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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七、外汇储备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总额两倍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积极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决策的新锐力量
5月4日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8届年会刚刚落幕，东盟10国和中日韩财长即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扩大东亚的表决权，明确要求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票权比例分别从2.98%、6.22%和0.76%上调至7.56%、8.47%和1.84%，其中以中国的权重上升最为明显。
这是继IMF理事会在2001年2月5日全票通过关于中国特别增资决议后，中国为谋求扩大国际金融决策话语权做出的又一个重要举措。该次增资使中国在该组织的份额位次由第11位提高到第8位。
而此次东亚诸国力顶中国在IMF这个最具世界金融话语权的机构扩大影响，事实上早已得到了东亚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4月份，在华盛顿24国集团第73届部长级会议上，就加强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两个机构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问题，智利、加蓬等发展中国家一致支持中国加强在这两个机构的影响。
更早在2月21日，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与来华访问的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共同签署《中英两国财长关于G7和G20联合声明》，指出作为20国集团和西方七国集团的主席国，中国和英国有义务重新审视IMF和世界银行的战略角色，尤其是IMF在监督世界经济方面“更加独立性的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这份声明显示，中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的关注和介入变得更加主动，而英国，这个最老牌的金融帝国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二者已经就IMF的改革达成了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各国的热切关注。近日，《日本经济新闻》以“中国是七国集团缺席的主角”为题，批评今年4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空洞乏味”，强调“没有中国就无法谈论世界经济”。此文虽有逼中国出头接受西方国家有关人民币升值压力之意，但也将中国的世界金融话语权问题公开摆到了前台。
中国分量
虽然中国是IMF 29个创始国之一，但它在该组织的地位，却因其自身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几起几伏。
早在1945年IMF成立之初，中国的份额排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59—1980年间，IMF几次普遍增资，由于当时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的国民党当局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缺乏增加自身份额的能力，使得中国在其中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跌到第16位。
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后，当年中国政府就连续两次增资，在基金组织中的排名从16位上升到第8位。1980年代后期，受沙特特别增资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基金组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份额截至2000年底为46.872亿特别提款权，占基金组织实际份额的比例下降，位次又从第8位退居第11位。
由于IMF的实际份额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参与全球金融决策的话语权，中国一直希望能改变这种局面。中国政府于2000年11月开始向基金组织提出特别增资的要求，并于次年2月获得批准，使其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与加拿大的份额居同一水平，并列第8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稳定增长，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7位，外汇储备高达6300多亿美元，为IMF资本总额的两倍。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中国仅向IMF分两次借用贷款16亿美元左右，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全额提前偿还。
中国不仅用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丰富了整个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作为基金组织内的主要债权国之一，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向IMF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
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撰文呼吁IMF推动七国集团吸纳中国，一方面可以借助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协调中国的汇率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解决IMF的呆坏账和弥补资金短缺。
而以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己任的24国集团，更力促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该集团官员阿列尔·比拉在4月的第73届部长级会议上说：“如果我们想讨论全球经济的调整，就必须听听中国的声音，因为它是一位重量级的选手。如果只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喋喋不休，其结果也只能是喋喋不休。”
集体突破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显然被视作它们赢得话语权的希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IMF在过去60年里一直被欧美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所操纵，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韩国都曾领教过其中的危害。为此，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套用美国政府令人头痛的赤字问题来呼吁全社会关注IMF内长期存在的“民主赤字”，以最终消除欧美“双寡头”的“话语垄断”。
在IMF目前的权力架构中，美国凭借17%的表决权对组织内的所有重大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与此同时，美、英、法、日、德、意、加组成的七国集团，控制了约半数以上的投票权，其结果导致基金组织内所有重大决策，包括基金规模、黄金销售、汇率安排、资源分配、债权人地位补偿等事务的最终决定权，都集中在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少数成员国手里，发展中国家、贫困和高负债国家无法得到应有的救助和金融支持。
揭露这一垄断现象的另一个有利证据就是人事任命的不平衡。根据《国际金融统计》提供的统计数字，IMF内部有高达70%—80%的资深雇员来自一小部分工业化发达国家。
面对这一现实，金人庆曾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坦陈中国承受的压力和责任。“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七，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排在第111位，仅相当于美国的1/35。”他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方面都同西方工业化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为此，中国希望促进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
由于中国目前在IMF的表决权仅为2.98%，还不足以影响整个组织的运作机构和股东结构，中国不得不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承受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力。早在199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就通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放开资本账户。而另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当下有关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的全球大辩论。
要突破这种困境，当务之急自然是改革IMF的现行管理架构。然而，与四年前中国单独提出“特别增资”的要求相比，中日韩三国这次在东盟10+3财长会议后联合提出的一揽子建议显然具有更大的威力。
有报道称，这是东亚首次以东盟10+3的统一形象出现，向以IMF为代表的整个国际金融旧制序叫板。如果东亚的投票权比例得到扩大，持有最大投票权的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投票权比例必然会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轮“话语权保卫战”中，中国不仅要求扩大投票权比例，还呼吁制定新的份额计算方式，以期彻底消除孳生“民主赤字”的温床。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出席24国集团第73届部长级会议时说：“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首先应从基金组织份额调整入手，建立合理的份额计算公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
目前，基金组织内的份额分配主要由理事会综合考虑各会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与外汇储备、平均进出口额和变化率以及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来说，会员国的份额越大，投票表决权也越大，可以借用的贷款数额也越大。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尚未就中日韩三方提出的建议做出回应，但有报道称，已有很多专家就改革份额计算方式提出了具体方案、
谋定而动
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此刻就话语权问题向发达国家发起进攻，绝非“一时兴起”，IMF确实已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刻。
尽管IMF在成立之初即规定，每五年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审核评定，但多年来，份额再分配仅局限于对原有水平的微调，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一直没有被触及。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形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60年前，在全球金融领域占有绝对主导权的美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现在，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曾经为全球提供了大部分商品的“七国集团”，目前提供的商品量微乎其微。而占世界人口总量84%的发展中国家累计提供的商品总额，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到世界总量的2/3以上。
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近日曾在一次国际金融会议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长期话语权缺失，不仅与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悖离，也使两大机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受到挑战。”
奇丹巴拉姆援引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IMF目前面临的融资困境。由于该组织在1990年代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援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贷款要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以此为鉴，大幅增加外汇储备，以增强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尽量避免向该组织寻求贷款支持。
联合国《世界经济展望》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IMF的资本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经从1944年的58%下滑至2004年的3%。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的央行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从1970年的30%上升至目前的70%。甚至有关组建“亚元”，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言论也因此一度高涨。
根据中日韩三国与东盟10国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共识，该区域内的换汇换利规模将从目前的395亿美元扩大到790亿美元。与此同时，以往由各国自行决定是否在遭遇外汇危机时提供支援的方式，也被更改为“共同决定、共同支援”，这样，在没有IMF救援情况下，独立支援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扩大到20%。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助理河合正弘认为，这一共识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帷幕，IMF的“离心力”正在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发展中国家虽对IMF怀有种种不满，但是却无法否认该组织曾经发挥的作用。它们之所以高举“改革”的旗帜，正是因为对这个被誉为“国际金融系统神经中枢”的组织心存希望。
由于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不一，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通过增资来扩大自己的份额，一些经济脆弱的贫困国家急切希望能在基金组织内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被普遍看作是值得信赖的选择。
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出席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的春季部长级会议时再次强调，IMF应该对工业大国的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对发展中国家的监督与政策建议应以促进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IMF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放到更加优先、重要的位置，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显然，无论是从自己的利益，还是东亚、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面对日趋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战”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5月4日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8届年会刚刚落幕，东盟10国和中日韩财长即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扩大东亚的表决权，明确要求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票权比例分别从2.98%、6.22%和0.76%上调至7.56%、8.47%和1.84%，其中以中国的权重上升最为明显。
这是继IMF理事会在2001年2月5日全票通过关于中国特别增资决议后，中国为谋求扩大国际金融决策话语权做出的又一个重要举措。该次增资使中国在该组织的份额位次由第11位提高到第8位。
而此次东亚诸国力顶中国在IMF这个最具世界金融话语权的机构扩大影响，事实上早已得到了东亚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4月份，在华盛顿24国集团第73届部长级会议上，就加强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两个机构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问题，智利、加蓬等发展中国家一致支持中国加强在这两个机构的影响。
更早在2月21日，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与来华访问的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共同签署《中英两国财长关于G7和G20联合声明》，指出作为20国集团和西方七国集团的主席国，中国和英国有义务重新审视IMF和世界银行的战略角色，尤其是IMF在监督世界经济方面“更加独立性的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这份声明显示，中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的关注和介入变得更加主动，而英国，这个最老牌的金融帝国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二者已经就IMF的改革达成了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各国的热切关注。近日，《日本经济新闻》以“中国是七国集团缺席的主角”为题，批评今年4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空洞乏味”，强调“没有中国就无法谈论世界经济”。此文虽有逼中国出头接受西方国家有关人民币升值压力之意，但也将中国的世界金融话语权问题公开摆到了前台。
中国分量
虽然中国是IMF 29个创始国之一，但它在该组织的地位，却因其自身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几起几伏。
早在1945年IMF成立之初，中国的份额排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59—1980年间，IMF几次普遍增资，由于当时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的国民党当局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缺乏增加自身份额的能力，使得中国在其中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跌到第16位。
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后，当年中国政府就连续两次增资，在基金组织中的排名从16位上升到第8位。1980年代后期，受沙特特别增资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基金组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份额截至2000年底为46.872亿特别提款权，占基金组织实际份额的比例下降，位次又从第8位退居第11位。
由于IMF的实际份额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参与全球金融决策的话语权，中国一直希望能改变这种局面。中国政府于2000年11月开始向基金组织提出特别增资的要求，并于次年2月获得批准，使其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与加拿大的份额居同一水平，并列第8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稳定增长，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7位，外汇储备高达6300多亿美元，为IMF资本总额的两倍。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中国仅向IMF分两次借用贷款16亿美元左右，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全额提前偿还。
中国不仅用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丰富了整个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作为基金组织内的主要债权国之一，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向IMF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
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撰文呼吁IMF推动七国集团吸纳中国，一方面可以借助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协调中国的汇率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解决IMF的呆坏账和弥补资金短缺。
而以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己任的24国集团，更力促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该集团官员阿列尔·比拉在4月的第73届部长级会议上说：“如果我们想讨论全球经济的调整，就必须听听中国的声音，因为它是一位重量级的选手。如果只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喋喋不休，其结果也只能是喋喋不休。”
集体突破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显然被视作它们赢得话语权的希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IMF在过去60年里一直被欧美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所操纵，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韩国都曾领教过其中的危害。为此，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套用美国政府令人头痛的赤字问题来呼吁全社会关注IMF内长期存在的“民主赤字”，以最终消除欧美“双寡头”的“话语垄断”。
在IMF目前的权力架构中，美国凭借17%的表决权对组织内的所有重大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与此同时，美、英、法、日、德、意、加组成的七国集团，控制了约半数以上的投票权，其结果导致基金组织内所有重大决策，包括基金规模、黄金销售、汇率安排、资源分配、债权人地位补偿等事务的最终决定权，都集中在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少数成员国手里，发展中国家、贫困和高负债国家无法得到应有的救助和金融支持。
揭露这一垄断现象的另一个有利证据就是人事任命的不平衡。根据《国际金融统计》提供的统计数字，IMF内部有高达70%—80%的资深雇员来自一小部分工业化发达国家。
面对这一现实，金人庆曾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坦陈中国承受的压力和责任。“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七，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排在第111位，仅相当于美国的1/35。”他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方面都同西方工业化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为此，中国希望促进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
由于中国目前在IMF的表决权仅为2.98%，还不足以影响整个组织的运作机构和股东结构，中国不得不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承受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力。早在199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就通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放开资本账户。而另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当下有关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的全球大辩论。
要突破这种困境，当务之急自然是改革IMF的现行管理架构。然而，与四年前中国单独提出“特别增资”的要求相比，中日韩三国这次在东盟10+3财长会议后联合提出的一揽子建议显然具有更大的威力。
有报道称，这是东亚首次以东盟10+3的统一形象出现，向以IMF为代表的整个国际金融旧制序叫板。如果东亚的投票权比例得到扩大，持有最大投票权的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投票权比例必然会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轮“话语权保卫战”中，中国不仅要求扩大投票权比例，还呼吁制定新的份额计算方式，以期彻底消除孳生“民主赤字”的温床。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出席24国集团第73届部长级会议时说：“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首先应从基金组织份额调整入手，建立合理的份额计算公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
目前，基金组织内的份额分配主要由理事会综合考虑各会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与外汇储备、平均进出口额和变化率以及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来说，会员国的份额越大，投票表决权也越大，可以借用的贷款数额也越大。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尚未就中日韩三方提出的建议做出回应，但有报道称，已有很多专家就改革份额计算方式提出了具体方案、
谋定而动
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此刻就话语权问题向发达国家发起进攻，绝非“一时兴起”，IMF确实已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刻。
尽管IMF在成立之初即规定，每五年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审核评定，但多年来，份额再分配仅局限于对原有水平的微调，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一直没有被触及。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形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60年前，在全球金融领域占有绝对主导权的美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现在，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曾经为全球提供了大部分商品的“七国集团”，目前提供的商品量微乎其微。而占世界人口总量84%的发展中国家累计提供的商品总额，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到世界总量的2/3以上。
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近日曾在一次国际金融会议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长期话语权缺失，不仅与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悖离，也使两大机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受到挑战。”
奇丹巴拉姆援引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IMF目前面临的融资困境。由于该组织在1990年代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援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贷款要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以此为鉴，大幅增加外汇储备，以增强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尽量避免向该组织寻求贷款支持。
联合国《世界经济展望》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IMF的资本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经从1944年的58%下滑至2004年的3%。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的央行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从1970年的30%上升至目前的70%。甚至有关组建“亚元”，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言论也因此一度高涨。
根据中日韩三国与东盟10国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共识，该区域内的换汇换利规模将从目前的395亿美元扩大到790亿美元。与此同时，以往由各国自行决定是否在遭遇外汇危机时提供支援的方式，也被更改为“共同决定、共同支援”，这样，在没有IMF救援情况下，独立支援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扩大到20%。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助理河合正弘认为，这一共识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帷幕，IMF的“离心力”正在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发展中国家虽对IMF怀有种种不满，但是却无法否认该组织曾经发挥的作用。它们之所以高举“改革”的旗帜，正是因为对这个被誉为“国际金融系统神经中枢”的组织心存希望。
由于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不一，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通过增资来扩大自己的份额，一些经济脆弱的贫困国家急切希望能在基金组织内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被普遍看作是值得信赖的选择。
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出席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的春季部长级会议时再次强调，IMF应该对工业大国的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对发展中国家的监督与政策建议应以促进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IMF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放到更加优先、重要的位置，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显然，无论是从自己的利益，还是东亚、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面对日趋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战”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