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成社会变革诸因素都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指望一次疫情变革社会，这不仅仅是浪漫文人的痴语，也暴露了对社会改造的取巧心态
　　SARS还没闹完，已经有媒体在畅想后非典时代的生活。畅想的内容包括一系列变化：大家变得讲卫生了，彼此变得和睦友善了，锻炼身体蔚然成风，网络生活迅速流行……一幅君子国的蓝图跃然眼前。
　　真有这种好事吗？
　　比如滕云。我的确比以前每天多洗几次手，到超市购物也戴个口罩，但除此之外，影响我生命质量的基本因素无一发生改变，包括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前非典时代相比，依然是个定量。在此前提下，我怎么可能仅仅因为非典就德才精进、脱胎出一个圣贤坯子？
　　因为非典只是你的一个生活背景，影响你生命质量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同理，在一个非常态的短暂时期，在构成社会变革诸因素都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指望一次疫情变革社会，这不仅仅是浪漫文人的痴语，也暴露了对社会改造的取巧心态。
　　换一种说法，如果你承认疫情不会对中国产生持久的消极影响，那么，你也必须接受这个断言：疫情同样不可能对中国产生想当然的积极影响。
　　在这个观念前提下，因疫情而生的一些应变举措就颇值得商榷：
　　广州开始严罚随地吐痰者了，一口痰200元，第一批就处理了1300人。严罚，我赞成，而且依我的意思，500元也不高。但是，这个规定的出台时机、理由和操作成本却令我质疑。
　　中国人多痰，与气候特点、饮食结构和空气质量关系甚密。中国人随地吐痰，又与文明素质、习惯以及公共卫生设施配套能力分不开。那么，治理这个痼疾，就是一个工程性的社会变革项目，严罚仅是其中一项措施，需要与其他措施相匹配。
　　在导致吐痰诸多因素未变的前提下，仅仅因为疫情就强行启动严罚程序，显得很突兀，让人觉得其决心的力度远远超出了可能的收效。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仍未看到吐痰在导致疫情传染的诸因素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是否真的需要像搞运动一样兴师动众？
　　关于这个规定的可操作性，我比较担心的是确认和指证程序，因为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大量纠纷出现。好在报纸上登了照片，稽查人员手持摄像机，可以让吐痰者无从抵赖。但这个应对招数的成本有多高呢？仅从摄像机看，严罚规定的执行成本与其功效间可能就存在着巨大反差。
　　我更愿意强调的是，社会改造不是改造民众。眼睛里只盯着老百姓的毛病，然后千方百计地约束他们、改变他们，这不是文明进程的正途。
　　如果说非典带给了我们什么，我想最大的收获该是，它可以让我们学会自省和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