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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星期六、日,凤凰卫视就播“美女私房菜”节目。看到这节目的名称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档实用型的节目非得用“美女私房”来冠名?是不是没有“美女私房”就会降低收视率?笔者以为节目的收视率取决于你教的烹饪菜肴是否大众化、可操作性如何、效果如何,而不在主持者的“脸子”。作为可视的东西,赏心悦目一些当然好,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当作第一追求。
三十几年前,有一天与北京电影制片厂戴浩先生散步走到西单路口,不经意看见路口有个小小的切面铺,许多人排队买切面。店门口竖着一张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战斗切面铺”。戴先生驻足许久,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战斗,战斗,切面也要战斗!”戴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但他那一脸无奈的样子,至今仍时常浮现在眼前。切面与“战斗”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水果蔬菜商店的老板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这样的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一样,除了安全的需求,这也是一种标签,一种表态,是从众效应所导致的荒唐现象。从这种效应中可以感受那时的社会风气。
昔日“战斗”弥漫一切的时候,“美女”不能提,因为她有诱惑性,是“化装成为美女的毒蛇”。凡涉及女性,定然是“方海珍”、“江水英”式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家庭的“高大全”的“英雄”。这方面连“阿庆嫂”也要略逊一筹。因为有了“阿庆嫂”观众就会联想到“阿庆”,这有悖于“高大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
史书上的“美女”,往往是作为一种“物”被列入贵人之间赠送的名单的。如春秋吴越之战,越国战败想求和,越王勾践向吴国幸臣太宰伯噽赠送“美女八人”;秦王要入侵蜀国,为开通蜀道,也是送蜀王“美女五人”,引诱他派壮士去接。文人士大夫对与自己有关的女性之美者,一般称“美人”,但古人所谓“美人”、“美女”多指姬妾或风尘女子,很少有丈夫如此称呼自己妻子或父亲如此称呼自己女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观念有许多改变,但新式的知识女性,即使很美,如向警予、林徽因、丁玲等,也没人自称“美人”、“美女”,即便尊重她们的人,也断然不会这样称呼她们。
现今,“美女”成为一种时髦的标签,处处可见。不仅许多女性动不动就给自己贴上“美女作家”、“美女主持”的标签,许多媒体也动辄给女性戴一顶“美女”的帽子,说什么“美女议长”、“美女总理”、“美女总统候选人”或未来的“美女总统”。且不说这样对待国际新闻是否严肃,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说也未必妥当。实际上这些女中的强势人物,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是她们的知识与能力,“美女总理”云云是不是有些故意贬低其知识与才能?
“美女”一词的泛滥实际上是近一二十年来男权中心主义日益走强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下所实施的带有“配给”色彩的女权逐渐消失或淡出,通过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而实现的女权却远未形成。许多看似时髦的活动中都渗透着对女性的歧视和男性消费欲望的恶性膨胀,如“超女”、“选美”、“选秀”等等。在各种各样的“秀”中,连小女孩都过早地成熟了,东北某个“秀”上就有几岁的小女孩穿着比基尼登场。鲁迅在《上海的少女》中写一些少女在某些“时髦女人”的示范下的早熟,说她们“精神已是成人,肢体还是孩子”,自觉或不自觉踏入了“险境”,鲁迅先生很感无奈。当时的媒体还不够强大,但影响已很坏。现在媒体的强势远非昔日可比,通过强势媒体传播的漠视女性尊严的观念,却连关注女权的人士也很少有异议,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三十几年前,有一天与北京电影制片厂戴浩先生散步走到西单路口,不经意看见路口有个小小的切面铺,许多人排队买切面。店门口竖着一张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战斗切面铺”。戴先生驻足许久,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战斗,战斗,切面也要战斗!”戴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但他那一脸无奈的样子,至今仍时常浮现在眼前。切面与“战斗”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水果蔬菜商店的老板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这样的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一样,除了安全的需求,这也是一种标签,一种表态,是从众效应所导致的荒唐现象。从这种效应中可以感受那时的社会风气。
昔日“战斗”弥漫一切的时候,“美女”不能提,因为她有诱惑性,是“化装成为美女的毒蛇”。凡涉及女性,定然是“方海珍”、“江水英”式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家庭的“高大全”的“英雄”。这方面连“阿庆嫂”也要略逊一筹。因为有了“阿庆嫂”观众就会联想到“阿庆”,这有悖于“高大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
史书上的“美女”,往往是作为一种“物”被列入贵人之间赠送的名单的。如春秋吴越之战,越国战败想求和,越王勾践向吴国幸臣太宰伯噽赠送“美女八人”;秦王要入侵蜀国,为开通蜀道,也是送蜀王“美女五人”,引诱他派壮士去接。文人士大夫对与自己有关的女性之美者,一般称“美人”,但古人所谓“美人”、“美女”多指姬妾或风尘女子,很少有丈夫如此称呼自己妻子或父亲如此称呼自己女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观念有许多改变,但新式的知识女性,即使很美,如向警予、林徽因、丁玲等,也没人自称“美人”、“美女”,即便尊重她们的人,也断然不会这样称呼她们。
现今,“美女”成为一种时髦的标签,处处可见。不仅许多女性动不动就给自己贴上“美女作家”、“美女主持”的标签,许多媒体也动辄给女性戴一顶“美女”的帽子,说什么“美女议长”、“美女总理”、“美女总统候选人”或未来的“美女总统”。且不说这样对待国际新闻是否严肃,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说也未必妥当。实际上这些女中的强势人物,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是她们的知识与能力,“美女总理”云云是不是有些故意贬低其知识与才能?
“美女”一词的泛滥实际上是近一二十年来男权中心主义日益走强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下所实施的带有“配给”色彩的女权逐渐消失或淡出,通过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而实现的女权却远未形成。许多看似时髦的活动中都渗透着对女性的歧视和男性消费欲望的恶性膨胀,如“超女”、“选美”、“选秀”等等。在各种各样的“秀”中,连小女孩都过早地成熟了,东北某个“秀”上就有几岁的小女孩穿着比基尼登场。鲁迅在《上海的少女》中写一些少女在某些“时髦女人”的示范下的早熟,说她们“精神已是成人,肢体还是孩子”,自觉或不自觉踏入了“险境”,鲁迅先生很感无奈。当时的媒体还不够强大,但影响已很坏。现在媒体的强势远非昔日可比,通过强势媒体传播的漠视女性尊严的观念,却连关注女权的人士也很少有异议,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