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大师”文怀沙的年龄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许多人认为文“大师”虚报年龄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再加上一个耀眼光环。
　　年龄方面的作弊,让人一下子联想起国内的“官年”和“实年”来了。以前读北宋文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其中谈到“官年”和“实年”,颇有些感慨。原来,古时的官僚一论起当官的功绩或经历,竟有所谓“官年”“实年”两说。“官年”是指应科举时所陈报的年龄,这是看形势而定的虚龄;而“实年”则是实实在在的年龄。
　　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皱纹满脸似核桃的老童生,屡败屡战,再如实上报,于榜上有名肯定有碍,所以要报“官年”;至于公卿权贵,想让自己的子孙早列“仕籍”,那怕是“正值童孺”,也要照例增抬“贵庚”报个“官年”。可见,这种“机智”还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官年”有时候是被逼出来的。《新五代史·刘铢传》里说,“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年纪小,少不更事,挨打便少些;老糊涂了,该多打些,让你清醒清醒。这种寄托在个人诚信之上的惩罚,到最后,就打得你不由得要“装嫩”了。棍棒之下,尽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对付“年龄作弊”,老祖宗们并不是束手无策的。官府经常在检查户口时阅验人们的年貌,叫做“貌阅”。如果发现了问题,当地的里正、保长就要受到发配到边远地方的处罚。隋炀帝时候,民部侍郎裴蕴,认为全国户籍漏列,以及对年龄作不实记载的(或多报岁数,或少报岁数,以逃避差役),为数很多,奏请作面对面察看,只要发现一个人作假,负责官员即行撤职。同时鼓励民间互相告密,只要检举一个人,就命对方代他缴纳赋税或代他服役。相比较而言,现代的规矩就宽松得多了。
　　在一般情况下,现在岁数大多是往小里报。官员到了该退之时,留恋权力与待遇,便要减年龄,装嫩;科级往处级升,“高寿”早已过了“杠杠”,也得减减岁数,耍赖;某某长官的公子犯了事,“军师”首选的点子便是谎报年龄,冒充“未成年人”,溜号;至于媒体经常介绍的“天才作家”、“神童画师”,更得报个“官年”,越“嫩”便越有传奇色彩,轰动。
　　在体育的潜规则和明规则之下,运动员的年龄早已成为“国家机密”,运动员对“装嫩”,丝毫没有一点耻辱感。知晓内情的人士道:这像年轻人改发型、换手机一样普遍。有人作过粗略的统计:至少七成以上的运动员对“诞辰”都有过主动或被动的“不忠”。
　　为个人之需,随意“调整”年龄,说不上是大恶。然而孤立的“无所谓”的“小恶”一旦形成了系列,就必然产生灾难。而运动队伍的随意“调整”年龄,是典型的诚信缺失的一种表现。这种造假,表面看是“爱国”的、“善意”的,而从长远来看,它损害的是国家和政府的形象,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轻视,“一趾之疾,喪七尺之躯”,得不偿失也。
　　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在年龄上做手脚,真比登天还难;而在某些人看来,是小菜一碟!有人说,“官年”“实年”两难猜,赛似条形码,只有“本人”才识得其中的奥妙。事实上,当前有最先进的骨龄测试技术,误差相当小。“官年”是虚的,怎能经得起认真负责的调查?除非“有关部门”网开一面不想“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