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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5日晚上8点多,在太原市小店区的一家小旅馆内,跑了一天的兰俊龙和文春德洗漱完毕,正躺在床上看电视。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来,四位警察站在门口,其中一位喝问:“谁是兰俊龙?”
“我。”兰俊龙不明就里地说。
“你是网上的逃犯,把他铐起来!”
这把兰俊龙吓坏了,脸色从黝黑逐渐变黄。下意识地,他伸手去摸装在上衣口袋里的速效救心丸。
兰俊龙和文春德是前一天到的太原。此行的目的,是为本村土地被征收一事,到山西省有关部门讨个说法。
他们两人都是新绛县古交镇北王马村的农民。该村位于新绛县城西北方向4公里处。全村2120人,耕地2000余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外,村里还种植一种叫半夏的药用植物,以及桃树等经济作物。
最近几年,周围的村庄陆续传出土地被征用的消息。在这些很难被证实的消息中,补偿的金额大都十分诱人:西关村每亩25万元;水西村竟然达到了每亩六七十万元。
2013年4月27日,北王马村用喇叭播放了一个通知:新绛县政府为了建一个物流园,要在北王马村和附近的水西、龙泉两村征地2000亩,其中北王马村1300亩,水西村600余亩,龙泉村40多亩。补偿标准是每年每亩1000元,再加上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补助30元的养老保险,以及在就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这个补偿标准,不仅与传说中邻村的巨额补偿没法比,也大大低于土地的真实产出:文春德的桃园,每年每亩的收入在8000元以上;文五龙种植的半夏,每年每亩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就算种植小麦和玉米,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接近3000元。对于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农民,这样的补偿缺乏说服力。而如果把距离县城较近、将来有可能坐享城市化发展红利这一预期加进来,这次征收就更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
但当地政府没有给农民很多选择的空间。在当年麦收结束后,政府派人把守住通往田地的各个路口,不让机器和农民进地,试图阻止他们种秋粮,但农民用锨刨地,手工点籽,还是把这一季的秋粮种上了。
这一幕,颇像此前发生流血冲突的云南晋宁征地事件的桥段。事实上,这样的桥段曾在中国很多地方上演。它推演的路径也大体相似:政府要征地,农民不愿意,政府就硬来,如果农民反抗,冲突就不可避免。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轻率地使用强制措施,通常是导致冲突升级的一个导火索。这一状况,在过去很多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权力行使上缺少约束的地方政府,在面临官民冲突时,通常会下意识地选择强制措施。
但是,如今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束手就擒”。他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他们开始在意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二、他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觉醒。这在此前的晋宁征地事件中已有充分体现,那一次冲突导致了8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的惨剧。现在,类似的桥段又要在北王马村上演了。
在玉米长到半米高时,北王马村的地头开来了几辆大铲车,两辆卡车则拉来了二十多个手拿木棍的人。村民也开始向田间聚集。当铲车开始推玉米时,冲突开始了。人高马大的村民闫家平(音)被打,头上血流不止,他的几个杀猪的外甥提着刀赶来,那二十几个手拿木棒的人见状撤退。村民砸了这些人开来的两辆小车,并将其扣在了闫家平的院子里。受伤的闫家平则从新绛县人民医院转到运城,又从运城转到了北京。
在发生上述冲突时,古交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都在场。新绛县一位副县长频繁往来于县村之间,负责指挥。村委会则负责指路、接待与后勤保障。以上三级政权,构成了征地中的“强推方阵”。与晋宁冲突相似,在这一过程中,由村民选出的村委会干部,大多站在了村民的对面。
打开门来,四位警察站在门口,其中一位喝问:“谁是兰俊龙?”
“我。”兰俊龙不明就里地说。
“你是网上的逃犯,把他铐起来!”
这把兰俊龙吓坏了,脸色从黝黑逐渐变黄。下意识地,他伸手去摸装在上衣口袋里的速效救心丸。
征地冲突
兰俊龙和文春德是前一天到的太原。此行的目的,是为本村土地被征收一事,到山西省有关部门讨个说法。
他们两人都是新绛县古交镇北王马村的农民。该村位于新绛县城西北方向4公里处。全村2120人,耕地2000余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外,村里还种植一种叫半夏的药用植物,以及桃树等经济作物。
最近几年,周围的村庄陆续传出土地被征用的消息。在这些很难被证实的消息中,补偿的金额大都十分诱人:西关村每亩25万元;水西村竟然达到了每亩六七十万元。
2013年4月27日,北王马村用喇叭播放了一个通知:新绛县政府为了建一个物流园,要在北王马村和附近的水西、龙泉两村征地2000亩,其中北王马村1300亩,水西村600余亩,龙泉村40多亩。补偿标准是每年每亩1000元,再加上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补助30元的养老保险,以及在就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这个补偿标准,不仅与传说中邻村的巨额补偿没法比,也大大低于土地的真实产出:文春德的桃园,每年每亩的收入在8000元以上;文五龙种植的半夏,每年每亩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就算种植小麦和玉米,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接近3000元。对于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农民,这样的补偿缺乏说服力。而如果把距离县城较近、将来有可能坐享城市化发展红利这一预期加进来,这次征收就更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
但当地政府没有给农民很多选择的空间。在当年麦收结束后,政府派人把守住通往田地的各个路口,不让机器和农民进地,试图阻止他们种秋粮,但农民用锨刨地,手工点籽,还是把这一季的秋粮种上了。
这一幕,颇像此前发生流血冲突的云南晋宁征地事件的桥段。事实上,这样的桥段曾在中国很多地方上演。它推演的路径也大体相似:政府要征地,农民不愿意,政府就硬来,如果农民反抗,冲突就不可避免。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轻率地使用强制措施,通常是导致冲突升级的一个导火索。这一状况,在过去很多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权力行使上缺少约束的地方政府,在面临官民冲突时,通常会下意识地选择强制措施。
但是,如今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束手就擒”。他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他们开始在意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二、他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觉醒。这在此前的晋宁征地事件中已有充分体现,那一次冲突导致了8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的惨剧。现在,类似的桥段又要在北王马村上演了。
在玉米长到半米高时,北王马村的地头开来了几辆大铲车,两辆卡车则拉来了二十多个手拿木棍的人。村民也开始向田间聚集。当铲车开始推玉米时,冲突开始了。人高马大的村民闫家平(音)被打,头上血流不止,他的几个杀猪的外甥提着刀赶来,那二十几个手拿木棒的人见状撤退。村民砸了这些人开来的两辆小车,并将其扣在了闫家平的院子里。受伤的闫家平则从新绛县人民医院转到运城,又从运城转到了北京。
在发生上述冲突时,古交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都在场。新绛县一位副县长频繁往来于县村之间,负责指挥。村委会则负责指路、接待与后勤保障。以上三级政权,构成了征地中的“强推方阵”。与晋宁冲突相似,在这一过程中,由村民选出的村委会干部,大多站在了村民的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