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上海《大公报》搞过一次文艺奖金。当时，在文艺界也算一桩创举吧。经过是这样：
　　《大公报》原是天津天主教人英敛之于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一九二六年吴鼎昌把它盘过来，成立了一个“新记公司。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这家公司接办的十周年。我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进的《大公报》，职务是编文艺副刊。
　　三六年七月间，报社胡霖社长一天把我找去，说想搞一次全国征文作为纪念十周年的——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作一次广告。他问起我的意见。搞征文我感到确实困难。首先是来稿数量必然太大，不好掌握。征文裁判者总得请知名的作家，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去逐篇地看，意见更难协调统一。最初我建议采用当时开明书店的办法。一九三六年恰巧也是开明创业十周年，他们以较高的稿酬特约了一些作家写文，出了两本纪念集，即《十年》和《十年续集》。他摇头说，人家那么搞了，咱们再去仿效不大好——事实上后来还是请林徽因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但那不是征文或约稿，而是从已刊登过的作品中选的。
　　最后，我谈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普立兹奖金，办法是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比较容易掌握。胡社长听了颇以为然，要我立即着手拟定办法并开列评选人名单——后来他又请动物学家秉志先生同时搞起一种“科学奖金”。
　　这种奖金原定每年评选一次，由报社每年拿出三千元来，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奖给一至三人)，以两千元充科学奖金(奖给一至四人)。大公报当时每年年终给职工也发奖金，高层骨干另外再发给报馆股票。记得三六年发年终奖金时，馆内传说(因为根本不向职工公开)该年的利润仿佛是十六万元。因此，三千元也只不过是拔了一根毫毛，而文艺则只占这根毫毛的一小截儿而已！
　　“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七年五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
　　
　　小说：《谷》(芦焚)
　　戏剧：《日出》(曹禺)
　　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各种文艺体裁之间本无高低之分，所以并未搞第一奖第二奖，一千元由三位平分。
　　在协商经过中，争论并不大。如果说出现过风波，那并不在裁判员之间。评选结果公布的当天，报馆经理部一位私人开着一家书店的主任同我大闹了一场，因为没选上他出版的一本书。
　　评选委员会对三部入选作品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
　　1、《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象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撮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2、《谷》的作者芦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揉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3、《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作者生长在四川。读过他的《还乡杂记》当能知道不少他的幼年生活。更真切的说明是他那篇自述，《论梦中的道路》。
　　此外，还介绍了三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批评家对它们的评论。至于《日出》，还介绍了上演的情况及外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