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观念的演变，离不开日本在政在野的思想推动。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经过了推崇到质疑到蔑视直至敌视的发展变化，而后又转向正视至竞合。究其原因，在主观方面乃是日本价值观念演变为之，同时在客观方面，也是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强弱状况有关。
　　【关键词】日本；价值观念；中国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起起伏伏，日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杨栋梁教授作此书其主要思想主线即是以日本政界，民间各派人士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做的一个总结。他们的看法和观点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应对中国的政策，同时也能看出日本人的民族性、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
　　对于日本的近代中国观在其国内基本有着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推崇到质疑，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古代开始日本就已经学习中国，随着日本强盛，“日出之国”到了隋唐便在事实上取得和中国的对等地位。此事实颠覆了多年来日本朝贡中国的历史。元明时期中日演变成对抗形势，政府之间无往来，双方往来交流基本通过民间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朝失败，日本开始质疑清国。“千岁丸”上海行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腐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日本，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少数人支持中日“连横论”，此种连横被称为“早期亚洲主义”。占主流的是“脱亚论”与“告别恶友论”。恶友即是指中国。腐朽的中国让日本警醒并开始学习西方。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内兴起“东洋盟主论”“保全中国论”，主张日本作为东亚盟主利用中国来抵御西方势力在东方的扩张。日本在学习中国时承受的巨大压力与阴影可想而知，因此超越中国成为亚洲领袖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八国联军侵华使日本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
　　日本“大陆浪人”即活动在中国的浪人，他们因目的不同分为几类。比较突出的两类，一是支持清政府的浪人和政治家，如川岛浪速、佃信夫等，他们后来都持反对辛亥、支持满蒙分裂。一是支持革命的浪人和政治家，如犬养毅、黑龙会系统、某些立宪人员。其中突出代表是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可以窥见日本政界对于中国革命持不同看法，他们都出于为自己的民族考虑进而萌生了操控中国未来走向的情绪，他们都或明或暗地为“保全中国论”的忠实信徒。其中日本法西斯教祖北一辉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弊端，援助中国革命，但他援助中国革命确是明显希望成功后的成果为日本服务。辛亥以后中国是“共和”还是“专制”？他对于中国共和政体进行了批判。他举例美国获得独立民主来论证中国，他认为美国国民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意识，而中国数千年只知专制政体而未知“自由”。尽管他的观点过于激进和具有代表性，但仍不能排除他的说法不是为日本政府官方所开脱。还有一人名叫内藤湖南。他被誉为“支那学”泰斗，他的主张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主张中国应该施行“联省自治”，而不是民国北京政府的“统一”。
　　国民革命到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对华观念日益恶劣。國民革命的发展使日本出现了“币原外交”（稳健）和“田中外交”（激进）。币原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其认为中国会与俄国劳农政权一样在取得政权仍能承认日本权益，并拒绝援助张作霖。田中内阁上台后，改不干涉为无力对抗中国的政策，以保障日本满蒙权益为底线，采取干涉中国革命，扶持中国军阀的手段来控制中国未来走向。
　　30年代前期日本法西斯运动兴起，主要法西斯组织有血盟团、爱乡塾、樱会、军部皇道派等。31年关东军在高参石原莞尔策划下发动九一八，其后迫使政府追认其行为。32年农民敢死队袭杀稳健派首相犬养毅。法西斯的兴起，不仅使资产阶级政党退出政治前台，也使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打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界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
　　1940年以后德国横扫欧洲，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抛出“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表示对重庆“和平工作”由政府进行，军部及民间“和平工作”一律停止。和谈以蒋汪合作为前提。
　　分析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得不借助于这些在政在野的思想家及政治家的观点来看，因为他们的想法直接影响到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较新中国建立之后日本对华由敌对到正视到竞合，近代以来两国却越走越远，日本对华态度也日趋恶劣，这很值得我们当代人思考借鉴，为我国处理周边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作者简介：晏泽擎，男，汉，湖南，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注释：
　　[1]李文：《日本国民性的历史折射——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读后》，《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第152页
　　[2]杨栋梁：《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