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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8日，巴黎被攻陷四天后，晚上10时许，位于伦敦波特兰广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演播室里，一个十分擅长运用沉默技巧的男人坐在麦克风前。他身穿包括绑腿和长靴在内的全套法军制服。由于他的祖国与纳粹斡旋，签订了耻辱的停战协定，他在前一天逃到了英国。
BBC的技术人员让他说点什么来测试一下声级。他专注地盯着麦克风，用低沉而又洪亮的嗓音说了两个字：“法国。”然后他就沉默地坐在那里，直到红灯亮起示意他们是在直播，他才开始动情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没有希望了吗？失败已成定局了吗？”他用法语表达着一种听起来犀利、低沉而又激动人心的、奔放的情感。“不管发生什么，法国抵抗的火焰一定不能熄灭，它也不会被熄灭。”
比起英国演说家们对温斯顿·丘吉尔在那天早些时候于国会下院发表的题为《最辉煌的时刻》演说的了解，“6·18宣言”的抑扬顿挫更为法国人所了解。
夏尔·戴高乐的迷人个性来自于他的言辞。即使是即兴演说或回答记者提问，他都是口吐珠玉，让人觉得他已在脑中反复打过草稿了。“他听起来非常高贵，”一名福利工作者在收音机里收听了戴高乐的演说后，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的声音振奋人心，让我不禁坐在椅子上发起抖来。他的语调也有这种悲剧性的力量。”那优雅的语句和洪亮的演讲，使得这位在法国寂寂无名、在英国更是闻所未闻的低阶军官，仅率数千士兵，就团结了他的同胞，在流亡中领导了他的国家。
这些非凡的公共表演是与另一种情形相穿插的，戴高乐在生活中往往是：在长时间内只简单地说“是”“不”或一言不发。戴高乐口才的爆发似乎需要通过长时间的静默来补充能量和贮存更多的词汇，或者他决定如果不能出口成章，那就宁愿保持缄默。绝大多数笨嘴拙舌的人都无法像戴高乐那样，能够在随意之间突然口若悬河。在和别人交谈时，由于无法清晰地思考，我们讲着不知所云的句法、磕磕绊绊的辅音，心智力量也远远跟不上了。
戴高乐看起来要么沉默，要么滔滔不绝，没有中间情况。这既令人恼火又富有吸引力：他的语言拒绝先作最粗略的闲谈，然后才谈正题，而是如此优美地以他自己的方式说出来的。
1943年5月，戴高乐将他的司令部搬到阿尔及尔，同事库珀的夫人发现，与戴高乐的席间闲谈“如胶水一般艰涩”。
在正式餐会上，戴高乐和他的妻子伊凡娜是一对沉闷乏味的夫妇。他来自里尔，她来自加莱，他们都没有辜负法国北部人矜持的名声，都缺乏“法国南部人的快捷的手势”。
1943年6月，英國公使麦克米兰会见了戴高乐，他后来建议他们下午放个假，一起开车去海滨转转。到那之后，麦克米兰脱光衣服下海游泳，戴高乐不愿加入，而是“以一种庄重的姿态坐在石头上，戴着军帽，穿着制服，扎着皮带”。麦克米兰在演讲前会紧张到呕吐，但在其他方面却将害羞掩饰得很好，他被“这个奇怪的———迷人却无法接近的———人物”给迷惑住了。他的妻子则忙于照顾伊凡娜。她后来说，跟伊凡娜谈话“就像用铲子挖土一样”。
戴高乐的害羞是十分真诚的。1916年在凡尔登被俘后，他在接下来两年半的时间里，以天生的领导力在俘虏同伴中赢得了声望。因此，普兰西———戴高乐的一位狱友，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有一天晚上戴高乐向他坦承自己是个害羞的人。普兰西无法将他朋友天生的雄辩口才和威严气质与害羞对上号。但是他随后就想到了戴高乐知道如何保持距离感：俘虏们的洗澡间是没有隔断的，只是在一块遮泥板上方装有花洒，在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见到戴高乐光过身子。
戴高乐痛恨自己的大鼻子、招风耳和后缩的下巴，因此很少照镜子。他身高1.96米，知道威严与丑陋对他来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的人民从来都过得并不轻松，”他曾对一位同僚说，“我是说———大个子们。椅子总是太小，桌子又太低。”他视力很差，无论读什么都得戴上他所讨厌的酒瓶底厚的眼镜。
他明白，他的害羞意味着他不得不精心培养出一种公开的、措辞华丽的方式。当他还是战俘时，他就已经在笔记本中草拟了这个计划。“言多必失。行动时必须保持沉默。”他对自己说，“领袖就是不说话的那一个。”由于无法处理社交细节，他只能从大处着手行事，在滔滔不绝的独白和沉重的静默间转变风格。事实上，这种公共角色如此深入地延伸到了他的私生活，以至于很难知道后者始于何时何地。他的儿子回忆说，戴高乐每天清晨都是身着夹克、系着领带从卧室出来，只有一次衣衫不整被他看到，就是做完前列腺手术那次。
如果戴高乐没有个人名利心，他无疑培育了一种伟大的、非个人性的优越情结，他用第三人称指称自己，因为他觉得作为法国的代表，终究值得这种尊重。他以法国荣誉的名义，坚持在1944年8月26日法国首都解放的日子里，乘坐敞篷车率领第一集团军进入巴黎。尽管他知道这个城市仍布满了虎视眈眈的、准备近距离射击的德军和法国叛徒，他还是来到了凯旋门，在无名战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领唱《马赛曲》。他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直到协和广场，那里有车等着载他去巴黎圣母院，拥挤的人群在那儿等候着感谢他解放了首都。
当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的前院走出汽车时，第一波子弹从俯瞰广场的屋顶上射了过来，宪兵们回以枪火。戴高乐步入圣母院中殿，那里有狙击手们从高处的楼层向他开火，人群趴在地上，或躲到长椅下面。他的保镖们尽力要推他出去，但他摆脱开他们，沿着中央通道缓慢前行，他的肩背挺直，手臂张开，如冰雹般呼啸而来的子弹对他来说好似毛毛雨一般，甚至都不值得让他撑起雨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屈服于人群的恐慌更重要。”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个时刻。
宪兵们最终从教堂中杀出来，提防着高处的火光，并且开始回击。子弹打在教堂的柱子上纷纷弹开，石头的碎屑到处飞舞。手风琴没有电，枪击声却演绎了一曲无伴奏的合唱。“长了一张平淡无奇的脸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让人去隐藏、去克制可能暴露于公共场合的情绪。”戴高乐后来说。当他走过通道，闻着浓重的火药味道，他为自己戴上了这不动声色的面具。人群为戴高乐沉默的勇气所振奋，开始冷静下来，并起立演唱赞美诗。
夫妇俩都不喜欢说话
BBC的技术人员让他说点什么来测试一下声级。他专注地盯着麦克风，用低沉而又洪亮的嗓音说了两个字：“法国。”然后他就沉默地坐在那里，直到红灯亮起示意他们是在直播，他才开始动情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没有希望了吗？失败已成定局了吗？”他用法语表达着一种听起来犀利、低沉而又激动人心的、奔放的情感。“不管发生什么，法国抵抗的火焰一定不能熄灭，它也不会被熄灭。”
比起英国演说家们对温斯顿·丘吉尔在那天早些时候于国会下院发表的题为《最辉煌的时刻》演说的了解，“6·18宣言”的抑扬顿挫更为法国人所了解。
夏尔·戴高乐的迷人个性来自于他的言辞。即使是即兴演说或回答记者提问，他都是口吐珠玉，让人觉得他已在脑中反复打过草稿了。“他听起来非常高贵，”一名福利工作者在收音机里收听了戴高乐的演说后，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的声音振奋人心，让我不禁坐在椅子上发起抖来。他的语调也有这种悲剧性的力量。”那优雅的语句和洪亮的演讲，使得这位在法国寂寂无名、在英国更是闻所未闻的低阶军官，仅率数千士兵，就团结了他的同胞，在流亡中领导了他的国家。
这些非凡的公共表演是与另一种情形相穿插的，戴高乐在生活中往往是：在长时间内只简单地说“是”“不”或一言不发。戴高乐口才的爆发似乎需要通过长时间的静默来补充能量和贮存更多的词汇，或者他决定如果不能出口成章，那就宁愿保持缄默。绝大多数笨嘴拙舌的人都无法像戴高乐那样，能够在随意之间突然口若悬河。在和别人交谈时，由于无法清晰地思考，我们讲着不知所云的句法、磕磕绊绊的辅音，心智力量也远远跟不上了。
戴高乐看起来要么沉默，要么滔滔不绝，没有中间情况。这既令人恼火又富有吸引力：他的语言拒绝先作最粗略的闲谈，然后才谈正题，而是如此优美地以他自己的方式说出来的。
1943年5月，戴高乐将他的司令部搬到阿尔及尔，同事库珀的夫人发现，与戴高乐的席间闲谈“如胶水一般艰涩”。
在正式餐会上，戴高乐和他的妻子伊凡娜是一对沉闷乏味的夫妇。他来自里尔，她来自加莱，他们都没有辜负法国北部人矜持的名声，都缺乏“法国南部人的快捷的手势”。
1943年6月，英國公使麦克米兰会见了戴高乐，他后来建议他们下午放个假，一起开车去海滨转转。到那之后，麦克米兰脱光衣服下海游泳，戴高乐不愿加入，而是“以一种庄重的姿态坐在石头上，戴着军帽，穿着制服，扎着皮带”。麦克米兰在演讲前会紧张到呕吐，但在其他方面却将害羞掩饰得很好，他被“这个奇怪的———迷人却无法接近的———人物”给迷惑住了。他的妻子则忙于照顾伊凡娜。她后来说，跟伊凡娜谈话“就像用铲子挖土一样”。
“言多必失”
戴高乐的害羞是十分真诚的。1916年在凡尔登被俘后，他在接下来两年半的时间里，以天生的领导力在俘虏同伴中赢得了声望。因此，普兰西———戴高乐的一位狱友，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有一天晚上戴高乐向他坦承自己是个害羞的人。普兰西无法将他朋友天生的雄辩口才和威严气质与害羞对上号。但是他随后就想到了戴高乐知道如何保持距离感：俘虏们的洗澡间是没有隔断的，只是在一块遮泥板上方装有花洒，在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见到戴高乐光过身子。
戴高乐痛恨自己的大鼻子、招风耳和后缩的下巴，因此很少照镜子。他身高1.96米，知道威严与丑陋对他来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的人民从来都过得并不轻松，”他曾对一位同僚说，“我是说———大个子们。椅子总是太小，桌子又太低。”他视力很差，无论读什么都得戴上他所讨厌的酒瓶底厚的眼镜。
他明白，他的害羞意味着他不得不精心培养出一种公开的、措辞华丽的方式。当他还是战俘时，他就已经在笔记本中草拟了这个计划。“言多必失。行动时必须保持沉默。”他对自己说，“领袖就是不说话的那一个。”由于无法处理社交细节，他只能从大处着手行事，在滔滔不绝的独白和沉重的静默间转变风格。事实上，这种公共角色如此深入地延伸到了他的私生活，以至于很难知道后者始于何时何地。他的儿子回忆说，戴高乐每天清晨都是身着夹克、系着领带从卧室出来，只有一次衣衫不整被他看到，就是做完前列腺手术那次。
平凡脸的好处
如果戴高乐没有个人名利心，他无疑培育了一种伟大的、非个人性的优越情结，他用第三人称指称自己，因为他觉得作为法国的代表，终究值得这种尊重。他以法国荣誉的名义，坚持在1944年8月26日法国首都解放的日子里，乘坐敞篷车率领第一集团军进入巴黎。尽管他知道这个城市仍布满了虎视眈眈的、准备近距离射击的德军和法国叛徒，他还是来到了凯旋门，在无名战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领唱《马赛曲》。他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直到协和广场，那里有车等着载他去巴黎圣母院，拥挤的人群在那儿等候着感谢他解放了首都。
当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的前院走出汽车时，第一波子弹从俯瞰广场的屋顶上射了过来，宪兵们回以枪火。戴高乐步入圣母院中殿，那里有狙击手们从高处的楼层向他开火，人群趴在地上，或躲到长椅下面。他的保镖们尽力要推他出去，但他摆脱开他们，沿着中央通道缓慢前行，他的肩背挺直，手臂张开，如冰雹般呼啸而来的子弹对他来说好似毛毛雨一般，甚至都不值得让他撑起雨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屈服于人群的恐慌更重要。”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个时刻。
宪兵们最终从教堂中杀出来，提防着高处的火光，并且开始回击。子弹打在教堂的柱子上纷纷弹开，石头的碎屑到处飞舞。手风琴没有电，枪击声却演绎了一曲无伴奏的合唱。“长了一张平淡无奇的脸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让人去隐藏、去克制可能暴露于公共场合的情绪。”戴高乐后来说。当他走过通道，闻着浓重的火药味道，他为自己戴上了这不动声色的面具。人群为戴高乐沉默的勇气所振奋，开始冷静下来，并起立演唱赞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