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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来说,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1947年,石家庄。中共地下工作者邢燕看着这个他曾经卧底于此的城市,马路上跑着马车,感叹道,“就是个农民城市。”
尽管这个城市看上去没有脱离农村气息,但当接管的中共干部试图以长期的农村经验来管理它时,还是遇到了困惑。
当时的石家庄一区区委宣传部长郭彤,在和平剧场举行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听时任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总结接管教训时,感到“转不过弯来”:“怎么就错了?(原来的方法)到了城市怎么就不行?”
石家庄是中共在关内最早占领的大城市,也是中共尝试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起点。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而言,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陌生的城市接管者
1947年11月5日深夜,邢燕穿着一件夹层黑土布袄、单裤和麻鞋,又冷又饿。在攻打石家庄的前沿阵地上,他的这身装束夹杂在解放军的灰布棉军装里,格外扎眼。这个21岁的小伙子曾在石家庄(旧称石门)市警察总署从事地下工作,2年前身份暴露撤往解放区。因熟悉城防工事,这次他作为30名向导之一,带领冀中军区的一个营攻打石家庄。
邢燕攥着一把小马枪,领着部队从东南方向,踏着敌人的尸体一路挺进,6天6夜后的11月12日早晨进入石家庄。进城后,邢燕被安排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曾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李树夫,也是在同一天中午由“地下”交通员引导着,从城西闻着焦土气息进城的。他至今记得,沿途看到掉进沟里的汽车,以及没来得及掩埋的敌军尸体。
石家庄的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等工厂没有宿舍,工人们集中住在郊区,以前李树夫经常从解放区农村骑自行车到工人住地,培养积极分子入党。李树夫进城后的工作,就是找各工厂党支部的地下党员接头,把他们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石家庄市委,还有就是给他们布置工作,让他们回厂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和机器。
市政府的公开办公地,设在朝阳路的农民银行。当时邢燕住在一楼,二楼住着陈伯达,“每天饭后一抹嘴,就深入商家、工厂去采访。”农民银行只是市政府对外的办公地,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对内的办公地在袁家营的一个保密院,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以及机要秘书、管电报的、管资料的,都在那里办公。
邢燕进城后没几天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个任务是上街贴布告。邢燕翻出一份《石门市市政府、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公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他与同事黄克,一个人拉着马,一个人提着浆糊,在石家庄走街串巷,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仍然在上空盘旋“下蛋”,飞机来了就卧倒,飞机走后就跑着贴布告。
石家庄市民对新的城市接管者谨慎而迟疑。邢燕回忆当时的情况,“群众都不敢开门,大街上没什么人。”市民的陌生感并没有因为那份语气诚恳的公告而有所缓解,郭彤回忆,她11月27日进城时,市民“都不敢出来,商店里的人把门露个缝往外看,我们也从门缝往里看”。
从“搬运”到“长期建设”
邢燕在刚进城的那几天,看到有市民抢无人商店的被子、椅子。李树夫也记得,当时面粉厂关了门,一些市民趁机哄抢面粉;炼焦厂的仓库里,也不时有农村来的马车拉焦炭。后来,中共对这两个工厂实行了军管,仓库外有士兵持枪站岗。
这时,进城的中共干部、军队开始出现一些纪律问题。“个别干部私藏抄没的武器,或是廉价买进惊恐的工商户抛售的布匹。一经发现,这样的干部马上被调出石家庄。”李树夫说。李进城后在物资管理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委员会被授权统一处理接管物资,不准石家庄外的单位拉走市内物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物资紧缺的部门,也来争夺接管物资,”李回忆说。
中共进驻石家庄后,是否继续将占领城市作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当作旅馆暂住”呢?在综合分析1945到1946年华北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作出判断,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处于攻势,“石家庄不可能被抢去了”。于是,刘少奇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必须抛弃以往临时占领城市时采取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建设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陈用文回忆,1947年二三月间,山西阳泉解放,姚依林带他们去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壮大,物资缺乏,一切来自前线,因此,“抓一把”的游击思想严重,接管城市采取的是“搬运”政策。接管阳泉也执行了这个政策,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都派民兵来搬东西,凡能搬的都搬走了。农民也进城“趁火打劫”。
“当时,时任晋察冀财办主任的柯庆施来阳泉视察,见谁搬东西都让搬,就问我有没有账,我说没有。他苦笑着批评我,你真是个败家子,不懂管家,这些我都是要算钱的呀!”陈用文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的研究,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在石家庄解放后的几天,陈用文从西柏坡出发来到石家庄。他此行的目的是,作为华北财办工作组的成员摸底石家庄的经济情况。出发前的会议上,刘少奇对他谈及,“现在不是打游击,维持起来要生产,不可把农村的政策实现在城市里,也不可把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用在今天。不要分工厂、分商店。要进城的干部、部队和工人们都懂得,我们维持生产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
刘少奇对石家庄的指示,被陈用文记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11月19日晚上,他一到石家庄就来到袁家营保密院里的防空洞,在马灯下向石家庄市委做了传达。
复杂的城市贫民
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城市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干部此前对于城市的经验仅限于小县城。与邢燕住一个宿舍的同事,第一次坐上弹簧沙发,沙发凹陷下去,把他吓得猛地弹了起来,说,“这可不是我坐坏的!”而在晚上睡觉时,他对着电灯吹了很久也没把灯给熄灭,直到邢燕告诉他,这是靠电门来开关的。
郭彤回忆,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对城市贫民的天然情感,让进城之初的中共基层干部把农村土改那一套搬进了城。她当时所接触到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思想: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依靠城市贫民。
基层干部依靠贫民的思想,也是贯彻“上面”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要求进城干部“向穷的”。刘少奇则更明确、更具体地告诉石家庄市的干部们:石家庄的管理“不依靠别的”,必须依靠工人和贫民。于是,“工人当家”“贫民当家”就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首要任务。党的工作组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了解“谁最穷、最苦”,组成贫民会,深入贫民窟,“访穷问苦”。
李树夫在石家庄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市贫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工作是通过街政府把城市贫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解决就业。“很多街道干部看见群众吃不上饭,有的街道贫民会就开始批斗富户、商店老板,将其财产分给贫民”。他记得,朝阳路普惠大药房的老板是玉村的地主,营业很好,当时遭到了贫民会的批斗。当时的《石家庄日报》,也有贫民会抓着逃亡地主兼工商户游街的报道。
然而李树夫很快就发现,“城市贫民比农村的贫下中农复杂得多,失业工人、小商小贩、流氓无产者、逃亡地主,甚至是国民党特务,混杂在一起。”更严重的是,“农村的土地你可以分,不影响生产,但城市的工厂和工商业分了,生产和生活怎么办?”
这股风潮很快就在1948年元旦得到了纠正。郭彤当时在和平剧场,听到柯庆施传达的刘少奇“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感到难以理解。但她在后来参加了新任市委书记刘秀峰组织的对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的参观后,开始明白,“还是得依靠工人阶级”。随后,她担任市妇联主任,与大兴纱厂的女工交朋友,组织她们开展劳动竞赛,并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表彰其中的先进分子。
恢复工商业
石家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恢复得很快,相关资料表明,石家庄在解放后的第3天就恢复通邮,第6天《新石门日报》出版,第10天电话通话,第38天发电厂供电,第53天自来水供水。
相比之下,工商业的恢复要复杂得多。李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工商部门当时的统计,石家庄有27个比较大的工厂,2000多个小作坊和商店。他在结束贫民会的工作后,担任石家庄一区区委书记,他所管理的地区包括朝阳路、南小街和南大街的一部分,是石家庄最繁华的地方,两侧都是商店和银行。
在李树夫的记忆里,恢复生产是从发还大工厂开始的。“市政府在接收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等工厂后,派出军代表保护工厂,然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厂子收归国有或公有,将大兴纱厂这样的私营工厂返还给企业主。对于那些率先开业的企业,政府以供应生产原料鼓励它们招回工人。大兴纱厂需要棉花,我们从解放区收棉花。纺出棉布后,再由政府收购。这样恢复生产和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
接管之初的就业之难,困扰着石家庄市民,甚至也包括中共的干部家属。为了就业的事,邢燕的爱人曾跟他闹过情绪。柯庆施知道后,特意让机要秘书彭子堪写了封信给大兴纱厂厂长霍然,要求把刑的爱人分配到纱厂工作。邢燕带着爱人找到霍然时,霍一脸无奈,“两三个车间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厂里的工人闲着没工作的还有二三百人,不能再增加人员了”。柯庆施得知后大怒,让彭再次写信,并盖上自己的手章,才解决了邢燕爱人的工作问题。
郭彤记得,大桥街头有一家药店叫乐仁堂,总店设在天津,经营很有特色。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于是关门停业。这时,伙计们闹着回天津,当时任一区街长的杨法陶向市委请示。市委没有做任何强制性措施,让伙计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伙夫看门。后来伙夫看到共产党诚心诚意发展工商业,没过多久回到天津跟总柜说了情况。总柜一听,立即发了几车药,很快乐仁堂又开业了。
对于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如何在恢复工商业时,既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正确性,又不过分损害资产者的利益以至于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平衡的矛盾。
李树夫调研过一个织布厂。原来雇了10个工人,有10台织布机,后来有了电动机,效率提高了,工厂老板主动提出,效率提高了,利润都给工人。李树夫明白,工厂老板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不愿这么做。后来李树夫对老板说,“效率提高后的利润可以跟工人对半分,你投资买了机器,给工人一半就可以了。”
对于劳资矛盾,时任石家庄劳动局长的崔运说过一句话:“资本家过度地剥削工人,给工人的工资太少,我要拿板斧砍你;工人要求过高,使资本家无利可图,我也砍你。”崔运的话,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为立场有问题。
“在劳资两利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本能地倾向于工人。”李树夫说。
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来说,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1947年,石家庄。中共地下工作者邢燕看着这个他曾经卧底于此的城市,马路上跑着马车,感叹道,“就是个农民城市。”
尽管这个城市看上去没有脱离农村气息,但当接管的中共干部试图以长期的农村经验来管理它时,还是遇到了困惑。
当时的石家庄一区区委宣传部长郭彤,在和平剧场举行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听时任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总结接管教训时,感到“转不过弯来”:“怎么就错了?(原来的方法)到了城市怎么就不行?”
石家庄是中共在关内最早占领的大城市,也是中共尝试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起点。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而言,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陌生的城市接管者
1947年11月5日深夜,邢燕穿着一件夹层黑土布袄、单裤和麻鞋,又冷又饿。在攻打石家庄的前沿阵地上,他的这身装束夹杂在解放军的灰布棉军装里,格外扎眼。这个21岁的小伙子曾在石家庄(旧称石门)市警察总署从事地下工作,2年前身份暴露撤往解放区。因熟悉城防工事,这次他作为30名向导之一,带领冀中军区的一个营攻打石家庄。
邢燕攥着一把小马枪,领着部队从东南方向,踏着敌人的尸体一路挺进,6天6夜后的11月12日早晨进入石家庄。进城后,邢燕被安排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曾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李树夫,也是在同一天中午由“地下”交通员引导着,从城西闻着焦土气息进城的。他至今记得,沿途看到掉进沟里的汽车,以及没来得及掩埋的敌军尸体。
石家庄的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等工厂没有宿舍,工人们集中住在郊区,以前李树夫经常从解放区农村骑自行车到工人住地,培养积极分子入党。李树夫进城后的工作,就是找各工厂党支部的地下党员接头,把他们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石家庄市委,还有就是给他们布置工作,让他们回厂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和机器。
市政府的公开办公地,设在朝阳路的农民银行。当时邢燕住在一楼,二楼住着陈伯达,“每天饭后一抹嘴,就深入商家、工厂去采访。”农民银行只是市政府对外的办公地,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对内的办公地在袁家营的一个保密院,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以及机要秘书、管电报的、管资料的,都在那里办公。
邢燕进城后没几天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个任务是上街贴布告。邢燕翻出一份《石门市市政府、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公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他与同事黄克,一个人拉着马,一个人提着浆糊,在石家庄走街串巷,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仍然在上空盘旋“下蛋”,飞机来了就卧倒,飞机走后就跑着贴布告。
石家庄市民对新的城市接管者谨慎而迟疑。邢燕回忆当时的情况,“群众都不敢开门,大街上没什么人。”市民的陌生感并没有因为那份语气诚恳的公告而有所缓解,郭彤回忆,她11月27日进城时,市民“都不敢出来,商店里的人把门露个缝往外看,我们也从门缝往里看”。
从“搬运”到“长期建设”
邢燕在刚进城的那几天,看到有市民抢无人商店的被子、椅子。李树夫也记得,当时面粉厂关了门,一些市民趁机哄抢面粉;炼焦厂的仓库里,也不时有农村来的马车拉焦炭。后来,中共对这两个工厂实行了军管,仓库外有士兵持枪站岗。
这时,进城的中共干部、军队开始出现一些纪律问题。“个别干部私藏抄没的武器,或是廉价买进惊恐的工商户抛售的布匹。一经发现,这样的干部马上被调出石家庄。”李树夫说。李进城后在物资管理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委员会被授权统一处理接管物资,不准石家庄外的单位拉走市内物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物资紧缺的部门,也来争夺接管物资,”李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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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进驻石家庄后,是否继续将占领城市作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当作旅馆暂住”呢?在综合分析1945到1946年华北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作出判断,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处于攻势,“石家庄不可能被抢去了”。于是,刘少奇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必须抛弃以往临时占领城市时采取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建设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陈用文回忆,1947年二三月间,山西阳泉解放,姚依林带他们去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壮大,物资缺乏,一切来自前线,因此,“抓一把”的游击思想严重,接管城市采取的是“搬运”政策。接管阳泉也执行了这个政策,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都派民兵来搬东西,凡能搬的都搬走了。农民也进城“趁火打劫”。
“当时,时任晋察冀财办主任的柯庆施来阳泉视察,见谁搬东西都让搬,就问我有没有账,我说没有。他苦笑着批评我,你真是个败家子,不懂管家,这些我都是要算钱的呀!”陈用文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的研究,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在石家庄解放后的几天,陈用文从西柏坡出发来到石家庄。他此行的目的是,作为华北财办工作组的成员摸底石家庄的经济情况。出发前的会议上,刘少奇对他谈及,“现在不是打游击,维持起来要生产,不可把农村的政策实现在城市里,也不可把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用在今天。不要分工厂、分商店。要进城的干部、部队和工人们都懂得,我们维持生产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
刘少奇对石家庄的指示,被陈用文记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11月19日晚上,他一到石家庄就来到袁家营保密院里的防空洞,在马灯下向石家庄市委做了传达。
复杂的城市贫民
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城市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干部此前对于城市的经验仅限于小县城。与邢燕住一个宿舍的同事,第一次坐上弹簧沙发,沙发凹陷下去,把他吓得猛地弹了起来,说,“这可不是我坐坏的!”而在晚上睡觉时,他对着电灯吹了很久也没把灯给熄灭,直到邢燕告诉他,这是靠电门来开关的。
郭彤回忆,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对城市贫民的天然情感,让进城之初的中共基层干部把农村土改那一套搬进了城。她当时所接触到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思想: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依靠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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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依靠贫民的思想,也是贯彻“上面”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要求进城干部“向穷的”。刘少奇则更明确、更具体地告诉石家庄市的干部们:石家庄的管理“不依靠别的”,必须依靠工人和贫民。于是,“工人当家”“贫民当家”就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首要任务。党的工作组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了解“谁最穷、最苦”,组成贫民会,深入贫民窟,“访穷问苦”。
李树夫在石家庄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市贫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工作是通过街政府把城市贫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解决就业。“很多街道干部看见群众吃不上饭,有的街道贫民会就开始批斗富户、商店老板,将其财产分给贫民”。他记得,朝阳路普惠大药房的老板是玉村的地主,营业很好,当时遭到了贫民会的批斗。当时的《石家庄日报》,也有贫民会抓着逃亡地主兼工商户游街的报道。
然而李树夫很快就发现,“城市贫民比农村的贫下中农复杂得多,失业工人、小商小贩、流氓无产者、逃亡地主,甚至是国民党特务,混杂在一起。”更严重的是,“农村的土地你可以分,不影响生产,但城市的工厂和工商业分了,生产和生活怎么办?”
这股风潮很快就在1948年元旦得到了纠正。郭彤当时在和平剧场,听到柯庆施传达的刘少奇“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感到难以理解。但她在后来参加了新任市委书记刘秀峰组织的对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的参观后,开始明白,“还是得依靠工人阶级”。随后,她担任市妇联主任,与大兴纱厂的女工交朋友,组织她们开展劳动竞赛,并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表彰其中的先进分子。
恢复工商业
石家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恢复得很快,相关资料表明,石家庄在解放后的第3天就恢复通邮,第6天《新石门日报》出版,第10天电话通话,第38天发电厂供电,第53天自来水供水。
相比之下,工商业的恢复要复杂得多。李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工商部门当时的统计,石家庄有27个比较大的工厂,2000多个小作坊和商店。他在结束贫民会的工作后,担任石家庄一区区委书记,他所管理的地区包括朝阳路、南小街和南大街的一部分,是石家庄最繁华的地方,两侧都是商店和银行。
在李树夫的记忆里,恢复生产是从发还大工厂开始的。“市政府在接收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等工厂后,派出军代表保护工厂,然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厂子收归国有或公有,将大兴纱厂这样的私营工厂返还给企业主。对于那些率先开业的企业,政府以供应生产原料鼓励它们招回工人。大兴纱厂需要棉花,我们从解放区收棉花。纺出棉布后,再由政府收购。这样恢复生产和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
接管之初的就业之难,困扰着石家庄市民,甚至也包括中共的干部家属。为了就业的事,邢燕的爱人曾跟他闹过情绪。柯庆施知道后,特意让机要秘书彭子堪写了封信给大兴纱厂厂长霍然,要求把刑的爱人分配到纱厂工作。邢燕带着爱人找到霍然时,霍一脸无奈,“两三个车间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厂里的工人闲着没工作的还有二三百人,不能再增加人员了”。柯庆施得知后大怒,让彭再次写信,并盖上自己的手章,才解决了邢燕爱人的工作问题。
郭彤记得,大桥街头有一家药店叫乐仁堂,总店设在天津,经营很有特色。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于是关门停业。这时,伙计们闹着回天津,当时任一区街长的杨法陶向市委请示。市委没有做任何强制性措施,让伙计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伙夫看门。后来伙夫看到共产党诚心诚意发展工商业,没过多久回到天津跟总柜说了情况。总柜一听,立即发了几车药,很快乐仁堂又开业了。
对于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如何在恢复工商业时,既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正确性,又不过分损害资产者的利益以至于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平衡的矛盾。
李树夫调研过一个织布厂。原来雇了10个工人,有10台织布机,后来有了电动机,效率提高了,工厂老板主动提出,效率提高了,利润都给工人。李树夫明白,工厂老板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不愿这么做。后来李树夫对老板说,“效率提高后的利润可以跟工人对半分,你投资买了机器,给工人一半就可以了。”
对于劳资矛盾,时任石家庄劳动局长的崔运说过一句话:“资本家过度地剥削工人,给工人的工资太少,我要拿板斧砍你;工人要求过高,使资本家无利可图,我也砍你。”崔运的话,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为立场有问题。
“在劳资两利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本能地倾向于工人。”李树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