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新契约论存在两种代表性的发展倾向:一是激进的世界主义倾向,二是保守的内在主义倾向.前者将遭遇证成困境,后者可能导致独断论的后果.从规范效力的来源看,新契约论的理论界限受制于道德基础的共享限度.平等尊重理念作为道德基础,植根于自由社会的公共文化传统,而罗尔斯所秉持的社会历史观又赋予此种理念以理想性与普遍性的特征.这使新契约论成为有限度的开放理论,它至多可以被拓展运用到由众多自由社会基于平等尊重理念而建构的国际社会.
【机 构】
: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契约论存在两种代表性的发展倾向:一是激进的世界主义倾向,二是保守的内在主义倾向.前者将遭遇证成困境,后者可能导致独断论的后果.从规范效力的来源看,新契约论的理论界限受制于道德基础的共享限度.平等尊重理念作为道德基础,植根于自由社会的公共文化传统,而罗尔斯所秉持的社会历史观又赋予此种理念以理想性与普遍性的特征.这使新契约论成为有限度的开放理论,它至多可以被拓展运用到由众多自由社会基于平等尊重理念而建构的国际社会.
其他文献
治官事则不营私家.《韩非子·五蠹》有言:“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私”就是为自己打算,包括私利、私欲、私心、私念.去私就是要去掉私心私念,摒弃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行为,事事出以公心,处处体现公道.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价值体系,是立足现实的价值观、关照全人类的价值观、包容差异的价值观、倡导平等的价值观、崇尚道义的价值观,不仅与“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在理论根基、理论视域、理论境界、理论目标、理论道义等方面全面超越了“普世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国际社会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尺度,反映了全人类维护共同利益的现实需求,承载着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这套价值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支撑、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厚重的道义力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省公安机关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守好“红色根脉”的政治担当,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征程上当好“红船卫士”、交出高分答卷.
临平区国家级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杭州四大国家级开发区之一,目标是成为千亿级产业战略平台.今年以来,开发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积极打造“空间+资源+人才+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生态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载入联合国的多项决议,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价值共识.在理论层面,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共识奠定了世界观基础,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契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共识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在实践层面,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际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共识提供了巨大的现实机遇.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信奉者和践行者,势必会抓住时代机遇,在与其他国家互动交流的同时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侧重“革命动员、民族解放”的乡村文化建设(1921-1949);二是强化“除旧布新、培养新人”的乡村文化建设(1949-1978);三是突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乡村文化建设(1978-2012);四是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2012年至今).在百年的乡村文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和改进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文化主体性地位,合理定位乡村文化建设与其他建设
马克思将物质变换作为理解劳动的关键,对劳动进行了新的和科学的阐释.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贪婪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自然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变换裂缝,并提出了合理地控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构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回溯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有利于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理论资源和行动指南.
数字技术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催生出了“银发数字鸿沟”.基于民生建设需要,国家应确认老年人享有数字享益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且具有正当性、利益性和法益性基础.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并不是一项单项权利,而是一个表征权利束的统合概念.现实生活中,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应包括数字资源接入特别优待权、使用特别服务权、信息素养提升特别帮助权等权利体系性内容.为有效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必须基于“成功老化”理论确立新的保障理念,并借鉴新兴权利生成“三阶段”理论,构建起由案例指导、司
如何厘清家庭支持、熟人社会和国家保障在农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责任分担,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政策命题.老年人福祉治理可分为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可采用序次Logistic模型来分析社会支持在农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责任分担状况.通过对CHARLS数据的验证,得出如下结论:家庭支持在农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承担的基础性责任在衰弱,仅局限于子女经济上的赡养,而子女情感支持在弱化;熟人社会承担着重要的补充性责任,社交活动、亲朋照顾和邻里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子女的缺位;国家保障承担的兜底性责任较为有限.因此,
在国家治理与公共权力运行场域的背景下,以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协同机制为基础,衍生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与政治责任的协同,其本质是环境风险驱动行政权扩张之后党政统一内涵意蕴下公共权力运行的责任应对,也是一种侧重于行政立法与执法的规范正义监督.在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不济、环境目标不达的情况下,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党内法规所促动的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功能协同,推动政府环境治理发挥了应有的规范功能作用,有效扭转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失灵现象,实现了环境法治各项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