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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重要价值
晚清官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是研究晚清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重要史料，甚至有人将它比作真实版的《官场现形记》。应该说，这一评语是中肯的。近年来，专家学者在论述清代官场的腐败现象时，多次征引该书的史实。
36年的仕宦生涯，都被张集馨翔实记录在书中。由于经历丰富，张集馨笔下，既有对晚清政局危机的洞见思考，又有对具体事件场景的刻画描绘，加上其翰林出身，文笔流畅，指摘时弊一针见血，褒贬人物入木三分，特别是书中对于官场糜烂、吏治腐败的叙述，历来为人所重视。
但是，或许由于此书太过有名，相比之下，对于张集馨本人，人们反而较少关注。
一个人的宦海浮沉
道光九年（1829），30岁的张集馨以殿试二甲第22名的成绩考中进士，随后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踏上仕途。七年后，他又以武英殿纂修的身份补授山西朔平知府，至同治四年（1865）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被革职，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代理巡抚等职，时间跨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足迹遍及山西、福建、陕西等省。
首先，由于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育，张集馨于逼仄之下仍坚持有所作为。张集馨的日记难免有对自己的美化，但总的来说，他在晚清官场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清官、好官，却也已是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不论是在山西治理蝗灾、办理疑案，还是在陕西经营粮道、清理亏空，以及随军作战、平定叛乱，张集馨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与谋略。尤其可贵的是，民本思想是张集馨从政的重要理念，如在担任江西布政使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一再催其筹措军饷，张集馨愤而写道“余无催科之才，亦断不肯为绝灭之事，宁可去官耳，不为不祥”，并讽刺曾国藩“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其次，现实的掣肘、同僚的倾轧又常使张集馨萌生深深的无力感，甚至萌生退意。也正是因为严酷的官场生态，张集馨在很多事情上往往不得不以妥协告终。如初到地方为官任朔平知府时，山西按察使庆林曾为一起亏空案向他求情，张集馨直言：“只要有粮饷而士兵不鼓噪闹事，我又何必深究！”令庆林闻之“甚喜”。代理福建布政使时，张集馨曾对三名贪污犯详参革职，但由于福建巡抚瑞瑸说情，张集馨又恰好调任江西布政使，便没有严办。
第三，对于已成俗习的官场陋规别敬（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的礼金），张集馨一样随波逐流。他还曾一笔笔算过账，动辄上万两的沉重负担，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的，至于“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张集馨笔下也不时有宦囊羞涩的记录，如其出任陕西督粮道时的别敬就是举债所筹。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既有送，自然也有入。如担任陕西督粮道仅一年，他不但将债务全部还清，还寄回老家一万多两银子，难怪他亦自言粮道一缺“向来著名”，“陕省道府，莫不以得署粮道为幸”。
尽管如此，应当说，张集馨对于官场往来仍有所节制，并不来者皆收。如任江西布政使时，他自言“君子怀刑，余生性谨慎，凡作奸犯科之事，向不为也”，其笔下更不时有他人馈金而“却之”的记录，并自矜“自问数十年来，从未起婪赃念头”。
最后，多年仕途的不如意，不能不使张集馨失意愤懑，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人情冷暖，更使他郁结于怀。咸丰四年（1854），张集馨在直隶布政使任上，因直隶总督桂良与钦差大臣胜保之间互相倾轧而成替罪羊，被参革职并随胜保征战，其间又因腿伤到济南疗养。由于张集馨乃“业经罢斥”之人，“省中司道府县，无一人过问者”，此情此景，不禁使张集馨慨叹“一贵一贱，交情立见”。
与失意愤懑相伴随，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张集馨身上越来越突显。仕途官位的诱惑虽未能在他心中尽除，但现实的一再碰壁使他心生倦意，“从此戢影蓬庐，不与人间事”的想法日益强烈，而其最终革职赋闲，“优游林下，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也算是得偿所愿吧。
晚年的张集馨曾一再感慨，“须发皓白，犹然捧檄，自恨无才，殊可耻也”，“余之偃蹇，不能奋飞，遂为竖子所侮，殊为可愧”！其实，他的仕途曾经拥有一个很好的开端：道光帝曾逐个召见翰林院人员，在众多翰林中，张集馨引起他的格外注意。没过几天，军机处传令，皇帝还要再见张集馨。第二次谈话后，道光帝特别叮嘱张集馨勤读慎行，言语之间对张集馨寄托了极大的期望与关怀。时隔一年，张集馨便由道光帝钦点，破格出任朔平知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集馨由四川按察使调任贵州布政使，进京面圣时，道光帝更是直接向他挑明：“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道光帝的提携使他青云直上，道光帝的去世也仿佛使他的命运从此定格。将近20年，张集馨在按察使、布政使任上反复辗转，始终未能再上一步。特别是道光帝“要汝作好督、抚”的叮嘱、期盼与承诺，始终是张集馨挥之不去的负担。
此外，不得不说的是，张集馨曾多次感叹官场拉帮结派的恶习，事实上，他本人既是派系斗争的受害者，也曾是受益者。除去道光帝的垂青，张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还得到时任四川总督琦善的赏识，后琦善调任陕甘总督，又报请朝廷将其提任甘肃布政使。但好景不长，随着道光帝的去世以及琦善在政治上的失势，张集馨的仕途也日渐走向低谷，他自己也曾坦言：“人每谓余因公（指琦善）受累，余每谓赖公以传也。”
当然，张集馨仕途的跌宕，还有其他因素。一是其性格与官场风气的矛盾。由于家庭出身、经历特别是从小深受儒家教育的原因，张集馨性格温和宽厚，遇事忍让，甚至于被家人奴仆蒙蔽欺瞒，这一性格使得他在遍布倾轧的险恶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也因此饱受同僚排挤构陷。二是其能力与时代要求的冲突。应当说，经过多年从政的历练，与众多颟顸无为的同僚相比，张集馨可称得上一个“能吏”，但他毕竟又是文官，在战乱不已的形势背景下，朝廷首先需要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以湘系集团为代表的军事政治力量才是当时政坛的主导，从而，张集馨的乏人问津也就不可避免了，唯有其走钢丝般的生存之道，至今仍令人无限感叹。
一个时代的昏暗侧影
读懂张集馨的仕宦生涯，就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张集馨所处的时代，已是清代晚期。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最终也未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呈现出万马齐喑的衰颓气象，特别是吏治的腐败，不但在清代，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恐怕也称得上绝无仅有。
其一，贪赃纳贿，暴敛横征。张集馨曾总结甘肃吏治，“一言蔽之，有钱则好，无钱则不好耳”。这一结论无疑并不限于甘肃。如直隶总督桂良认为“非钱不可”，“非纳贿不能下委”，“否则此官不能做矣”，闽浙总督庆端甚至认为“属员多送红包，才是看得起主人”。当时竟有官员巧尽心机，放出谣言，谎称去任，骗取百姓纳税。
其二，结党营私，互为奥援。如甘肃布政使常绩声名狼藉，陕甘总督易棠无法约束，却也不敢弹劾他，因其在朝中有肃顺等人为后盾；直隶总督桂良则因是恭亲王奕的岳丈，有恃无恐，虽然民众怨声载道，但朝中台谏官员，尽管都知道他劣迹斑斑，却无一人敢劾参。上行下效，与之相伴随是保举的泛滥，“火箭式”提拔不可胜举。
其三，酒色征逐，骄奢淫逸。张集馨笔下的晚清官场，随处随时都可见“酒酣耳热，脱略形骸，歌唱欢呼，村言俚语”等等性迷狂乐、纵情声色的不堪场景。如陕西仅粮道官署就“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甘肃则由于陕甘总督乐斌喜欢彻夜听戏宴会，督署日夜笙歌，“冬日严寒，仆从忍冻，立于风雪之中，彻夜伺候”。闽浙总督庆端更是“一经入席，唯恐人之不醉，又唯恐己之不醉，不能观人之大醉也”，其醉后“两眼麻沙，双趺彳亍，欲赌马射，以示豪强”。可谓丑态百出。
其四，庸庸碌碌，颟顸无为。张集馨笔下，上到总督巡抚，下到县官书幕，总能于寥寥数言，勾勒出其尸位素餐、庸碌无为的画像。如说福建巡抚瑞瑸“庸碌无能，公事一概不管；耳聋颇甚，属员回事，依阿可否……公事从不作主，一遵教令”，公堂木偶形象惟妙惟肖。这一切，没有深切经历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张集馨的仕宦人生，他在官场中的应对作为尤其是心路历程，恰恰是晚清官员的“非典型样本”，直观而深刻地展现出了晚清官场生态的黑暗，既令人掩卷长叹，又启人深思警醒。
晚清官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是研究晚清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重要史料，甚至有人将它比作真实版的《官场现形记》。应该说，这一评语是中肯的。近年来，专家学者在论述清代官场的腐败现象时，多次征引该书的史实。
36年的仕宦生涯，都被张集馨翔实记录在书中。由于经历丰富，张集馨笔下，既有对晚清政局危机的洞见思考，又有对具体事件场景的刻画描绘，加上其翰林出身，文笔流畅，指摘时弊一针见血，褒贬人物入木三分，特别是书中对于官场糜烂、吏治腐败的叙述，历来为人所重视。
但是，或许由于此书太过有名，相比之下，对于张集馨本人，人们反而较少关注。
一个人的宦海浮沉
道光九年（1829），30岁的张集馨以殿试二甲第22名的成绩考中进士，随后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踏上仕途。七年后，他又以武英殿纂修的身份补授山西朔平知府，至同治四年（1865）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被革职，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代理巡抚等职，时间跨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足迹遍及山西、福建、陕西等省。
首先，由于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育，张集馨于逼仄之下仍坚持有所作为。张集馨的日记难免有对自己的美化，但总的来说，他在晚清官场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清官、好官，却也已是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不论是在山西治理蝗灾、办理疑案，还是在陕西经营粮道、清理亏空，以及随军作战、平定叛乱，张集馨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与谋略。尤其可贵的是，民本思想是张集馨从政的重要理念，如在担任江西布政使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一再催其筹措军饷，张集馨愤而写道“余无催科之才，亦断不肯为绝灭之事，宁可去官耳，不为不祥”，并讽刺曾国藩“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其次，现实的掣肘、同僚的倾轧又常使张集馨萌生深深的无力感，甚至萌生退意。也正是因为严酷的官场生态，张集馨在很多事情上往往不得不以妥协告终。如初到地方为官任朔平知府时，山西按察使庆林曾为一起亏空案向他求情，张集馨直言：“只要有粮饷而士兵不鼓噪闹事，我又何必深究！”令庆林闻之“甚喜”。代理福建布政使时，张集馨曾对三名贪污犯详参革职，但由于福建巡抚瑞瑸说情，张集馨又恰好调任江西布政使，便没有严办。
第三，对于已成俗习的官场陋规别敬（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的礼金），张集馨一样随波逐流。他还曾一笔笔算过账，动辄上万两的沉重负担，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的，至于“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张集馨笔下也不时有宦囊羞涩的记录，如其出任陕西督粮道时的别敬就是举债所筹。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既有送，自然也有入。如担任陕西督粮道仅一年，他不但将债务全部还清，还寄回老家一万多两银子，难怪他亦自言粮道一缺“向来著名”，“陕省道府，莫不以得署粮道为幸”。
尽管如此，应当说，张集馨对于官场往来仍有所节制，并不来者皆收。如任江西布政使时，他自言“君子怀刑，余生性谨慎，凡作奸犯科之事，向不为也”，其笔下更不时有他人馈金而“却之”的记录，并自矜“自问数十年来，从未起婪赃念头”。
最后，多年仕途的不如意，不能不使张集馨失意愤懑，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人情冷暖，更使他郁结于怀。咸丰四年（1854），张集馨在直隶布政使任上，因直隶总督桂良与钦差大臣胜保之间互相倾轧而成替罪羊，被参革职并随胜保征战，其间又因腿伤到济南疗养。由于张集馨乃“业经罢斥”之人，“省中司道府县，无一人过问者”，此情此景，不禁使张集馨慨叹“一贵一贱，交情立见”。
与失意愤懑相伴随，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张集馨身上越来越突显。仕途官位的诱惑虽未能在他心中尽除，但现实的一再碰壁使他心生倦意，“从此戢影蓬庐，不与人间事”的想法日益强烈，而其最终革职赋闲，“优游林下，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也算是得偿所愿吧。
晚年的张集馨曾一再感慨，“须发皓白，犹然捧檄，自恨无才，殊可耻也”，“余之偃蹇，不能奋飞，遂为竖子所侮，殊为可愧”！其实，他的仕途曾经拥有一个很好的开端：道光帝曾逐个召见翰林院人员，在众多翰林中，张集馨引起他的格外注意。没过几天，军机处传令，皇帝还要再见张集馨。第二次谈话后，道光帝特别叮嘱张集馨勤读慎行，言语之间对张集馨寄托了极大的期望与关怀。时隔一年，张集馨便由道光帝钦点，破格出任朔平知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集馨由四川按察使调任贵州布政使，进京面圣时，道光帝更是直接向他挑明：“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道光帝的提携使他青云直上，道光帝的去世也仿佛使他的命运从此定格。将近20年，张集馨在按察使、布政使任上反复辗转，始终未能再上一步。特别是道光帝“要汝作好督、抚”的叮嘱、期盼与承诺，始终是张集馨挥之不去的负担。
此外，不得不说的是，张集馨曾多次感叹官场拉帮结派的恶习，事实上，他本人既是派系斗争的受害者，也曾是受益者。除去道光帝的垂青，张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还得到时任四川总督琦善的赏识，后琦善调任陕甘总督，又报请朝廷将其提任甘肃布政使。但好景不长，随着道光帝的去世以及琦善在政治上的失势，张集馨的仕途也日渐走向低谷，他自己也曾坦言：“人每谓余因公（指琦善）受累，余每谓赖公以传也。”
当然，张集馨仕途的跌宕，还有其他因素。一是其性格与官场风气的矛盾。由于家庭出身、经历特别是从小深受儒家教育的原因，张集馨性格温和宽厚，遇事忍让，甚至于被家人奴仆蒙蔽欺瞒，这一性格使得他在遍布倾轧的险恶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也因此饱受同僚排挤构陷。二是其能力与时代要求的冲突。应当说，经过多年从政的历练，与众多颟顸无为的同僚相比，张集馨可称得上一个“能吏”，但他毕竟又是文官，在战乱不已的形势背景下，朝廷首先需要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以湘系集团为代表的军事政治力量才是当时政坛的主导，从而，张集馨的乏人问津也就不可避免了，唯有其走钢丝般的生存之道，至今仍令人无限感叹。
一个时代的昏暗侧影
读懂张集馨的仕宦生涯，就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张集馨所处的时代，已是清代晚期。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最终也未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呈现出万马齐喑的衰颓气象，特别是吏治的腐败，不但在清代，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恐怕也称得上绝无仅有。
其一，贪赃纳贿，暴敛横征。张集馨曾总结甘肃吏治，“一言蔽之，有钱则好，无钱则不好耳”。这一结论无疑并不限于甘肃。如直隶总督桂良认为“非钱不可”，“非纳贿不能下委”，“否则此官不能做矣”，闽浙总督庆端甚至认为“属员多送红包，才是看得起主人”。当时竟有官员巧尽心机，放出谣言，谎称去任，骗取百姓纳税。
其二，结党营私，互为奥援。如甘肃布政使常绩声名狼藉，陕甘总督易棠无法约束，却也不敢弹劾他，因其在朝中有肃顺等人为后盾；直隶总督桂良则因是恭亲王奕的岳丈，有恃无恐，虽然民众怨声载道，但朝中台谏官员，尽管都知道他劣迹斑斑，却无一人敢劾参。上行下效，与之相伴随是保举的泛滥，“火箭式”提拔不可胜举。
其三，酒色征逐，骄奢淫逸。张集馨笔下的晚清官场，随处随时都可见“酒酣耳热，脱略形骸，歌唱欢呼，村言俚语”等等性迷狂乐、纵情声色的不堪场景。如陕西仅粮道官署就“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甘肃则由于陕甘总督乐斌喜欢彻夜听戏宴会，督署日夜笙歌，“冬日严寒，仆从忍冻，立于风雪之中，彻夜伺候”。闽浙总督庆端更是“一经入席，唯恐人之不醉，又唯恐己之不醉，不能观人之大醉也”，其醉后“两眼麻沙，双趺彳亍，欲赌马射，以示豪强”。可谓丑态百出。
其四，庸庸碌碌，颟顸无为。张集馨笔下，上到总督巡抚，下到县官书幕，总能于寥寥数言，勾勒出其尸位素餐、庸碌无为的画像。如说福建巡抚瑞瑸“庸碌无能，公事一概不管；耳聋颇甚，属员回事，依阿可否……公事从不作主，一遵教令”，公堂木偶形象惟妙惟肖。这一切，没有深切经历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张集馨的仕宦人生，他在官场中的应对作为尤其是心路历程，恰恰是晚清官员的“非典型样本”，直观而深刻地展现出了晚清官场生态的黑暗，既令人掩卷长叹，又启人深思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