王朝偏安杭州后，全盘带到江左之地，温州也成为最早的受益城市。这种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可从温州南戏最早的剧本《张协状元》里出现的词汇窥测到。这出来自温州九山书会才人们集体创作的剧本，既称得上是“戏曲里的活化石”，也是温州南宋时期的“风情画”，剧本中出现的词汇如散妓、花柳市、米辅、角奴、酒楼、酒库、茶坊、行货、食店、市井、牙婆、神歌、秋千、竹马等等，就是当时温州平民最典型的“生活态”。杨蟠在《永宁桥》诗里也写道：“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就是描写当时朔门一带市民的夜生活。此外，翻翻现存文献，发现宋代的温州因城市繁荣带来的是人口的膨胀，如北宋初期太平兴国年间，温州户口的统计是40740户，到了中期元丰时期，增至121916户，又至南宋中期淳熙年间，扩至170035户。一百余年时间，户口总数增加了四倍。那么温州中心城区的户口，按乾道五年（1169年）知州王之望的说法，“居民约计万数千家”，加上城外周边的人口，估算不下10余万吧。
在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背景下，宋代的温州人非常懂得把产品做精做细做出特色的重要性。近年从温州宋代主要街道——信河（新河）街建筑工地上出土的大量宋代的遗物也可一窥端倪。如漆器，从香奁、头梳、耳杯、酒盅、酒壶、碗、汤匙、灯台等，生活用品无不一一具备。此外就是瓯窑产品，包含有日用品、酒具、茶具、文房用品、女性妆饰品等等，总的一点，那便是做工的无不精益求精。如瓯窑的褐彩，本是窑变后的瑕疵，但自六朝以来便有意识地运用，南朝、隋唐之际，用的仅为斑点斑块，而且小心谨慎，一到宋代，窑工们的手法就变得极为大胆开放。眼前这个青黄釉褐彩卷叶纹执壶，2007年在温州信河街天窗巷出土。这壶不算小，高27.1厘米，口径9.6厘米，足径8.8厘米。直口圆肩鼓腹，虽然、流嘴缺失，但满腹刻划的四组卷草纹上，写意错位的再绘饰四圈褐彩连续草叶纹，既有重叠的层次感，又有斑斓绚丽的情趣。粗糙的釉面下有了多组褐彩图案，残缺的酒壶品味随即得以升华，由“腐朽而走向神奇”。这种不受约束的来自底层窑工的大手笔，大概只有品质至上的宋代才可找到合适的土壤。
每每近距离地去细赏这褐彩的酒壶，眼前就浮出那两宋的种种意境来。可能，观照今天的审美情趣，那壶面的釉层与花纹都是随性的。但是，如果发挥想象，还原到八百年前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酒肆里，一群围桌而坐的才子骚客们，行着酒令，或歌吟或长啸，欣赏着窗外瓯江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荧荧烛光下，举起壶，哗哗地一遍遍地往碗里筛酒，直到月偏，人都醉了，只有桌的正中独立寂寞的酒壶。最后连照面的人也消失了，它却在岁月中永恒。
这葫芦瓶能装啥子酒
我们看中国的酒文化，当然要想到酒容器，楚国的贵族用漆器耳杯饮酒，那么百姓呢？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喝酒、吃五石散，把酒与生活甚至生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王书圣们在兰亭玩九曲流觞，形式大于内容，那时的酒器倒显得不重要了。但偏偏那时在南方出现了鸡首壶，这种线条优美、充满象征意味的酒道具，却充当起宴乐的角色。但唐人不用鸡首壶，改用凤首壶，总之，朝代的更替，其实酒器也在抒写着内心的纠结，抑或是时尚。酒到了宋代，市井文化的发扬光大，最为流行的酒器肯定少不了执壶。今天，在温州瓯窑的广大窑床里或墓葬里出土的执壶，纤巧的线条，流线形的把，壶形是很优雅的，如一知书达理的高人，或是一曲线含而不露的楚楚女子。宋的世俗与美的趣味是由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如同宋画，后人只能学习临摹，永远无法超越一样。时代的特征，是个性化的印记，不是简单的像与不像所能道得清楚的。
今天，摆在面前的这个壶，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虽然它躺在博物馆的库房里，已经有一个通用的官方名字：五代青釉杯口执壶。用杯口两字来概括此壶的特点，我认为是经验性的无趣。的确，它的口部形如杯子，但是却不是常见的杯子，我看过后第一印象，那是标准葫芦形状的执壶啊。葫芦是一种不倒的造型，它结的子多，那是吉祥，为什么中国的仙人们总要腰间挂个葫芦呢？葫芦可以装仙药啊。上面是圆的盖，下面是圆的腹，颈项收缩联系上下两个圆，与一个曲而微翘的流嘴，生动地把两个圆激活，花好月圆，团圆总是美好吧。更为奇怪的是，那杯形口后的把柄上方的两个小孔，有人问做什么用，我说，难道是“煮酒论英雄”时温酒的出气口？喝着黄酒，让微微的酒香溢出，空气中散布迷离的酒分子微粒，一下子对话也显得温馨而有趣起来。是啊，这个壶完完全全是一个精心之作，一千多年后，再也找不到一个相同的壶了，显得稀罕而个性。更为有趣的是，如果放置在时空的长河里，它恰恰介于唐与宋之间，细细地比对一下，你会恍然大悟，这壶处于两个最有特色个性的朝代的中间地带：确保唐人丰腴美态的遗风，又打开宋代对曲线的痴迷。就这个壶，承上而启下，不有个性还真不行！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