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捉民这个称呼应属社会最底层的人，甚至曾成贬义词，比如城里人说别人没素质：“你这人咋像农民”?还有不少城里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嫁、生于农民家庭的。但对于一些成功人士来说，他们却总把父母是农民挂在嘴边，这是衬托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拼打出来的，说明他们有能力，尤其是一些被提拔的官员，当公众质疑时，为了自证清白，往往把父母都是农民抬出来，以证明自己没有背景。
　　近日，一则网帖披露重庆有两名80后干部，其中一人17岁当上公务员。当事人冯军称自己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不是公务员，所谓“局长”也只是正科级职务。他表示，
　　“在职大学”是因其学历来自于函授、自考。他还回应称父母都是农民，没有后台。
　　其实，这样回应公众质疑早已成惯例了。之前“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也是这样回答公众的。周森锋的父母的确是农民，连他的岳父岳母也是农民。但后来披露促使周森锋成为“中国最年轻市长”的却是他导师。而周森锋毕业于清华，许多高层的领导就是他的师兄。公众质疑的，并非周森锋本人，而是他为什么能走上市长位置。同样，对于冯军的质疑也是这个问题。父母是农民，并不代表冯军就没有背景，比如他的岳父母、舅舅姑姑是不是官员?
　　在官场腐败的诸多形式之中，用人腐败早巳有自共睹。已经查处的腐败大案中，也几乎都有买官卖官、权力裙带关系曝光。比如日前落马的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他的父母是山沟里的农民，自己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是铁路工人，能飞黄腾达是得益于在铁路高层任职的岳父。所以说，仅仅是晒父母是农民还是难以自证清白的。然而，无论是冯军，还是周森锋，他们都应是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首先就必须摆脱那种只需向组织交待、不需向公众交待的不情不愿的心态，还要经得起公众的拷问。拷问即使刻薄，那也是公民的权利，就是有人“掘地三尺”般的人肉搜索也不算过分，因为公民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官女乃掌权者，有多大权力必有多大责任与之对应，接受监督和拷问，应是不可逃避的义务。有了这种“掘地三尺”，穷追不舍的精神，才不会出现司机当组织部长，三陪女当宣传部长这样的奇闻怪事。刘洪波先生曾说，地方政治的活力，根本而言在于民主的扩大，在于公开性的增强。但民主也是渐进式的，公开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对提拔官员的进行拷问。
　　应该说，目前监督官员有效的手段还是媒体和网络的拷问，如果拷问成为今后监督官员的一个方向，就能促进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这种拷问才算得上有潜在的意义。
　　当今，一些成功者不但说自己父母是农民，甚至在把自己的身份也缀以“农民”，比如农民歌手、农民作家、农民企业家等等，冠以农民前缀，不过是试图营造一种强烈的反差，从而突出了他们的成就，却在另一方面歧视和贬低了整个农民群体。但这种习惯性的歧视，已经让我们熟视无睹。如今一些官员遭受质疑后，却把父母是农民抬了出来，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民是当今社会最底层的人群，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弱势群体。哪一天，官员自证清白，不需要再抬出农民父母来，农民就可能不再遭歧视，中国农民的地位就提高了，这个社会也就趋向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