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潮之后,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巴菲特的这句话用在当前北京报业市场同样合适。继《市场报》停刊、《中华新闻报》倒闭之后,《竞报》和《劳动午报》正式淡出北京综合类日报市场,另谋生路。
　　“实际上,北京都市报市场已经形成了3早报2晚报的格局,下一步谁会死掉,得走着瞧。”北京某都市报社社长说。
　　
　　从数十家到五家
　　
　　10月16日,记者从北京晨报社得知,为压缩成本,《竞报》在退出日报市场后与晨报社在一起运作,共用一套编委,并对其中部分人员进行整合;而北京第一张都市午报《劳动午报》也不抵亏损,宣布退出都市报市场,重回北京市总工会机关报。
　　其实,都市报的调整从2007年就已开始。2007年11月27日,北京第一张娱乐为特色的都市报《北京娱乐信报》(下称《信报》)改为地铁报,同年《华夏时报》由日报改为了财经类周报。
　　“2001年始,房地产业和汽车业广告的增长带动了都市报繁荣,到2005年,广告增长停止,新报纸还在出现,加上报纸的厚度增加和纸价上涨大大提高了成本,报纸收入的增长在逐年放缓。”《信报》社长毕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2000年以后,都市报的数量走势如同一条抛物线,2005年就是顶点。2000年,《北京娱乐信报》和《劳动午报》分别由《戏剧电影报》、《北京工人报》变身为都市报;2001年5月28日,北大文化和人民日报社共同投资创办《京华时报》,一时间,北京市场上涌现了七八家都市报;2003年《新京报》诞生,2004年《竞报》出炉,此时,北京市场上的都市报高度饱和,达数十家;而从2007年到2009年,北京报摊上经常能看到的都市报纸又只剩下5家左右。
　　“曾经都市报在整个报业市场上一枝独秀,也有人说都市报是暴利,但从这几年来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具体到北京市场来说,竞争是惨烈的,都市报洗牌刚刚开始。”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毕昆认为,“2004年是最高峰,如果这之后还有人投资办报纸,那就是有点看不清楚形势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北京市场存活五六张都市报纸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有满足不同需求的差异化定位。但实践证明,北京原本差异化的报纸都慢慢走向了同质化。北京晨报社长刘顺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其实,北京几大都市报在内容上都是差不多的,就目前北京日报集团内部,综合类日报就有七八家,这就要求必须整合。”
　　
　　自救或他救
　　
　　作为都市报的一个代表,《竞报》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救赎的过程。
　　5年前,带着奥运朝阳产业的梦想,北京日报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打造了共同投资7000多万创办《竞报》,由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报社来负责报社后期的采编运营。
　　随着《竞报》的创刊,一批资深的媒体人被吸引而来,但报纸却在经历了一段奋发期后走向衰落,盈利困难,至2006年亏损已达几千万。在竞报社工作了四年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在这几年过程中,员工还是正常工作,但都清楚报社面临的压力很大,也有一些员工因为营业状况不见好而逐渐离开。
　　为了不加大亏损,竞报社决定引入外部战略合作。2007年,七彩集团(下称“七彩”)加入。在双方的合作中,七彩经营广告和发行,并承担报社所有的印刷和发行成本,而报社的采编成本仍由原股东承担。每年《竞报》的采编成本约为2000万人民币。据知情人士透露,自2004年,原股东北京青年报社和上海文广传媒在首次投入后,再也没有追加投资,《竞报》此后的运作都由北京日报集团一手张罗。
　　七彩集团的加入改变了《竞报》原有的发行格局,在原来的邮局零售征订的基础上增加了加油站渠道,免费向私家车主派发报纸。新的发行渠道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的大大增长,2007年,报纸发行量由原来的8万份增长到15万份。在合作期间,七彩也投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但2007年,报社全年的广告收入只有1000多万,远远不及整个印刷和发行成本。
　　在与七彩合作前后,《竞报》的发行的三次波折也给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在与七彩合作之前,《竞报》通过邮局在报摊点零售,合作后《竞报》开始在加油站免费派发;后来又自办发行。在三个环节过渡中,市场衔接不到位,不仅让竞报流失了一些客户,也在市场中倍受尴尬。在经过加油站派发后,有些摊贩甚至告诉前来买报纸的人,“这张报纸不办了,买其他的报纸吧!”
　　2007年下半年,原任《信报》总编辑的刘顺发被派往《竞报》担任社长。看到每年向北京日报集团要钱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刘顺发开始考虑重新自办经营。
　　2008年2月,北京竞报社和七彩集团共同投资2000万,成立了竞报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竞报社占51%股份。2008年,竞报的广告收入达70%的高增长,突破3000万大关。虽然自办经营的成效已经凸显,但相对报社的接近6000万的实际运营成本来说却是望梅止渴,此时竞报社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面临巨额亏损,2009年5月,竞报社总编辑谢星文向全体员工悲痛宣布,《竞报》由日报变为周报,员工由原来的220人缩为50人。刘顺发被调到《北京晨报》兼任社长,谢星文兼任《北京晨报》总编辑。2009年11月,《北京晨报》由大报改为四开小报,在此之后,两报共用一个编委会,在一起办公,后期美编、校对等人员还将进行整合,这将为北京日报集团节约一笔不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
　　无独有偶,《信报》的生存也有着类似的经历。2001年,《信报》以一张娱乐为特色的都市报切入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当时北广传媒集团有着几千万元的入资,名誉社长姜昆也投入了300万左右的资金来筹备网站。但原定于2005年盈利的目标并未实现。为了维持报社的运转,北京日报集团接管《信报》。至2004年毕昆接手时,报社累计债务已达1.8亿之多。2007年11月,《信报》转型成为一张地铁报。
　　据了解,目前《法制晚报》、《北京晨报》等都市报也都面临亏损的压力。
　　面对广告份额的下降、市场的调整,报纸以主动和被动两种姿态面对着市场的淘汰。作为第一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中华新闻报》是首家主动申请自愿停刊的报纸。《新京报》社长戴自更认为,“现有体制下,市场的淘汰往往是以‘改革’和‘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的。主动退出也是市场的进步。”
　　劳动午报重新定位也意味着市场是无情的。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劳动午报重回机关报,这也是在经过一番探索和教训之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如同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分析,作为机关报来讲,依靠北京市总工会的资源和发行网络,劳动午报会比很多报社的日子好过。
　　戴自更对记者坦言,“后期,还会有报刊死掉,即使我们谁都不希望死掉,也不希望别人死掉,但只有适应市场、赢得市场的才能生存。”
　　
　　怎样生存?
　　
　　对于我国目前都市报的变局,喻国明对记者表示,“中国报业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在报纸洗牌过程中,报刊有生有死才是正常的。在新时期,报纸在发行大战、广告促销等传统竞争方面已经没有太多硝烟,而更多的是内容、广告走向新媒体,通过电视、网络、移动电视、手机等新的形式来多重落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增值和回报。”
　　近年来,很多报纸都已经将目光转向了网络、手机新媒体。北青报社社长张延平就将数字媒体作为了未来战略的重点,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未来北青报社一方面会做大北青网,并和音乐制作网站、婚礼网站来合作推出新媒体;另一方面,也会与联通等通信公司联合,未来预计在数字新媒体上会有一两亿的投入。
　　京华时报社也推出了《京华手机报》,并在京华网固定时段播放新闻视频《京华播报》,预计在未来几年也将有上千万的资金投入。
　　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传统媒体合作创办的网站和手机报,由于内容来源的单一和投入有限,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只能是报纸的锦上添花制作,其广告收入一般也是作为报纸广告的附赠,与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不可同日而语。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传统媒体对于网络、手机新媒体的盈利模式还在探索之中。
　　戴自更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崛起,短短几年时间强势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倒置,网络如今成了报纸不可缺的发布渠道,报纸反而成了廉价的内容提供商。而“我们的记者采写都是需要支付稿费的,有些外来稿件每篇甚至有上千的稿酬,而有些网站却无偿转载报纸的内容,或是象征性的一年付给数万元的费用,这是极不合理的。”他表示,国家应该给予传统媒体更多的关注,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吴海民认为,当前传统报纸特别是都市报纸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对于网络媒体,报纸掌握着原创新闻的采访权和发布权。一张优质的、亲民的都市报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渗透、互动,它与广大市民建立的紧密联系在较长时期里不会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