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所谓政党政治，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人们利用政党这一组织形式从事的政治活动。自从世界上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实践。与此同时，政党政治随着自身在实践层面的展开而具有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特征。二者的相互交融和影响，正共同形塑着今天的世界。
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二战后，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长足发展。同样是政党组织政治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政党政治却大不一样。于是对不同国家的政党政治进行分类、比较，就成为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政治学学者们归纳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区分，归纳出了极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等政党政治类型。
在政党政治实践中，尽管各国政党政治类型不尽相同、政治发展道路并有所区别，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世界性，政党的现代化进程也得到了同步提升；随着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加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生和融合也渐次加深。例如，中国曾长期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之一，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人们普遍接受了它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表述。而计划调控与消除两极分化这些原本是社会主义者提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资本主义世界所批评和抵制的政策主张与社会目标，也成为当前众多资产阶级政党的施政纲领。因此，可以说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趋同性。
要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并不困难。尽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不一样，甚至还有巨大差异，但各国民众的利益需求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对人权的保障、对秩序的渴望、对自身处境的关切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当然要求。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政党属性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其政党政治模式是威权主义抑或民主主义，只要它能较好地回應民众的上述需求，切实承担起民众利益代言人的政治角色，那么它一定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上台，或者维持原有的执政地位。
政党政治与既往的皇权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那种在皇权政治下“朕即国家”的国家与政府高度合一的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政府关系的适度离散。在皇权政治下，反对政府意味着反对国家；在政党政治下，反对政府和反对国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反对政府，最极端的情况是导致执政党下野，新一届政府上台。这在一般意义上不会引发破坏性冲突，不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与国家国体、政体的存废。可以说，世界各国性质不同的政党及其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政党被广泛理解成是代表民众掌握公共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政治组织，是连结民众与行政权力的桥梁与纽带。而政党政治，则相应地被广泛理解成围绕谋取和巩固执政地位而进行的组织、动员、选举、招募与施政等政治活动。并且，各国的政党活动也大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维持着近似的结构，执行着几乎没有差别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当政党被理解成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政府权力为目标指向时，有学者将政党分作代表全体的政党和代表部分的政党两类。代表全体的政党存在于一党制国家。在这些国家，唯一政党的存在对其他政党有排斥性，其理论基础乃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世界观。代表部分的政党存在于两党、多党制国家，其理论基础则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世界观。无论在一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多党制国家，也无论这些政党在主观上的价值、利益取向如何，当它们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力争掌握政权并引领社会发展时，它们都必须强调自己的公共性、民主性、正当性。
总而言之，无论哪一个类型的政党，出于何种类型的政党政治，其获得政权的途径也许有差异，但在其获得政权后，其执政的基础却必须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民众的同意这一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上。或者换句话说，政党的所有功能，包括它所有的组织、机构、机关，其目标指向的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这一点，普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采取政党政治的国家。这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政党政治的民族性
政党政治的民族性，是指在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并具有的民族特征。
如现代化国家可以分为原初的与后起的两种一样，政党根据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也可以大致分为适应型政党与动员型政党。原初的现代化国家，是指英、法等最早兴起现代化的国家。当这些国家创造出了比农业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力的时候，为了适应新的阶层、阶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应运而生。在英国，是在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推动下，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在美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这些国家都完成了国家构建意义上的从屈从的共同体到意愿的共同体的质的转变，从而将人类的文明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被裹挟进现代化进程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那些国家，当它们的智识阶层睁眼看世界，发现了自己所处的国家与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结构上的巨大区别的时候，他们开始宣传、动员本国的民众为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如民族独立、如民族复兴、如共和国而奋斗而牺牲。于是，与适应型政党的产生不同，在这些国家里，动员型的政党开始出现。如中国共产党、马来西亚的巫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都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
从政党、政党政治产生时起，它就有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就有了不同的民族性。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政党的目标上。在西方原初的现代国家，政党是民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工具。其次，这种差别体现在政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上。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那里，政党的组织可以是松散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可以是多元共存的，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当然目标，以分散而有序的选举及议会活动等体制内形式来实现的。而在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里，动员型政党原本的非法身份必然要求其意识形态的立场分明，要求组织本身必须有严明的纪律，要求在体制外通过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政党本身的政治目标。有学者又将这样的政党称作国家构建党。
动员型政党的目标是执政，取得执政地位的手段是革命。正是在其动员与领导革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动员型政党形成其命令一一服从的组织体系。在该体系中，党员和每一级组织都被视作政策的执行者，其行为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其成员的个性不被支持，也绝少受到鼓励，其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是一种具有鲜明的集权特征的统治结构。动员型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取得政权服务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它所要推翻的那个政权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制度。它所使用的语言热情并富有煽动性。 缘于动员型政党的这些特征，它很容易为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人所接受，为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所追捧。
与动员型政党相比较，适应型政党的目标也是执政，但其取得执政地位的手段主要是选举。因此，此类政党的工作是围绕着“选举”而展开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取悦选民，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而展开的。
为此，它需要在考虑民众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向选民们兜售，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认同。于是，与动员型政党取得政权主要使用的是“暴力”不同，适应型政党主要使用的武器是“说服”；与动员型政党所形成的那种命令——服从的组织体系不同，适应型政党形成的是一种沟通一一说服的组织体系。在这样的组织体系中，其每一级组织和党员，都被因视作组织的主体和平等的成员而受到尊重。这类政党没有严格的纪律规范，甚至没有纪律。在组织内部，组织成员不仅进退自由，并且鼓励个性。因为越是与众不同，才越会吸引选民们的注意。这类政党一定程度上带有“联邦制”下自治主体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自主性、自助性。其权力运行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双向度，是每一级组织的权力首先来源于这一级组织的所有成员的授权，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对组织成员有所规制。与动员型政党的统治结构相比，它是一种治理结构。适应型政党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其目标指向也是为获得执政地位服务的。但与动员型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它尽管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指向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
综上所述，政党在形成以后，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逐渐长成了今天的这诸种模样，并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政党政治系统。
当一些动员型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并执政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它们将动员型政党的特征带到了执政过程中，使其执政打上了命令一一服从的烙痕，具有了集权、威权的特征。其一元主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对国家政治资源的垄断，也被许多人认为将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相对宽松、自由、多元和理性的政治生态的形成。一些国家、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也表明，在一党体制、党国体制下，作为表达民意、实现民主的工具的该类政党，在其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正不幸背离现代化的目标而使它们所在的民族重新走上它們曾经流血反对的被奴役的道路。一句话，一些动员型政党尚没有恰当地认识到政党与民众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尽管认识到了，但在政治制度设计中还没有理顺这种关系。这种特征，可以看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民族性最为突出的表现。
中国在自辛亥革命至今近百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同时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各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的参政议政地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建国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国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证明这一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在这一制度中，既可以看到政党政治世界性的影子，也可以发现政党政治民族性的特征。而能否利用自身资源，着眼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既有的政治架构，在已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构建出既超越传统又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潮流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政党政治，不仅对于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和其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具有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王栋)
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二战后，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长足发展。同样是政党组织政治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政党政治却大不一样。于是对不同国家的政党政治进行分类、比较，就成为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政治学学者们归纳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区分，归纳出了极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等政党政治类型。
在政党政治实践中，尽管各国政党政治类型不尽相同、政治发展道路并有所区别，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世界性，政党的现代化进程也得到了同步提升；随着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加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生和融合也渐次加深。例如，中国曾长期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之一，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人们普遍接受了它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表述。而计划调控与消除两极分化这些原本是社会主义者提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资本主义世界所批评和抵制的政策主张与社会目标，也成为当前众多资产阶级政党的施政纲领。因此，可以说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趋同性。
要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并不困难。尽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不一样，甚至还有巨大差异，但各国民众的利益需求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对人权的保障、对秩序的渴望、对自身处境的关切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当然要求。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政党属性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其政党政治模式是威权主义抑或民主主义，只要它能较好地回應民众的上述需求，切实承担起民众利益代言人的政治角色，那么它一定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上台，或者维持原有的执政地位。
政党政治与既往的皇权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那种在皇权政治下“朕即国家”的国家与政府高度合一的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政府关系的适度离散。在皇权政治下，反对政府意味着反对国家；在政党政治下，反对政府和反对国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反对政府，最极端的情况是导致执政党下野，新一届政府上台。这在一般意义上不会引发破坏性冲突，不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与国家国体、政体的存废。可以说，世界各国性质不同的政党及其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政党被广泛理解成是代表民众掌握公共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政治组织，是连结民众与行政权力的桥梁与纽带。而政党政治，则相应地被广泛理解成围绕谋取和巩固执政地位而进行的组织、动员、选举、招募与施政等政治活动。并且，各国的政党活动也大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维持着近似的结构，执行着几乎没有差别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当政党被理解成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政府权力为目标指向时，有学者将政党分作代表全体的政党和代表部分的政党两类。代表全体的政党存在于一党制国家。在这些国家，唯一政党的存在对其他政党有排斥性，其理论基础乃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世界观。代表部分的政党存在于两党、多党制国家，其理论基础则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世界观。无论在一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多党制国家，也无论这些政党在主观上的价值、利益取向如何，当它们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力争掌握政权并引领社会发展时，它们都必须强调自己的公共性、民主性、正当性。
总而言之，无论哪一个类型的政党，出于何种类型的政党政治，其获得政权的途径也许有差异，但在其获得政权后，其执政的基础却必须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民众的同意这一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上。或者换句话说，政党的所有功能，包括它所有的组织、机构、机关，其目标指向的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这一点，普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采取政党政治的国家。这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政党政治的民族性
政党政治的民族性，是指在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并具有的民族特征。
如现代化国家可以分为原初的与后起的两种一样，政党根据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也可以大致分为适应型政党与动员型政党。原初的现代化国家，是指英、法等最早兴起现代化的国家。当这些国家创造出了比农业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力的时候，为了适应新的阶层、阶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应运而生。在英国，是在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推动下，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在美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这些国家都完成了国家构建意义上的从屈从的共同体到意愿的共同体的质的转变，从而将人类的文明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被裹挟进现代化进程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那些国家，当它们的智识阶层睁眼看世界，发现了自己所处的国家与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结构上的巨大区别的时候，他们开始宣传、动员本国的民众为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如民族独立、如民族复兴、如共和国而奋斗而牺牲。于是，与适应型政党的产生不同，在这些国家里，动员型的政党开始出现。如中国共产党、马来西亚的巫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都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
从政党、政党政治产生时起，它就有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就有了不同的民族性。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政党的目标上。在西方原初的现代国家，政党是民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工具。其次，这种差别体现在政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上。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那里，政党的组织可以是松散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可以是多元共存的，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当然目标，以分散而有序的选举及议会活动等体制内形式来实现的。而在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里，动员型政党原本的非法身份必然要求其意识形态的立场分明，要求组织本身必须有严明的纪律，要求在体制外通过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政党本身的政治目标。有学者又将这样的政党称作国家构建党。
动员型政党的目标是执政，取得执政地位的手段是革命。正是在其动员与领导革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动员型政党形成其命令一一服从的组织体系。在该体系中，党员和每一级组织都被视作政策的执行者，其行为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其成员的个性不被支持，也绝少受到鼓励，其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是一种具有鲜明的集权特征的统治结构。动员型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取得政权服务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它所要推翻的那个政权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制度。它所使用的语言热情并富有煽动性。 缘于动员型政党的这些特征，它很容易为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人所接受，为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所追捧。
与动员型政党相比较，适应型政党的目标也是执政，但其取得执政地位的手段主要是选举。因此，此类政党的工作是围绕着“选举”而展开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取悦选民，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而展开的。
为此，它需要在考虑民众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向选民们兜售，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认同。于是，与动员型政党取得政权主要使用的是“暴力”不同，适应型政党主要使用的武器是“说服”；与动员型政党所形成的那种命令——服从的组织体系不同，适应型政党形成的是一种沟通一一说服的组织体系。在这样的组织体系中，其每一级组织和党员，都被因视作组织的主体和平等的成员而受到尊重。这类政党没有严格的纪律规范，甚至没有纪律。在组织内部，组织成员不仅进退自由，并且鼓励个性。因为越是与众不同，才越会吸引选民们的注意。这类政党一定程度上带有“联邦制”下自治主体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自主性、自助性。其权力运行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双向度，是每一级组织的权力首先来源于这一级组织的所有成员的授权，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对组织成员有所规制。与动员型政党的统治结构相比，它是一种治理结构。适应型政党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其目标指向也是为获得执政地位服务的。但与动员型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它尽管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指向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
综上所述，政党在形成以后，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逐渐长成了今天的这诸种模样，并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政党政治系统。
当一些动员型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并执政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它们将动员型政党的特征带到了执政过程中，使其执政打上了命令一一服从的烙痕，具有了集权、威权的特征。其一元主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对国家政治资源的垄断，也被许多人认为将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相对宽松、自由、多元和理性的政治生态的形成。一些国家、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也表明，在一党体制、党国体制下，作为表达民意、实现民主的工具的该类政党，在其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正不幸背离现代化的目标而使它们所在的民族重新走上它們曾经流血反对的被奴役的道路。一句话，一些动员型政党尚没有恰当地认识到政党与民众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尽管认识到了，但在政治制度设计中还没有理顺这种关系。这种特征，可以看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民族性最为突出的表现。
中国在自辛亥革命至今近百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同时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各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的参政议政地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建国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国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证明这一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在这一制度中，既可以看到政党政治世界性的影子，也可以发现政党政治民族性的特征。而能否利用自身资源，着眼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既有的政治架构，在已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构建出既超越传统又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潮流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政党政治，不仅对于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和其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具有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