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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园缘起
在中国文字中，西安交通大学是一个大词。对于中国的高校，对于中国的科技战线，对于西部和陕西，乃至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大词。在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和他们家长的心中，更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打了着重号的大词。
但对我则不然。西安交大所有的宏大叙事我都了然于心，它让我充满豪情。不过，这所巨无霸式的学校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更多的是只属于私人话语和私密空间。那层层叠叠的楼群，那灿烂如云霓的樱花道，那从教室里喷涌出来、满挟着求知和思考、憧憬和理想的人流，那无计其数的夜灯和夜灯下苦读的面影，还有盘桓在食堂中长龙般的队伍，还有泛漫在饭桌上胜似美味的谈笑，我都不是一个旁观者，可以说其中无不有我。旮旮旯旯，有着我人生的小场景在再现；断断续续，有着我生命的曼陀铃在弹拨……
我给这只属于我的西交大，起了个只属于我的名字：椒园。我并不知道美丽的校园里是不是也有葱葱的花椒林，它只是个谐音，却平添了一点浪漫，悄悄传递了一点我和交大的亲昵，也便有了特指的感情内容。
自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我写的许多文章结尾落的地名出现了“椒园”二字，“某年某月某日于西安椒园”，那指的便是西交大的校园。不要以为我是在交大书如烟海的图书馆中，或是在温馨明净的小蜗居里完成的这些文章，不是的。大半是在随便路过的哪幢楼的哪间教室，或小小的师生答问室中写就的。因为我要选择孤独、陌生和安静，这是比咖啡和热茶更好的写作环境。
后来，大约10年后，当我搬到西郊现在住的“不散居”时，曾将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生轨迹，以先后四个居住地的名称缀成一联，书于宣纸，那便是：“才从岚楼椒园过，又抵谷斋不散居。”岚楼、椒园，谷斋、不散居，储藏了我三四十年的生命。长安城里小有名气的烧瓷专家魏庚虎先生，还将这个毫无平仄、只有忆念的联句烧在一个大青花瓷瓶上，几十年过去，现在仍然庄严地放在客厅大书案的正中央。
“傅堪”与“姐夫”
我为什么把交大校园当作我的“椒园”呢？这就要追溯一个更早的故事。
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10多年的全国高考恢复。夫人李秀芳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那年夏天正在紧张地备战高考，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停考闹革命。这一耽误就是12年。12年中，她下乡当农民，当民办教师，当县办工厂工人。12年的光阴毫不留情地让她由18岁跨进了30岁门槛，让她由少女而结婚生子，而成为支撑一个家庭的少妇。那永远追讨不回来的残酷的12年，粉碎了她的大学梦！1977年恢复高考，我与她心里立刻“死灰复燃”，为了有更充裕的时刻复课，决定她参加第二年即1978年的高考。这时孩子也要从幼儿园升小学了。她辅导孩子，我辅导她。
这一考，她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为西安交大的一名大学生，孩子也成为西安开通巷小学的一名小学生。我从此与这个校园有了近40年纠缠不清的缘分。
30岁上大学，比班上最小的同学大了十多岁，这使妻子荣获了班级“大姐”的荣誉称号。正是这位“大姐”使我进驻了校园，成为西安交大一名正式的眷属。她在女生宿舍占了四张架子床中的一个床位，心理上，这也成为我可以“归家”的一锥之地。大学一年级就有了丈夫和孩子，高中才毕业的应届生们多少有些新奇，她也多少有点尴尬。所以平时我基本不在她们班露面。有次突然要去外地出差，必须给她交代孩子，那时没有手机，宿舍也没有座机，便硬着头皮去了女生宿舍。她恰好不在，问舍友借了纸笔，留下了一张便条。便条落款“傅堪”，这是我工作的《陕西日报》副刊的谐音，她一读便懂的。
不想惹下了“祸”。过了好些日子，我早已将此事淡忘，有次去她们宿舍，不料全舍女生大喊：“姐夫傅堪到——”然后叽叽呱呱地揭秘，说姐夫就是姐夫，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什么劳什子“傅堪”？啥事都别想瞒过我们！这便成了一段佳话。“姐夫”我也就成为她们班上许多人的习惯称呼。这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她的同学们已经先后成为老头老太太了，见面依然姐夫长姐夫短的喊。每当听到有人喊“姐夫”，我内心便会启动“交大专用频道”，那是“椒园”，对，是“椒园”在呼唤和感应你啊。记得“椒园”这个词冒出来的那一刻，“姐夫”心里漫开了一泓暖意。
在椒园当上这个长青不老的“姐夫”，让我得意了大半生。
陌生的闯入者
那时候我所在的《陕西日报》社离交大并不远，就两站地，但报社只一间住房，晚上妻子自己复课还要辅导孩子，我也正好开始了专著《西部文学论》的写作，也需要一个书桌和一份安静。最合理的安排便是下班、下课后，她由学校沿咸宁路西行回报社宿舍，与孩子享用宿舍。我则逆向东行，从报社骑自行车去交大找个地方写书稿。
在古城暮色初降的时分，我俩每天这样相向而行，她在路那边，我在路这边，中间是五颜六色流动的人海，是甚嚣尘上的机动车流和自行车流。有时很向往在路上两口子不期然相遇的那种感觉，这机会实在太少，记住了的只有一两次。到了南廓门附近，看见她由东往西，浮游在车流人流之中，缓缓地前行。我曾经停下来，想喊，终于没有出声——在闹市中大喊无异于神经病发作，况且再大的嗓门也无法听见。我在路边倚着自行车，便这样看着她迎着夕阳缓缓地飘过来，在我西前旋转180度，又缓缓地飘过去，消融在夕阳金色的逆光之中。“肖老师，你还有这样浪漫蒂克的记忆呀！”那里浪漫而且蒂克啊，那是带着苦艾子气息的记忆，真的，咀嚼起来苦涩苦涩的。
我从交大北门（那时候的正大门）进到校区，并没有固定的地点，随兴所至，在某一幢楼、某一层的某个教室，找到某一个座位，落下来。这个座位通常是远离自习学生的最后一排最偏僻的角落。为了安静，也因了自感在年轻的学友中多少有点“异类”。铺开资料，而后铺开思路，进入写作。
晚间的交大教室，那是从事思考性劳动多么理想的地方啊！谁也不认识你，不打扰你，每个人都沉浸在对知识的专注之中，无暇顾及周围。它形成了一个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的精神文化场，你受着这个场的影响和制约，也在这个场里制约与影响别人。不经意大声咳嗽一下也会脸红。这个心理场和情绪场以一种强大而又看不见的引力波，将你带进外层空间，满目湛蓝碧透，忽又电光火石，倏尔湍流般飞舞回旋。创造性精神之光辐射出的那种灿烂与瑰丽，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教室里同学走完了，才万分不舍地开始收拾我的战场。 每晚回家的路上，总会路过一个卡拉OK歌舞厅，里面也总会传出那个年代的各种流行歌曲。刚刚经过精神劳动神圣洗礼的我，此时此刻会对这类音乐产生莫名的歧视，会紧蹬几步自行车，尽快地逃离。是椒园让人高洁了几许么？
整整一个春季又一个夏季，我每晚在椒园去来。甚至形成条件反射，上了瘾，不去教室写不成文章，有时周日的白天也去，中午就在学生食堂吃饭。夹在比我年轻一大半的学友中排队买饭，有同学会以诧异的目光看我一眼。我也会根据这目光给自己编各种故事，聊以解嘲：比如，他们会不会想，这个半老头为什么放假不回家，伶仃孤苦地与我们这些快乐的单身汉混在一起？是离异了？是夫妻反目被赶出家门了？自怨自艾，又哑然失笑。回到家里也会把这些想法当夫妻间的谈资，往往能够忽悠到妻子动情的回答：下次我给你送饭，加一份肉饼！肉饼可是我的最爱。
两任教授
妻子毕业时，我曾想着，怕要和徐志摩告别康桥一样，告别椒园了。不料天公作美，她被留校任教，从此成了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看来我与椒园的故事此生不会再有结尾了。
我们在椒园中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先后搬了好几处。记得刚毕业是在教学区里的一个单身楼，她与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刘英、张延冬共处一室，放了三张床。张延冬是她们班的“班花”，其实被公认为美冠椒园，后来去深圳发展，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刘英也了不得，一家人都是学霸，兄弟姐妹在世界各国名校拿学历，她也准备考北大哲学系，好像报的是外国哲学史贺麟先生的研究生。为了不打扰她，我们基本不去那间房子。只有一次因为要取什么东西，才去了。刘英恰好不在，房间十分朴素自然地在我眼前呈现开来。有几样东西很触动了我：书桌上堆着的书和翻开的书，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台灯旁放着备用的白蜡烛和火柴，还有拆开了的点心盒。这一切，组合成一种苦读的情境，传达着一位苦读者的形象。这是我俩一生向往的境界，内心不由涟漪迭动。果不其然，后来刘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而后又留学、定居德国。站在那间房子里，我对妻子遽然有了一丝内疚，因为我、因为这个家，生性好强的她怕是再也难以进入这种苦吟苦读苦思苦行的境界了，而她的成绩和心劲本是完全可以追随刘英去登攀的。
后来，我们又搬到校园南边菜地前的一幢楼里，再搬到交大一村一个叫苹果园的地方。我所熟悉的朱楚珠先生、钟明善先生和著名作家叶广芩女士都住在那里，广芩是时任人文学院副院长顾明耀教授的夫人。有更多的院士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名专家，都住在这里。我不熟识他们，但从那些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老房子群落中，分明能感受到一种气场，不只是知识的，更有情怀和境界的气场。苏东坡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给予乃师欧阳修“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赞誉，而欧阳公晚年也曾交待他的这位学生：“我走将休，付斯文”的重大文化使命，苏东坡当即叩首受命，表示“有死不易”。古城东侧的椒园，正是这令人景仰和心仪的“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幽深高古的去处啊。
大概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不知何时开始，交大人文学院开始请我就自己熟悉的领域讲点课。先是给本科生，后来给研究生；先是讲文学，后来讲文化。在1200、1300、1400大教室，在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在人文学院、“学而”讲堂和彭康学院，都留下了我与学友们授受交流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学院在我的一次学术讲座之前，举行了聘任我为兼职教授的仪式。潘季书记到场，顾明耀副院长发的聘书。因生命渐入衰年，一度辞去教职。到2014年，人文学院又一次聘任我为兼职教授，这次是张迈曾书记到场，边燕杰院长发的证书。……我与我的椒园，相互的进入是愈来愈深了。
在所有讲课中，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给本科同学讲《怎样成为文学家和成为怎样的文学家》。我讲到，在现代工业社会，文学、诗是人类与自然最后的生命通道，突然全场停电。先是一阵寂然，几秒钟后组织者开始小声商量办法，很快，一位女同学点亮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蜡烛，用手护着光焰走到讲台前。我忍不住感慨：黑暗，在所有的青春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却！在交大学子面前更是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逃遁！场内兀地爆发了掌声、叫好声、跺脚声，真个是柳明花暗又一景。我们在烛光下继续着文学的对话，20分钟后电来了，有同学喊，不要开灯，就在烛光中讲！我于是又讲了一段很动感情的话，我说，同学们自己看不到，烛光中的你们是多么美！你们在烛光中闪烁的眼睛，渴望地探寻着无知的世界，你们被烛光映亮的脸庞，有一种青春的光泽。这一切都感动着我。我想告诉你们，青春天然美丽着，青春也天然文学着，让生命自如地、以美的方式展示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真谛。
雄辩天下
1996年，西安交大学生辩论队一举夺得“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冠军，此后几年也一直名列前茅。这不只是学生辩论队的胜利，更是西交大师生水平、人文素质的一次综合展示。我有幸在辩论队的教师辅导组忝陪末座，给辩手们讲过两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分析，而且相互研讨了一些问题。这都是一些好生了得的同学，也许自己的讲述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但那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脑海里。
我在给西交大辩论队文集写的序文中，将辩手们称赞为精神格力场上的射手、驭手、快枪手、重炮手。那是一群在智慧和精神的火拼中，浴血挺立、浴火重生的勇士啊。一直到现在，那次辩论队的几位主力路一鸣、樊登、郭宇宽，依然是校园内无可争议的明星，拥有一茬茬的粉丝，也和我时不时有着交集。
郭宇宽后来云游四方，在北京、湖南、广东好几个大媒体干过，期间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博，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后。有几年，被陕西卫视邀回西安，担任人文话题节目《开坛》的开山主持，成天与易中天、于丹、朱学勤、葛健雄、朱大可一干人对话。我也在这个讲坛上与他多次搭档，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无所不谈。小郭声音厚重，语感沉稳，视野宽阔，视角独到，常常在行云流水的对话中，杀出几匹黑马，让你猝不及防。他引邻了《开坛》节目重质厚文的风格。后来宇宽出了很多书，每来西安，多邀叙谈。我还作为对话嘉宾，出席了他的新书《开放力》的恳谈会。又一次品茶开坛，又一次重温旧梦。
我写丝绸之路万里行的书《丝路云履》出版后，很快再版。出版社为了扩大影响，再版时邀请享誉全国的“樊登读书会”做一个悦读专场。组织者兴奋地说，原来我们老大樊登与你是老相识，年轻时你给他们辅导过辩论赛，很仰慕你呢，专程赶来筹划这次悦读会。这我才知道，这个利用互联网优势组建的读书会，在全国有25个分会、好几万听众，竟然是当年交大辩论队的那个叫樊登的小伙子搞的。这些年他北漂央视，南渡沪上，早已是成功人士，但永不忘读书、传播文化，每周自己研读一本书，然后给他的听众讲解、剖析一本书。走遍天下，不失椒园本色！
至于路一鸣，我们几乎“天天见”，因为我们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最经常、最集中的时间，就是午饭时分，佐着好节目，边吃边看。那正是《今日说法》、正是路一鸣主播的时间，所以我们家经常将节目名称说成主播名字：时间到了，快看路一鸣！
在中国文字中，西安交通大学是一个大词。对于中国的高校，对于中国的科技战线，对于西部和陕西，乃至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大词。在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和他们家长的心中，更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打了着重号的大词。
但对我则不然。西安交大所有的宏大叙事我都了然于心，它让我充满豪情。不过，这所巨无霸式的学校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更多的是只属于私人话语和私密空间。那层层叠叠的楼群，那灿烂如云霓的樱花道，那从教室里喷涌出来、满挟着求知和思考、憧憬和理想的人流，那无计其数的夜灯和夜灯下苦读的面影，还有盘桓在食堂中长龙般的队伍，还有泛漫在饭桌上胜似美味的谈笑，我都不是一个旁观者，可以说其中无不有我。旮旮旯旯，有着我人生的小场景在再现；断断续续，有着我生命的曼陀铃在弹拨……
我给这只属于我的西交大，起了个只属于我的名字：椒园。我并不知道美丽的校园里是不是也有葱葱的花椒林，它只是个谐音，却平添了一点浪漫，悄悄传递了一点我和交大的亲昵，也便有了特指的感情内容。
自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我写的许多文章结尾落的地名出现了“椒园”二字，“某年某月某日于西安椒园”，那指的便是西交大的校园。不要以为我是在交大书如烟海的图书馆中，或是在温馨明净的小蜗居里完成的这些文章，不是的。大半是在随便路过的哪幢楼的哪间教室，或小小的师生答问室中写就的。因为我要选择孤独、陌生和安静，这是比咖啡和热茶更好的写作环境。
后来，大约10年后，当我搬到西郊现在住的“不散居”时，曾将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生轨迹，以先后四个居住地的名称缀成一联，书于宣纸，那便是：“才从岚楼椒园过，又抵谷斋不散居。”岚楼、椒园，谷斋、不散居，储藏了我三四十年的生命。长安城里小有名气的烧瓷专家魏庚虎先生，还将这个毫无平仄、只有忆念的联句烧在一个大青花瓷瓶上，几十年过去，现在仍然庄严地放在客厅大书案的正中央。
“傅堪”与“姐夫”
我为什么把交大校园当作我的“椒园”呢？这就要追溯一个更早的故事。
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10多年的全国高考恢复。夫人李秀芳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那年夏天正在紧张地备战高考，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停考闹革命。这一耽误就是12年。12年中，她下乡当农民，当民办教师，当县办工厂工人。12年的光阴毫不留情地让她由18岁跨进了30岁门槛，让她由少女而结婚生子，而成为支撑一个家庭的少妇。那永远追讨不回来的残酷的12年，粉碎了她的大学梦！1977年恢复高考，我与她心里立刻“死灰复燃”，为了有更充裕的时刻复课，决定她参加第二年即1978年的高考。这时孩子也要从幼儿园升小学了。她辅导孩子，我辅导她。
这一考，她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为西安交大的一名大学生，孩子也成为西安开通巷小学的一名小学生。我从此与这个校园有了近40年纠缠不清的缘分。
30岁上大学，比班上最小的同学大了十多岁，这使妻子荣获了班级“大姐”的荣誉称号。正是这位“大姐”使我进驻了校园，成为西安交大一名正式的眷属。她在女生宿舍占了四张架子床中的一个床位，心理上，这也成为我可以“归家”的一锥之地。大学一年级就有了丈夫和孩子，高中才毕业的应届生们多少有些新奇，她也多少有点尴尬。所以平时我基本不在她们班露面。有次突然要去外地出差，必须给她交代孩子，那时没有手机，宿舍也没有座机，便硬着头皮去了女生宿舍。她恰好不在，问舍友借了纸笔，留下了一张便条。便条落款“傅堪”，这是我工作的《陕西日报》副刊的谐音，她一读便懂的。
不想惹下了“祸”。过了好些日子，我早已将此事淡忘，有次去她们宿舍，不料全舍女生大喊：“姐夫傅堪到——”然后叽叽呱呱地揭秘，说姐夫就是姐夫，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什么劳什子“傅堪”？啥事都别想瞒过我们！这便成了一段佳话。“姐夫”我也就成为她们班上许多人的习惯称呼。这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她的同学们已经先后成为老头老太太了，见面依然姐夫长姐夫短的喊。每当听到有人喊“姐夫”，我内心便会启动“交大专用频道”，那是“椒园”，对，是“椒园”在呼唤和感应你啊。记得“椒园”这个词冒出来的那一刻，“姐夫”心里漫开了一泓暖意。
在椒园当上这个长青不老的“姐夫”，让我得意了大半生。
陌生的闯入者
那时候我所在的《陕西日报》社离交大并不远，就两站地，但报社只一间住房，晚上妻子自己复课还要辅导孩子，我也正好开始了专著《西部文学论》的写作，也需要一个书桌和一份安静。最合理的安排便是下班、下课后，她由学校沿咸宁路西行回报社宿舍，与孩子享用宿舍。我则逆向东行，从报社骑自行车去交大找个地方写书稿。
在古城暮色初降的时分，我俩每天这样相向而行，她在路那边，我在路这边，中间是五颜六色流动的人海，是甚嚣尘上的机动车流和自行车流。有时很向往在路上两口子不期然相遇的那种感觉，这机会实在太少，记住了的只有一两次。到了南廓门附近，看见她由东往西，浮游在车流人流之中，缓缓地前行。我曾经停下来，想喊，终于没有出声——在闹市中大喊无异于神经病发作，况且再大的嗓门也无法听见。我在路边倚着自行车，便这样看着她迎着夕阳缓缓地飘过来，在我西前旋转180度，又缓缓地飘过去，消融在夕阳金色的逆光之中。“肖老师，你还有这样浪漫蒂克的记忆呀！”那里浪漫而且蒂克啊，那是带着苦艾子气息的记忆，真的，咀嚼起来苦涩苦涩的。
我从交大北门（那时候的正大门）进到校区，并没有固定的地点，随兴所至，在某一幢楼、某一层的某个教室，找到某一个座位，落下来。这个座位通常是远离自习学生的最后一排最偏僻的角落。为了安静，也因了自感在年轻的学友中多少有点“异类”。铺开资料，而后铺开思路，进入写作。
晚间的交大教室，那是从事思考性劳动多么理想的地方啊！谁也不认识你，不打扰你，每个人都沉浸在对知识的专注之中，无暇顾及周围。它形成了一个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的精神文化场，你受着这个场的影响和制约，也在这个场里制约与影响别人。不经意大声咳嗽一下也会脸红。这个心理场和情绪场以一种强大而又看不见的引力波，将你带进外层空间，满目湛蓝碧透，忽又电光火石，倏尔湍流般飞舞回旋。创造性精神之光辐射出的那种灿烂与瑰丽，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教室里同学走完了，才万分不舍地开始收拾我的战场。 每晚回家的路上，总会路过一个卡拉OK歌舞厅，里面也总会传出那个年代的各种流行歌曲。刚刚经过精神劳动神圣洗礼的我，此时此刻会对这类音乐产生莫名的歧视，会紧蹬几步自行车，尽快地逃离。是椒园让人高洁了几许么？
整整一个春季又一个夏季，我每晚在椒园去来。甚至形成条件反射，上了瘾，不去教室写不成文章，有时周日的白天也去，中午就在学生食堂吃饭。夹在比我年轻一大半的学友中排队买饭，有同学会以诧异的目光看我一眼。我也会根据这目光给自己编各种故事，聊以解嘲：比如，他们会不会想，这个半老头为什么放假不回家，伶仃孤苦地与我们这些快乐的单身汉混在一起？是离异了？是夫妻反目被赶出家门了？自怨自艾，又哑然失笑。回到家里也会把这些想法当夫妻间的谈资，往往能够忽悠到妻子动情的回答：下次我给你送饭，加一份肉饼！肉饼可是我的最爱。
两任教授
妻子毕业时，我曾想着，怕要和徐志摩告别康桥一样，告别椒园了。不料天公作美，她被留校任教，从此成了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看来我与椒园的故事此生不会再有结尾了。
我们在椒园中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先后搬了好几处。记得刚毕业是在教学区里的一个单身楼，她与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刘英、张延冬共处一室，放了三张床。张延冬是她们班的“班花”，其实被公认为美冠椒园，后来去深圳发展，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刘英也了不得，一家人都是学霸，兄弟姐妹在世界各国名校拿学历，她也准备考北大哲学系，好像报的是外国哲学史贺麟先生的研究生。为了不打扰她，我们基本不去那间房子。只有一次因为要取什么东西，才去了。刘英恰好不在，房间十分朴素自然地在我眼前呈现开来。有几样东西很触动了我：书桌上堆着的书和翻开的书，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台灯旁放着备用的白蜡烛和火柴，还有拆开了的点心盒。这一切，组合成一种苦读的情境，传达着一位苦读者的形象。这是我俩一生向往的境界，内心不由涟漪迭动。果不其然，后来刘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而后又留学、定居德国。站在那间房子里，我对妻子遽然有了一丝内疚，因为我、因为这个家，生性好强的她怕是再也难以进入这种苦吟苦读苦思苦行的境界了，而她的成绩和心劲本是完全可以追随刘英去登攀的。
后来，我们又搬到校园南边菜地前的一幢楼里，再搬到交大一村一个叫苹果园的地方。我所熟悉的朱楚珠先生、钟明善先生和著名作家叶广芩女士都住在那里，广芩是时任人文学院副院长顾明耀教授的夫人。有更多的院士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名专家，都住在这里。我不熟识他们，但从那些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老房子群落中，分明能感受到一种气场，不只是知识的，更有情怀和境界的气场。苏东坡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给予乃师欧阳修“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赞誉，而欧阳公晚年也曾交待他的这位学生：“我走将休，付斯文”的重大文化使命，苏东坡当即叩首受命，表示“有死不易”。古城东侧的椒园，正是这令人景仰和心仪的“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幽深高古的去处啊。
大概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不知何时开始，交大人文学院开始请我就自己熟悉的领域讲点课。先是给本科生，后来给研究生；先是讲文学，后来讲文化。在1200、1300、1400大教室，在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在人文学院、“学而”讲堂和彭康学院，都留下了我与学友们授受交流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学院在我的一次学术讲座之前，举行了聘任我为兼职教授的仪式。潘季书记到场，顾明耀副院长发的聘书。因生命渐入衰年，一度辞去教职。到2014年，人文学院又一次聘任我为兼职教授，这次是张迈曾书记到场，边燕杰院长发的证书。……我与我的椒园，相互的进入是愈来愈深了。
在所有讲课中，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给本科同学讲《怎样成为文学家和成为怎样的文学家》。我讲到，在现代工业社会，文学、诗是人类与自然最后的生命通道，突然全场停电。先是一阵寂然，几秒钟后组织者开始小声商量办法，很快，一位女同学点亮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蜡烛，用手护着光焰走到讲台前。我忍不住感慨：黑暗，在所有的青春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却！在交大学子面前更是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逃遁！场内兀地爆发了掌声、叫好声、跺脚声，真个是柳明花暗又一景。我们在烛光下继续着文学的对话，20分钟后电来了，有同学喊，不要开灯，就在烛光中讲！我于是又讲了一段很动感情的话，我说，同学们自己看不到，烛光中的你们是多么美！你们在烛光中闪烁的眼睛，渴望地探寻着无知的世界，你们被烛光映亮的脸庞，有一种青春的光泽。这一切都感动着我。我想告诉你们，青春天然美丽着，青春也天然文学着，让生命自如地、以美的方式展示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真谛。
雄辩天下
1996年，西安交大学生辩论队一举夺得“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冠军，此后几年也一直名列前茅。这不只是学生辩论队的胜利，更是西交大师生水平、人文素质的一次综合展示。我有幸在辩论队的教师辅导组忝陪末座，给辩手们讲过两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分析，而且相互研讨了一些问题。这都是一些好生了得的同学，也许自己的讲述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但那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脑海里。
我在给西交大辩论队文集写的序文中，将辩手们称赞为精神格力场上的射手、驭手、快枪手、重炮手。那是一群在智慧和精神的火拼中，浴血挺立、浴火重生的勇士啊。一直到现在，那次辩论队的几位主力路一鸣、樊登、郭宇宽，依然是校园内无可争议的明星，拥有一茬茬的粉丝，也和我时不时有着交集。
郭宇宽后来云游四方，在北京、湖南、广东好几个大媒体干过，期间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博，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后。有几年，被陕西卫视邀回西安，担任人文话题节目《开坛》的开山主持，成天与易中天、于丹、朱学勤、葛健雄、朱大可一干人对话。我也在这个讲坛上与他多次搭档，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无所不谈。小郭声音厚重，语感沉稳，视野宽阔，视角独到，常常在行云流水的对话中，杀出几匹黑马，让你猝不及防。他引邻了《开坛》节目重质厚文的风格。后来宇宽出了很多书，每来西安，多邀叙谈。我还作为对话嘉宾，出席了他的新书《开放力》的恳谈会。又一次品茶开坛，又一次重温旧梦。
我写丝绸之路万里行的书《丝路云履》出版后，很快再版。出版社为了扩大影响，再版时邀请享誉全国的“樊登读书会”做一个悦读专场。组织者兴奋地说，原来我们老大樊登与你是老相识，年轻时你给他们辅导过辩论赛，很仰慕你呢，专程赶来筹划这次悦读会。这我才知道，这个利用互联网优势组建的读书会，在全国有25个分会、好几万听众，竟然是当年交大辩论队的那个叫樊登的小伙子搞的。这些年他北漂央视，南渡沪上，早已是成功人士，但永不忘读书、传播文化，每周自己研读一本书，然后给他的听众讲解、剖析一本书。走遍天下，不失椒园本色！
至于路一鸣，我们几乎“天天见”，因为我们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最经常、最集中的时间，就是午饭时分，佐着好节目，边吃边看。那正是《今日说法》、正是路一鸣主播的时间，所以我们家经常将节目名称说成主播名字：时间到了，快看路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