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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帕武(Pawo Choying Dorji),我出生的时候曾被带去见一个喇嘛,他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帕是勇气的意思,而武代表人,整个意思是指一个人敢于直面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并勇敢地与之搏斗。
我的父亲是不丹外交官,我从小就跟着他游历各国,在科威特、印度、日内瓦等地都居住过。我毕业于威斯康辛州罗伦斯大学国际政治系,当时我渴望成为父亲一样的人,梦想着为联合国工作。佛教经常提到因缘(Cause and Condition) ,我的生命中不乏这样的事件。2006年,我大学毕业后的暑假,宗萨钦哲仁波切给我寄了封邮件,让我到印度的比尔去跟随他两个月,可之前我在威斯康辛州的5年里,热衷于派对,对灵性生活毫无兴趣,但他是仁波切,我必须去。
去之前我跟美国的朋友们说我两个月后就会回来,结果一待就是7年。这7年里,我在比尔的佛学院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其余大部分时间都伴随在宗萨仁波切身旁,尽心为他工作,还自学了摄影,通过相机记录旅途中的时光。
我非常喜欢印度,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居住在印度北部山间的比尔,那里只有不到六百个居民,非常适合小孩成长。它远离大城市,例如新德里的混乱和犯罪,一切都很纯净,就是生活上很不方便,给小孩种牛痘,要开车12个小时到市里。孩子们早上随鸡鸣而起,喝的是刚挤出来的牛奶,他们还会辨识各种植物,但每年我都会带他们到大城市去见识真实的世界。
加尔各答是我最喜欢的城市,那里有很浓烈的英国殖民地遗风,有些餐馆甚至会给你一副单镜片眼镜,用来看菜单,还有织毛衣的工具。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城市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是非常英国化的。同时它还是印度的文化之都,许多最伟大的导演、学者、音乐家都来自那里。印度的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是印度文化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喀拉拉邦的女性成人识字率是整个亚洲最高的,达到98%,有趣的是,这两个邦都有共产党执政的历史。
儿子去年12月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场,当时我在为仁波切的法会工作,这就是我在世俗和精神生活中必须保持的平衡。现在我的孩子已经8个月大了,我看着他在地上玩耍,有时会觉得悲伤,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场,但我希望他长大后能意识到他父亲之所以没能见证他的出生,是因为他的虔诚心和信仰。
当我跟仁波切说起我马上要有孩子,表现得非常惊慌的时候,他却非常镇定。他说,“当我们祈愿之时,我只能在口头上进行,而你现在不同,因为你有了孩子,孩子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你可以把祈愿转化为行动。”
虔诚心对我来说是一直变化的,它并不一定非要以宗教的形式表达,它其实更像一个玩具,随着你自身的变化而变化,它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就像我的上师所说,我们小时候喜欢建造沙滩城堡,长大后会对皮鞭和手铐着迷。我高中和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打篮球,之后在威斯康辛州迷上了派对,但现在我的玩具是佛教,也许当我再成长,会有另外的东西,但至少在过往的7年里,一直都是。然而,正如佛陀所说,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虔诚,必要的检视和分析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仁波切对我来说是一位上师,围绕着这个身份,他同时还是一个父亲、挚友、导师。上师是你方方面面的老师,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是你最大的敌人,因为他负责摧毁你的自我。在通往个人精神生活的道路上,上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你选择了一位上师,他将时刻陪伴著你。在佛教里,我们说上师和他的学生永不分离,甚至超越时空距离。仁波切的上师25年前去世,但每当他谈起这位上师,你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存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任何淡化。
很多人都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佛教徒,仁波切经常宣讲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如果你接纳这四法印,无论你是洞穴里的苦行僧,还是北京的CEO,抑或是居住在印度小村庄里的摄影师,你都是一个佛教徒。仁波切在书里写道,你可以听痞子阿姆的音乐,把帕里斯·希尔顿的性感照片贴在墙上,但如果你接受这四法印,你就是一个佛教徒。
我们举一个诸行无常的例子,我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喜悦的事情,但佛教徒认为喜悦过后会产生羁绊,羁绊中又会升起分离、悲伤和忧虑,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永生,总有一天我们会分离,就像每年过生日,当我吹灭蜡烛,我是在庆祝,但同时我又离死亡近了一步。
我在印度的灵性之旅中遇到了我的太太,当时我住在印度的村庄里,她在北京当舞台剧演员,距离遥远并没构成障碍,很快我们在印度成婚。
去年我在印度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待了一个月,那里没有电和手机信号,我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而接下来我将回台湾与家人共处两周,接着前往不丹的一个寺庙里闭关修行,那又将会是两个半月与外界切断联系的时光,为此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她的父母,他们一直非常支持我在修行道路上走下去,并把这当成对他们的福德。
我的摄影集封面上有一张照片,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感知往往比外在形象更为重要,你有时需要用心去看这个世界。拍照的那段时间我在菩提迦耶,每天上午会去一个寺庙里做大礼拜(选择修持加行的藏传佛教徒一生中至少需要做10万次大礼拜),然后出门就会遇到这个人,他随地大小便,累了就躺在路上,在垃圾堆里和牛、狗以及乌鸦争抢食物,他已经很久没跟人接触了,也许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语言。当地的印度人驱赶他,就连来朝圣的人们都鄙视地远离他。
这样可悲的状态,却令我想起八十四大成就者。许多他们的传记里都记载着相似的故事:帝洛巴尊者如何生吃活鱼,那洛巴尊者如何从婚礼上抢走即将出嫁的新娘,维鲁巴如何嗜酒如命等。这些上师的内在觉醒使得他们不受二元对立及概念的束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称为“疯狂的智慧”。当时的人们,总是因为他们脱序及反常行径,不断地驱赶躲避,甚至殴打。
谁知道呢?也许他是一名真正的大成就者,远胜于周围佛寺里那些正在修行的人们。
我的父亲是不丹外交官,我从小就跟着他游历各国,在科威特、印度、日内瓦等地都居住过。我毕业于威斯康辛州罗伦斯大学国际政治系,当时我渴望成为父亲一样的人,梦想着为联合国工作。佛教经常提到因缘(Cause and Condition) ,我的生命中不乏这样的事件。2006年,我大学毕业后的暑假,宗萨钦哲仁波切给我寄了封邮件,让我到印度的比尔去跟随他两个月,可之前我在威斯康辛州的5年里,热衷于派对,对灵性生活毫无兴趣,但他是仁波切,我必须去。
去之前我跟美国的朋友们说我两个月后就会回来,结果一待就是7年。这7年里,我在比尔的佛学院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其余大部分时间都伴随在宗萨仁波切身旁,尽心为他工作,还自学了摄影,通过相机记录旅途中的时光。
我非常喜欢印度,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居住在印度北部山间的比尔,那里只有不到六百个居民,非常适合小孩成长。它远离大城市,例如新德里的混乱和犯罪,一切都很纯净,就是生活上很不方便,给小孩种牛痘,要开车12个小时到市里。孩子们早上随鸡鸣而起,喝的是刚挤出来的牛奶,他们还会辨识各种植物,但每年我都会带他们到大城市去见识真实的世界。
加尔各答是我最喜欢的城市,那里有很浓烈的英国殖民地遗风,有些餐馆甚至会给你一副单镜片眼镜,用来看菜单,还有织毛衣的工具。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城市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是非常英国化的。同时它还是印度的文化之都,许多最伟大的导演、学者、音乐家都来自那里。印度的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是印度文化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喀拉拉邦的女性成人识字率是整个亚洲最高的,达到98%,有趣的是,这两个邦都有共产党执政的历史。
儿子去年12月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场,当时我在为仁波切的法会工作,这就是我在世俗和精神生活中必须保持的平衡。现在我的孩子已经8个月大了,我看着他在地上玩耍,有时会觉得悲伤,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场,但我希望他长大后能意识到他父亲之所以没能见证他的出生,是因为他的虔诚心和信仰。
当我跟仁波切说起我马上要有孩子,表现得非常惊慌的时候,他却非常镇定。他说,“当我们祈愿之时,我只能在口头上进行,而你现在不同,因为你有了孩子,孩子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你可以把祈愿转化为行动。”
虔诚心对我来说是一直变化的,它并不一定非要以宗教的形式表达,它其实更像一个玩具,随着你自身的变化而变化,它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就像我的上师所说,我们小时候喜欢建造沙滩城堡,长大后会对皮鞭和手铐着迷。我高中和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打篮球,之后在威斯康辛州迷上了派对,但现在我的玩具是佛教,也许当我再成长,会有另外的东西,但至少在过往的7年里,一直都是。然而,正如佛陀所说,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虔诚,必要的检视和分析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仁波切对我来说是一位上师,围绕着这个身份,他同时还是一个父亲、挚友、导师。上师是你方方面面的老师,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是你最大的敌人,因为他负责摧毁你的自我。在通往个人精神生活的道路上,上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你选择了一位上师,他将时刻陪伴著你。在佛教里,我们说上师和他的学生永不分离,甚至超越时空距离。仁波切的上师25年前去世,但每当他谈起这位上师,你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存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任何淡化。
很多人都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佛教徒,仁波切经常宣讲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如果你接纳这四法印,无论你是洞穴里的苦行僧,还是北京的CEO,抑或是居住在印度小村庄里的摄影师,你都是一个佛教徒。仁波切在书里写道,你可以听痞子阿姆的音乐,把帕里斯·希尔顿的性感照片贴在墙上,但如果你接受这四法印,你就是一个佛教徒。
我们举一个诸行无常的例子,我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喜悦的事情,但佛教徒认为喜悦过后会产生羁绊,羁绊中又会升起分离、悲伤和忧虑,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永生,总有一天我们会分离,就像每年过生日,当我吹灭蜡烛,我是在庆祝,但同时我又离死亡近了一步。
我在印度的灵性之旅中遇到了我的太太,当时我住在印度的村庄里,她在北京当舞台剧演员,距离遥远并没构成障碍,很快我们在印度成婚。
去年我在印度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待了一个月,那里没有电和手机信号,我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而接下来我将回台湾与家人共处两周,接着前往不丹的一个寺庙里闭关修行,那又将会是两个半月与外界切断联系的时光,为此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她的父母,他们一直非常支持我在修行道路上走下去,并把这当成对他们的福德。
我的摄影集封面上有一张照片,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感知往往比外在形象更为重要,你有时需要用心去看这个世界。拍照的那段时间我在菩提迦耶,每天上午会去一个寺庙里做大礼拜(选择修持加行的藏传佛教徒一生中至少需要做10万次大礼拜),然后出门就会遇到这个人,他随地大小便,累了就躺在路上,在垃圾堆里和牛、狗以及乌鸦争抢食物,他已经很久没跟人接触了,也许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语言。当地的印度人驱赶他,就连来朝圣的人们都鄙视地远离他。
这样可悲的状态,却令我想起八十四大成就者。许多他们的传记里都记载着相似的故事:帝洛巴尊者如何生吃活鱼,那洛巴尊者如何从婚礼上抢走即将出嫁的新娘,维鲁巴如何嗜酒如命等。这些上师的内在觉醒使得他们不受二元对立及概念的束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称为“疯狂的智慧”。当时的人们,总是因为他们脱序及反常行径,不断地驱赶躲避,甚至殴打。
谁知道呢?也许他是一名真正的大成就者,远胜于周围佛寺里那些正在修行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