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太行山麓、浊漳河畔的襄垣县西营镇，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三大重镇之一，同时也是日本侵略军“清剿”、“扫荡”的重点目标。2000年夏季的一天，当地群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专门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战暴行的中日两国学者。经介绍大家才知道：那位中等个子、戴着眼镜、普通话说得相当流利的日本朋友，是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先生，那位穿着打扮朴素大方、处事稳重干练并精通日语的中年女性，是山西大学日本研究室主任冯良珍教授……
　　 现年81岁、经历过当年浩劫的当地村民马秀英老大娘一边讲述当时的见闻，一边将他们领到了当时的现场枣沟，76岁的李四保老大爷又将他们领到了使用过毒瓦斯的洞口及山上的透气口实地察看。村民们纷纷诉说了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惨案，尘封的历史再次被揭开———
　　 1938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十七日）早饭时分，一股被八路军击溃的日军突袭了西营镇。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枣沟李生荣家有个古老的窑洞，宽6尺，长半里，200多个村民和商人情急之下到这里藏身，日军发现后便前堵后截，先向洞里打枪、扔手雷、点燃柴草烟熏，接着又戴起“猪嘴帽”（防毒面具），向窑洞里施放毒瓦斯。在惨叫和呻吟声中，108人当场被毒死，其余的人都处于气喘干咳、头晕眼花、恶心呕吐或昏迷状态。神智比较清醒的人，想爬出窑洞求生，哪知在洞口、透气口等待着的是日军的魔爪。有的被刺刀挑死，挖出心肝五脏喂了狼狗；有的被割掉生殖器，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年轻妇女则被轮奸折磨至死……从早晨9时至下午4时左右，日军共残杀中国人151名，烧毁房屋及庙宇及2000间，抢走猪羊200余只、大牲畜100余头，好端端的西营镇，变成了烈焰冲天、横尸遍野的人间地狱。
　　 中日两国学者被60年前那一幕幕惨景所震憾，特别是村田忠禧先生，时而因日军的暴行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时而为村民的不幸而嘘唏悲伤，泪水盈眶！他说：“我第一次到山西，就了解到这些情况，心里太难过了。旧日本军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太严重了，必须澄清事实，深刻反省，才能发展中日两国的友谊和交往。”
　　 当日本右翼势力掩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之时，村田忠禧教授却千里迢迢跑到中国，四处调查日军暴行，“故意”触动那根敏感的“神经”。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一
　　
　　 1946年7月6日，村田忠禧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一户农民家庭。饱经战争磨难的父母希望他平安，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5年4月，村田忠禧如愿考上了著名的东京大学。随着对中国情况的不断了解，他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兴趣。1968年，日本东京等地爆发了学生运动。村田忠禧同那些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学生一道，举行示威活动和罢课。学生的行为超过了当局能够容忍的程度，警方实行镇压，不少学生被捕入狱。村田忠禧虽免受囹圄之苦，但仍投身救援被捕学生的斗争。他未能按时毕业，于1971年进入《毛泽东思想》月刊社担任编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73年3月，他终于获得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的毕业文凭。正当很多毕业生千方百计忙于谋取条件好、挣钱多的工作岗位时，自己该何去何从？他请教了他所敬仰的大塚友章先生。大塚友章任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院长，与村田忠禧交往密切。他说：“我建议你先去工厂锻炼一段时间。”村田忠禧就到一家印刷厂当上了真正的印刷工人。两年半的工厂生活，使他对基层劳动大众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思想感情也更为接近。此后，他又到满江红书店从事出版工作。他在编书的同时拼命地读书，对中国的书籍，尤其对中国发生的一切，给予了密切的关注。1980年4月，村田忠禧再次进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哲学科。1986年3月，他读完了硕士、博士全部课程。对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他已由原来的兴趣和关注，发展到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1986年4月，村田忠禧开始在东京大学担任助教，并兼任特邀讲师，在别的大学任课。两年后转任为横滨国立大学副教授，1993年4月晋升为教授，一直工作至今。
　　


　　 村田忠禧教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的中国朋友夸他说：“你说普通话比许多南方人好。”他说：“这跟中国电影有关。”原来，他从中日尚未建交时起，就通过中国电影来了解中国、学习汉语。自1974年7月始，他又同日籍华人梅韬女士等有志者一起，发起、组织了“现代中国电影放映会”，每月向公众介绍一部优秀的中国电影，此项活动一直坚持至今，先后放映了《龙江颂》、《马路天使》、《城南旧事》、《聂耳》、《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夕照街》、《李双双》、《鸦片战争》、《高山下的花环》、《开国大典》等一大批中国电影。村田忠禧先生亲自负责将影片中的对白翻译成日语，打上字幕，为此，他不仅要钻研中国文学，而且要学习和掌握汉语言文字。久而久之，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他同时还发表了许多电影评论文章，对影片的主题、表现手段、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对影片所体现的中国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也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村田忠禧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崇尚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毛泽东著作，他都要反复研读，不仅要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且要弄清楚文章的写作背景、指导意义以及所涉及的人和事。对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其间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他都要一一探索，到中国实地考察。村田忠禧先生先后到过韶山、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沙、龙岩、延安、武乡、襄垣、左权、西柏坡等地。他说：“每次到根据地考察，我都有很大的收获和很深的感触。”
　　 如今，村田忠禧已成为日本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他先后发表、出版了《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及中共中央》、《1929年时期的毛泽东》、《论中国革命中的两个转折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从八大到十五大政治报告字词的使用看中共方针政策的变化》等论著及《毛泽东传》、《华国锋政权成立前夜———“四人帮”从登场到垮台》、《周佛海日记》等译作。
　　
　　二
　　
　　 村田忠禧先生研究日军化学战，与他研究中共党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他查阅和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中国抗战史料，记录了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化学战是国际公约所禁止的，日本当局某些人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问题，态度遮遮掩掩，有人甚至宣扬化学武器是“文明武器”，说它对付敌方时不会出现鲜血淋漓或肢体破碎的惨状。村田忠禧教授认为：对这些史实一定要揭露，要研究，否则，怎么反省战争罪行？怎么发展中日友好？于是，从1985年开始，他就对日军化学战进行研究，且很有收获。
　　 这次他来山西，就是要在这方面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并进行实地考证。2000年7月31日，山西大学日本研究室举办了“关于山西日军化学战问题日中学者座谈会”。在会上，村田忠禧先生展示了自己从日本带来的大量相关资料。《关于日本侵略军使用毒瓦斯的资料》汇集了来自日本防卫厅资料馆的大量的《命令》、《战斗详报》、《战斗日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军在山西使用毒瓦斯的罪行。山西遭日军践踏8年，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如日军第一军参谋部《机密作战日志》、步兵第二二四连队第二大队《晋中第一期作战战斗详报》、《〈昭和〉18年太行作战第一期战斗详报》等一系列文件，都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山西实施化学战情况及抗日军民的伤亡情况。文件还记载：日酋片山少将曾对部下发布《烬灭目标和方法》的命令，指明对下列三类中国人可以杀戮：一是“八路军”，二是“伪装老百姓的八路军”，三是“有敌人性质的15—60岁的中国男性”。按此命令，几乎所有的中国军民都可以随意被“烬灭”。日本军国主义的反人类本质暴露无疑。
　　 根据中方学者提供的调查报告，日军在山西使用化学武器时间很长，从1937年至1948年，达11年之久（解放军攻打太原时，滞留在阎锡山部队中的日本军队最后一次使用了化学武器），其范围涉及50个市、县，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村田忠禧先生根据大量史料证明：“日军实行化学战有一个过程。他们进犯中国以后，遇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仗越打越艰难，进展速度也很缓慢。好战的日本军人为了尽快征服中国，提出实行化学战：当局分析了战争形势，批准将化学战列入对华作战计划。他们了解到中国军队和民众的防化知识很差，防化能力也很微弱：相信采用化学战一定可以速胜。日军每次施放化学武器之前，都要将作战区域的情况，包括敌方兵力、地形地物、气候条件（诸如气温、风力、风向）》等等侦察清楚。施放后要将效果一一查看、记录，然后清理现场，毁灭证据。为了给前方提供化学武器，政府还在广岛附近的大久野岛上建立生产基地，召集大批工人夜以继日地生产所谓‘文明武器’。总之，侵华日军实行化学战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行为，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当年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从而反省自己，汲取教训，珍惜和平，增进中日友好交往。”
　　 1996年6月，村田忠禧教授在日本出版了译著《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大月书店发行）。1997年8月，中国宁波一批在1940年遭受日军细菌战残害的幸存者访问川崎市并举行集会，用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村田忠禧先生又发表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犯罪行为》的报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表现了一个正直学者所具有的光明磊落的品质和尊重历史、放眼未来的严谨治学的态度。村田忠禧先生还在会上公开作报告，谴责军国主义的罪行，声援中国的受害者。他深有感触地说：“其实，日本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分子只是一小撮。我们不要夸大他们的力量和作用。我们不要害怕他们！害怕的是他们，是他们害怕我们！”
　　


　　 村田忠禧先生对日军化学战研究充满了自信和乐观。他说：“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现在大多数日本人都能正视它。我们从事日军化学战的研究，是光明正大进行的，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会有更多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现在关键是要让更多日本年轻人了解它、认识它。”
　　 提及美机轰炸东京和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一事，有学者问：“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对‘受害’这方面宣传的特别多，而对‘害人’这方面宣传的特别少。对于战争的反省和认罪态度，比起德国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
　　 村田忠禧先生说：“日本与德国的情况不同。日本虽然最终失败，但战争机器并没有被打碎，除美国之外，没有多国部队进驻，天皇的责任也没有受到追究，当然，这跟美国的袒护也有关系。还有，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力较均等，不道歉难以搞好关系，而日本大概是自恃其在亚洲实力超群吧。再说，‘受害’是自己痛苦，‘害人’是别人痛苦，感受完全不一样。”他作了一个用脚踩人的动作，“比如自己脚踩了别人，别人疼得直叫，自己却没有什么感觉。”
　　 如今，研究日军化学战的日本学者已有十余人，老年、中年、青年都有。老学者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批日军档案，记载了在中国实行化学战的情况，便深入进行研究，于198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侵华日军使用毒瓦斯的资料，丰富而翔实，对研究活动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青年学者松野诚是1974年才出生的，他也自觉地加入研究行列，其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日军化学战。1997年，他与老学者吉见义明合作编著出版了一本关于日军使用毒瓦斯的资料。
　　
　　三
　　
　　 村田忠禧每次访华，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使他屡屡找到“回家的感觉”。特别是农村老百姓那种厚道朴实的品格和宽宏大量的态度，更使他感动不已！一起和村田忠禧下乡的冯良珍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0年8月6日，他们驱车到山西黎城县北20公里处的黄崖洞参观。这个隐没在深山之中的天然大山洞，在抗战时期，曾经是八路军兵工厂的所在地。1941年11月中旬，日军第三十六师团5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进犯黄崖洞，妄图一举摧毁八路军武器生产基地。我军民奋起抵抗，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毒气的攻击，激战8天8夜，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当时，战士彭保的家族中有23人在此兵工厂工作，其中20人被日军杀害，只剩下其怀孕的妻子和浑身被刺伤的父亲三人。59年后，烈士彭保之女在这里对游人讲述着当年日军的残暴和抗日军民的奋勇，讲述她母亲和她艰难的求生经历及后来得到政府帮助等故事，闻者无不动容。当她得知眼前这位村田教授是日本人时，她说：“过去的日本人不好，现在的还不好吗？张三杀了人，还能叫李四顶命吗？”面对如此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中国老百姓，村田忠禧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哽咽地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
　　 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村田忠禧先生，至今已是十几次访华。第一次是在1971年，他作为中日学术交流学者、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代表团成员访华，一呆就是一个月。2000年的访华，是他在中国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于5月1日入境，到9月30日才回国。他总说：“在中国停的时间再长，也觉得不够。”其家人在他的影响下，也对中国产生了感情。他的妻子、大女儿、二女儿都相继来中国观光访问。他表示：“我愿望充当一座桥梁，尽我所能多发挥一些作用，让日中双方了解对方，特别是让年轻一代多了解对方。日中友好、合作的前提是相互了解，通过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开展交流、合作。在国与国之间，人民的觉醒，人民之间的友好，是制止战争的最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