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5日晚上8点多，在太原市小店区的一家小旅馆内，跑了一天的兰俊龙和文春德洗漱完毕，正躺在床上看电视。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来，四位警察站在门口，其中一位喝问：“谁是兰俊龙？”
　　“我。”兰俊龙不明就里地说。
　　“你是网上的逃犯，把他铐起来！”
　　这把兰俊龙吓坏了，脸色从黝黑逐渐变黄。下意识地，他伸手去摸装在上衣口袋里的速效救心丸。

征地冲突

　　兰俊龙和文春德是前一天到的太原。此行的目的，是为本村土地被征收一事，到山西省有关部门讨个说法。
　　他们两人都是新绛县古交镇北王马村的农民。该村位于新绛县城西北方向4公里处。全村2120人，耕地2000余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外，村里还种植一种叫半夏的药用植物，以及桃树等经济作物。
　　最近几年，周围的村庄陆续传出土地被征用的消息。在这些很难被证实的消息中，补偿的金额大都十分诱人：西关村每亩25万元;水西村竟然达到了每亩六七十万元。
　　2013年4月27日，北王马村用喇叭播放了一个通知：新绛县政府为了建一个物流园，要在北王马村和附近的水西、龙泉两村征地2000亩，其中北王马村1300亩，水西村600余亩，龙泉村40多亩。补偿标准是每年每亩1000元，再加上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补助30元的养老保险，以及在就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这个补偿标准，不仅与传说中邻村的巨额补偿没法比，也大大低于土地的真实产出：文春德的桃园，每年每亩的收入在8000元以上;文五龙种植的半夏，每年每亩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就算种植小麦和玉米，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接近3000元。对于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农民，这样的补偿缺乏说服力。而如果把距离县城较近、将来有可能坐享城市化发展红利这一预期加进来，这次征收就更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
　　但当地政府没有给农民很多选择的空间。在当年麦收结束后，政府派人把守住通往田地的各个路口，不让机器和农民进地，试图阻止他们种秋粮，但农民用锨刨地，手工点籽，还是把这一季的秋粮种上了。
　　这一幕，颇像此前发生流血冲突的云南晋宁征地事件的桥段。事实上，这样的桥段曾在中国很多地方上演。它推演的路径也大体相似：政府要征地，农民不愿意，政府就硬来，如果农民反抗，冲突就不可避免。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轻率地使用强制措施，通常是导致冲突升级的一个导火索。这一状况，在过去很多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权力行使上缺少约束的地方政府，在面临官民冲突时，通常会下意识地选择强制措施。
　　但是，如今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束手就擒”。他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他们开始在意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二、他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觉醒。这在此前的晋宁征地事件中已有充分体现，那一次冲突导致了8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的惨剧。现在，类似的桥段又要在北王马村上演了。
　　在玉米长到半米高时，北王马村的地头开来了几辆大铲车，两辆卡车则拉来了二十多个手拿木棍的人。村民也开始向田间聚集。当铲车开始推玉米时，冲突开始了。人高马大的村民闫家平（音）被打，头上血流不止，他的几个杀猪的外甥提着刀赶来，那二十几个手拿木棒的人见状撤退。村民砸了这些人开来的两辆小车，并将其扣在了闫家平的院子里。受伤的闫家平则从新绛县人民医院转到运城，又从运城转到了北京。
　　在发生上述冲突时，古交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都在场。新绛县一位副县长频繁往来于县村之间，负责指挥。村委会则负责指路、接待与后勤保障。以上三级政权，构成了征地中的“强推方阵”。与晋宁冲突相似，在这一过程中，由村民选出的村委会干部，大多站在了村民的对面。

“自学成才”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