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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臻耄耋，人称矍铄翁。
五性年年健，一心日日红。
常抱翻新志，不遗著述风。
蟠溪闲钓罢，曷成一蒉功。”
——这是对北洋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晚年生活的写照，也映衬出他一生对教育和学术事业的态度。
刘仙洲(1890～1975)，原名刘振华，我国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学家和科学史家。1924年，时年54岁的刘仙洲出长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之后他相继在东北大学、唐山工学院、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广西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52年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在近70年的教育和学术生涯中，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等许多学术职务，为祖国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工程技术人才。
理论结合实践 道出育才真谛
刘仙洲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并视其为培养任何一种工程技术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对《公羊传》中的名句“巧心劳手成器物日工”极为赞赏，认为这是对“工”下的最好定义，他说，对工程技术人才来说，“巧心”和“劳手”两种条件，实在是非兼备不可。“只‘巧心’而不‘劳手’，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的工程家，可以做文章，可以勉强教书。就按做文章教书来说，一遇到讨论实际的问题时，也难免失之不切实。只‘劳手’而不‘巧心’，是只有实验而无学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可以按图制造，可以照样仿做，但一问其所以然之故，则茫然不知。一令其稍加变化，则无从着手。”刘仙洲强调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确是抓住了工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关键与特征。因为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双源性”，一方面它依赖于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提供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因其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应用性，并以造福于人类为目的，以及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化方案等特点，决定了它还依赖于源自工程实践的经验定律和经验法则。因此，欲造就合格的工程技术人才，工程学理和工程实际训练，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如何造就“理论与实践”兼优的工程技术人才呢?刘仙洲认为，“最合乎理想”的办法是实行“工读协作制”。早在1921年，他就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我国工业教育当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开始大力倡导这种制度。他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借鉴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等校的成功经验，并依据自己在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和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担任机械学教员的切身感受，同时也源于他对现代工业发展及对工程人才要求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正确认识。刘仙洲认为，实行“工读协作制”，不仅有助于解决大批贫寒子弟学习深造的困难，减少工程学校的实习费和设备费以及扩大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还有利于解决工科学生重理论轻实践及不肯向工人请教的通病。对后两个问题，他从当时的实习制度与“工读协作制”的对比及学生毕业前后的心理变化两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论证。他说，我国工科学生在校期间，“多注重学理课程，轻视实习，校内实习厂的管理人和指导人，又多容忍学生，勉强应付。”学生毕业后虽有入工厂实习几年的规定，“可是学生毕业后，往往自视颇高，不肯拿种种的实际问题，去问同厂的工人。”“学生做工的工厂，完全是营业性质。学生一入工厂，就得受工人一样的待遇，和工人一样勤勉。不然，他不但不能得到工资，并且不准他八厂。且学生正在困苦求学的时候，并没有毕业生的虚名来增长他的娇气，对于工人也就不耻下问。”
1958年4月，刘仙洲在《人民教育》上撰文提出高等学校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七种办法，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依据“工读协作制”的原则和方法，创办工读班。并在文章中写道：“过去我国读书人一向‘重理论轻实际’，‘重视书本学习轻视体力劳动’，甚至轻视劳动人民。如果使‘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或‘文化学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就可以纠正这种偏向。”刘仙洲并非将“工读协作制”视为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唯一有效途径。在大力倡导这一制度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其他有助于加强学校教育与生产实际相联系的措施。1956年他针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偏重学理、忽视实践性教学的六种表现，提出改进措施：充实实验实习设备；增加实习钟点；特别注重实习教授人选；学生在实习工厂作工时，尽量采用营业工厂的管理法，使其不但学好技能，且得到工厂生活的训练。
操劳不忘著述 尽显学者本色
刘仙洲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备受学生爱戴。除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之外，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甚丰硕。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工科领域里，一直被所谓“三洋”统治着，即使用洋教材，聘用洋教授，用洋文讲授。刘仙洲认为长此以往，“将使我国工程学术永无独立之期”。他之所以未出国留学，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留在国内走出一条改“三洋”为“三自”的途径。还在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时期，他就坚持自编讲义，并用汉语讲课；1924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期间，他又着手改变该校的教员成分。原来这个学校的主要教授多为洋人，他来校后则陆续延聘茅以升、石志仁、周承佑、侯德榜等知名专家学者来任教。为了改变使用洋教材的现象，还在东北大学期间，他就基本完成7我国第一本大学工程学教科书——《机械原理》的编译工作。到清华后，他又继续编成中文教材多种，其中被列入当时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者有《机械原理》、《热机学》、《经验计划》等，共约57万字；为中等学校所用者有《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在他的倡导下，其他教授也纷纷编制中文教材。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除个别教会学校外，国内各大学的“三自”，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刘仙洲在创“三自”方面的另一突出贡献，是蜚声一时的《汉英对照工程名词》一书的编订工作。早年，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许多名词、概念亦多用外文，而在民间使用者更是五花八门，诸如“司不令”(弹簧)、“猪拱嘴”(排障器)、“吊死鬼”(月牙板)……；单是一个“泵”字，就有“恒生车”、“运水车”、“邦浦”等14种叫法。1928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曾编印过一本《机械工程名词草案》，但仅收2000余词，远远不敷使用。1952年秋，刘仙洲受中国工程师学会委托，在校内外青年教师协助下，本着“从宜、从熟、从简、从俗”的原则，编成统一的《汉英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一书，共收11000余词。初版1934年印行，受到广泛欢迎，“不数月即售罄”。
“两史”是刘仙洲一生呕心沥血修撰的两部史书——《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刘仙洲很早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研究，目的是“将先民 之创造，供后人之研究，以期启发考工的学术”。他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是必要的，但若一切依赖外国，则永远不能选到独立的目的。所以他主张在尽力扩充编译馆的同时，应大力整理我国旧学术。于是在教学之余，他把这方面的整理与研究作为终身事业。还在1933年，他就发表了论文《中国旧工程书籍略述》；1955年发表了《中国旧工程书籍史料》；1956年又发表了《三百年前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家王端公传略》一文，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王端公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专门组成“中国工程史编委会”，协助刘仙洲进行资料收集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刘仙洲于1961年修成《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第一编，共7万多字，133幅图。刘仙洲在研究机械工程发明史的过程中，同时注意改良农业机械方面的研究。早在育德中学任教时期，他就曾试制两种农用小车；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昆明研究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1946年，刘仙洲作为“部聘教授”，专程去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曾在中国工程学会上作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20万字的《农业机械》一书在清华农业机械系讲授。后来经过不断充实，于1962年写成《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一书，成为中国机械工程学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
“吐故”依然“纳新” 不失大家风范
刘仙洲在任北洋大学校长期间，曾经立下壮志，决心“造就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即把北洋大学办成一所像美国麻省理工那样的大学。但是1928年南京国民党势力伸入北方后，因官场斗争复杂，他屡受刁难和排挤，甚至受到拦路抢劫的威胁，因而愤然辞去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并发誓“永不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期间，国民党曾拉他入党，并动员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应该加入自己的党。”他当场反驳说，“我当初加入同盟会，就是为了打倒像你们这样的人。”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教育部曾邀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并未经他同意宣布了这一任命，他拒不赴任。后来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部长)再电敦促，并派两住要员登门“劝驾”，但他“辞意极坚，学校转送之教部函件，均遭刘氏退回”。所以有评论说：“正当有人(抢着)想出任或出长某院某系时，刘先生却是请都请不出。”他“私心以为，在我的一生中，国家是没有改好的希望了……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自然科学界代表大会提名他为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当场两次声明不愿当选；新政府邀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他也婉言谢绝。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举措让刘仙洲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他终于得出结论：“新旧两个政府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民政府是言行一致的，其一切规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自己走了许多弯曲艰难的路，最终走到一条光明大道上来了……”就这样，他又萌生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1952年“院系调整”时，刘仙洲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教育部对他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委任；院系调整结束后，他被委任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稍后，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55年11月7日，中共清华大学教务处支部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年已65岁的刘仙洲的入党问题，一时间在当时的高级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紧接着，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文，表达了他对旧社会的灰心失望和对新社会的美好憧憬，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入党后，他晋升为第一副校长，后来在蒋南翔校长出任高教部长期间，实际上是他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主持日常教学和行政方面的事务。清华大学在此后岁月中能够继续延续自己的辉煌，与他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五性年年健，一心日日红。
常抱翻新志，不遗著述风。
蟠溪闲钓罢，曷成一蒉功。”
——这是对北洋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晚年生活的写照，也映衬出他一生对教育和学术事业的态度。
刘仙洲(1890～1975)，原名刘振华，我国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学家和科学史家。1924年，时年54岁的刘仙洲出长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之后他相继在东北大学、唐山工学院、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广西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52年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在近70年的教育和学术生涯中，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等许多学术职务，为祖国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工程技术人才。
理论结合实践 道出育才真谛
刘仙洲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并视其为培养任何一种工程技术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对《公羊传》中的名句“巧心劳手成器物日工”极为赞赏，认为这是对“工”下的最好定义，他说，对工程技术人才来说，“巧心”和“劳手”两种条件，实在是非兼备不可。“只‘巧心’而不‘劳手’，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的工程家，可以做文章，可以勉强教书。就按做文章教书来说，一遇到讨论实际的问题时，也难免失之不切实。只‘劳手’而不‘巧心’，是只有实验而无学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可以按图制造，可以照样仿做，但一问其所以然之故，则茫然不知。一令其稍加变化，则无从着手。”刘仙洲强调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确是抓住了工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关键与特征。因为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双源性”，一方面它依赖于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提供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因其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应用性，并以造福于人类为目的，以及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化方案等特点，决定了它还依赖于源自工程实践的经验定律和经验法则。因此，欲造就合格的工程技术人才，工程学理和工程实际训练，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如何造就“理论与实践”兼优的工程技术人才呢?刘仙洲认为，“最合乎理想”的办法是实行“工读协作制”。早在1921年，他就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我国工业教育当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开始大力倡导这种制度。他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借鉴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等校的成功经验，并依据自己在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和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担任机械学教员的切身感受，同时也源于他对现代工业发展及对工程人才要求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正确认识。刘仙洲认为，实行“工读协作制”，不仅有助于解决大批贫寒子弟学习深造的困难，减少工程学校的实习费和设备费以及扩大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还有利于解决工科学生重理论轻实践及不肯向工人请教的通病。对后两个问题，他从当时的实习制度与“工读协作制”的对比及学生毕业前后的心理变化两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论证。他说，我国工科学生在校期间，“多注重学理课程，轻视实习，校内实习厂的管理人和指导人，又多容忍学生，勉强应付。”学生毕业后虽有入工厂实习几年的规定，“可是学生毕业后，往往自视颇高，不肯拿种种的实际问题，去问同厂的工人。”“学生做工的工厂，完全是营业性质。学生一入工厂，就得受工人一样的待遇，和工人一样勤勉。不然，他不但不能得到工资，并且不准他八厂。且学生正在困苦求学的时候，并没有毕业生的虚名来增长他的娇气，对于工人也就不耻下问。”
1958年4月，刘仙洲在《人民教育》上撰文提出高等学校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七种办法，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依据“工读协作制”的原则和方法，创办工读班。并在文章中写道：“过去我国读书人一向‘重理论轻实际’，‘重视书本学习轻视体力劳动’，甚至轻视劳动人民。如果使‘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或‘文化学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就可以纠正这种偏向。”刘仙洲并非将“工读协作制”视为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唯一有效途径。在大力倡导这一制度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其他有助于加强学校教育与生产实际相联系的措施。1956年他针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偏重学理、忽视实践性教学的六种表现，提出改进措施：充实实验实习设备；增加实习钟点；特别注重实习教授人选；学生在实习工厂作工时，尽量采用营业工厂的管理法，使其不但学好技能，且得到工厂生活的训练。
操劳不忘著述 尽显学者本色
刘仙洲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备受学生爱戴。除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之外，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甚丰硕。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工科领域里，一直被所谓“三洋”统治着，即使用洋教材，聘用洋教授，用洋文讲授。刘仙洲认为长此以往，“将使我国工程学术永无独立之期”。他之所以未出国留学，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留在国内走出一条改“三洋”为“三自”的途径。还在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时期，他就坚持自编讲义，并用汉语讲课；1924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期间，他又着手改变该校的教员成分。原来这个学校的主要教授多为洋人，他来校后则陆续延聘茅以升、石志仁、周承佑、侯德榜等知名专家学者来任教。为了改变使用洋教材的现象，还在东北大学期间，他就基本完成7我国第一本大学工程学教科书——《机械原理》的编译工作。到清华后，他又继续编成中文教材多种，其中被列入当时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者有《机械原理》、《热机学》、《经验计划》等，共约57万字；为中等学校所用者有《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在他的倡导下，其他教授也纷纷编制中文教材。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除个别教会学校外，国内各大学的“三自”，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刘仙洲在创“三自”方面的另一突出贡献，是蜚声一时的《汉英对照工程名词》一书的编订工作。早年，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许多名词、概念亦多用外文，而在民间使用者更是五花八门，诸如“司不令”(弹簧)、“猪拱嘴”(排障器)、“吊死鬼”(月牙板)……；单是一个“泵”字，就有“恒生车”、“运水车”、“邦浦”等14种叫法。1928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曾编印过一本《机械工程名词草案》，但仅收2000余词，远远不敷使用。1952年秋，刘仙洲受中国工程师学会委托，在校内外青年教师协助下，本着“从宜、从熟、从简、从俗”的原则，编成统一的《汉英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一书，共收11000余词。初版1934年印行，受到广泛欢迎，“不数月即售罄”。
“两史”是刘仙洲一生呕心沥血修撰的两部史书——《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刘仙洲很早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研究，目的是“将先民 之创造，供后人之研究，以期启发考工的学术”。他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是必要的，但若一切依赖外国，则永远不能选到独立的目的。所以他主张在尽力扩充编译馆的同时，应大力整理我国旧学术。于是在教学之余，他把这方面的整理与研究作为终身事业。还在1933年，他就发表了论文《中国旧工程书籍略述》；1955年发表了《中国旧工程书籍史料》；1956年又发表了《三百年前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家王端公传略》一文，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王端公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专门组成“中国工程史编委会”，协助刘仙洲进行资料收集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刘仙洲于1961年修成《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第一编，共7万多字，133幅图。刘仙洲在研究机械工程发明史的过程中，同时注意改良农业机械方面的研究。早在育德中学任教时期，他就曾试制两种农用小车；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昆明研究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1946年，刘仙洲作为“部聘教授”，专程去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曾在中国工程学会上作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20万字的《农业机械》一书在清华农业机械系讲授。后来经过不断充实，于1962年写成《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一书，成为中国机械工程学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
“吐故”依然“纳新” 不失大家风范
刘仙洲在任北洋大学校长期间，曾经立下壮志，决心“造就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即把北洋大学办成一所像美国麻省理工那样的大学。但是1928年南京国民党势力伸入北方后，因官场斗争复杂，他屡受刁难和排挤，甚至受到拦路抢劫的威胁，因而愤然辞去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并发誓“永不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期间，国民党曾拉他入党，并动员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应该加入自己的党。”他当场反驳说，“我当初加入同盟会，就是为了打倒像你们这样的人。”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教育部曾邀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并未经他同意宣布了这一任命，他拒不赴任。后来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部长)再电敦促，并派两住要员登门“劝驾”，但他“辞意极坚，学校转送之教部函件，均遭刘氏退回”。所以有评论说：“正当有人(抢着)想出任或出长某院某系时，刘先生却是请都请不出。”他“私心以为，在我的一生中，国家是没有改好的希望了……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自然科学界代表大会提名他为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当场两次声明不愿当选；新政府邀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他也婉言谢绝。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举措让刘仙洲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他终于得出结论：“新旧两个政府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民政府是言行一致的，其一切规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自己走了许多弯曲艰难的路，最终走到一条光明大道上来了……”就这样，他又萌生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1952年“院系调整”时，刘仙洲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教育部对他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委任；院系调整结束后，他被委任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稍后，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55年11月7日，中共清华大学教务处支部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年已65岁的刘仙洲的入党问题，一时间在当时的高级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紧接着，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文，表达了他对旧社会的灰心失望和对新社会的美好憧憬，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入党后，他晋升为第一副校长，后来在蒋南翔校长出任高教部长期间，实际上是他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主持日常教学和行政方面的事务。清华大学在此后岁月中能够继续延续自己的辉煌，与他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