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同和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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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多元同和与二元对立是中西方在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对中西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也是中西方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就两种思维模式的起源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结合其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对中西方两种思维模式进行更系统的论述,目的在于更加透彻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进一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关键词:多元同和;二元对立;文化差异
  一、思想起源
  1. 多元同和
  在中国古代汉语及古文字史中,“和”字出现较早,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早期甲骨文中,”和“作” 龢”。《说文》: “龢,调也,读与“和”同。这样的话,“和” 的字源可以追溯到字,并且二者在古代经传中通用,因此,“和”即“穌”也。中国古人是通过音乐提出“和”的理念的,而又因音乐源于天地自然之和,这样,音乐就成为沟通“天人之和”的桥梁。不仅如此,“音乐之和” 还可以超越语言、种族和国界的限制,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又说,“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和”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发展,在不同领域延伸运用,逐渐形成了中国求同存异、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
  2、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结构主义中,二元对立被视为人类哲学、文化和语言的基本组织者。二元对立的双方,受到语境等的限制,相互确定彼此的定义。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恶”, 就不能设想“好”。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文论鼻祖之一的柏拉图就提到了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被称为实体二元论,笛卡尔把实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实体,一类是心,笛卡尔优先考虑心灵,并认为心灵可以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存在,但身体在没有心灵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西方的的哲学也是按照统一性来解释单一秩序宇宙中各种各样的概念的。这些都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体现。
  二、影响因素
  2.1地理环境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西部,中国背靠青藏高原,在东部,面对浩瀚的海洋,在华北与茫茫的草原和森林接壤,在南部,有山脈阻碍交通,所以古代中国在地理上处于半封闭状态,在非常恶劣的交通条件下与外界隔绝。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是整个世界。一方面,地理上的封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因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不同,许多文明的摇篮,都集中区域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地理的多样性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所有这些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使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
  古希腊地形最大的特点就是山地多,平地少。高大的山脉把平地分割在狭小的空间,严重限制了古希腊的农业发展。在文明产生的初期,希腊的粮食产量还能自给自足,但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人口的不断增长,希腊的人口承载力就超过了极限。这时候,希腊人就会选择进行海外殖民。他们在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与本土城邦类似的城邦,以缓解人口的压力。这些殖民活动最初是自发的,后来逐渐变为有组织的活动,而后慢慢带有了一定的侵略性质。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热衷于海外殖民扩张,很大程度上就是希腊文明产生的影响。地中海区域境被各种天然障碍多方向、多民族共生的文化,也陶冶了希腊民族崇尚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基本性格,而海洋文明重视掠夺对抗,也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西方人易冲突的性格特点。
  2.2 经济结构
  就经济结构而言,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国,并且在农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原因。农业生活是稳定且有规律的,人们在春天犁地,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储藏,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生活。虽然在古代朝代更迭也时有发生,但这种农业生活方式却延续一直延续着,因此人们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根深蒂固。因为农业生产与土地或土壤密切相关,人民热爱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不愿离开祖国,人们祈求和平,反对战争,赞扬仁慈,反对残暴,所以中国人普遍缺乏边疆精神,而中国文化也因此被自己高度吸收和消化。
  古希腊的交通位置得天独厚,便利航海条件让希腊人和地中海的关系变得密切。古希腊人通过航海贸易维持生计,发家致富。通过海外贸易,希腊本土的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希腊的陶器、橄榄油、葡萄酒等远销亚欧非地区。希腊人有很多从事于工商业或者海外贸易,他们习惯于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平等的交易身份、热情和富有冒险的精神动力。因此,古希腊人的性格具有了海洋般的特点,他们充满活力,热情奔放,热爱自由。
  2.3 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血缘关系密切,社会的本质是家庭。家庭或宗族不仅是农业生产单位,而且是宗教服务、祭祀祖先、教育、法律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国家就是是一个大家庭,一个个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同时也是国家的基础。因此,中国人尊重祖先,重视血缘关系,重视资历顺序。他们重视家庭利益、国家利益,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家庭、宗族利益之下。中国文化是高度伦理的,通过孝道友爱把家庭和宗亲血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宗法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联结的坚韧纽带。
  地形对希腊文明产生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形成了“小国寡民”的政治形态。由于陆地交通迂回曲折,使得希腊早期的各城邦相对独立,难以统一,地形破碎也导致其城邦的规模也十分小。城邦林立,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根源。国家小,人口少,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甚至每个公民都有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机会。对于管理者来说,小国的状态不需要专制的管理模式,民主的模式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因此人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三、具体表现
  3.1 饮食文化
  浸透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哲理观主要有: “和为贵” 和 “适合为美” 两条。西周末年的史伯已经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吕氏春秋·适音》中“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且生鱼,大羹不和,有进平味者也。” 这里的 “和” 就是指调和五味。《黄帝内经》说:“五味之美,不可胜极。” 其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不仅在烹饪上,在饮食方式上,中国人无论是在家庭用餐还是正式宴席,都是聚餐围坐,共享一席,人们相互敬酒、劝菜,要借此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尊敬、礼让的美德以及和睦、团圆的气氛。   西方人饮食强调科学与营养,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肴制作规范化,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西方的烹饪方法不像中国那样复杂多变,西餐的装盘立体感强,可食性强,所有进盘的食品绝大多数都能食用,点缀品就是主菜的配菜。西方人习惯于分而食之,有专人先行分配食物,是一人一份的定量供应。在西方宴会上,虽也围坐,但各人的食物是单盘独碟的。这种用餐方式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人性、对自我的尊重,强调了个人的独立和自主。
  3.2 建筑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所以,中国建筑无论是宫殿、陵墓、寺庙、还是园林,都不注重单个建筑的高大,而强调群体的宏伟。中国建筑的特点使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与自然交流,体察四时之变化,感悟人与自然之和谐。民居建筑以北方的四合院为例,它非常适合中国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居住。在色彩上,中国以一种色彩为主,其它几种颜色并用,所以中國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因此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是一种“和谐”的美。
  西方的建筑,在空间布局上,采用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西方就开始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以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用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种向高空发展的单体空间布局显示出西方建筑与周边的对立,也显示出西方人内心中的对抗性思维。在色彩上,西方不同时代以不同的色彩为装饰的主色调,没有一个单一的色调贯穿始终。同时受西方“个人本位”观念的影响,色彩非常张扬、热烈、激情,甚至富于非理性的迷狂。
  3.3商业文化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并借助宗族的势力扩大发展。明清时期著名的晋商和徽商的经营地域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与他们讲究“诚、信、仁、义”的商业道德是分不开的。这些商业道德对现代的商业文化仍有很深影响。“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谐合作,和气生财。所以,中国人在商贸洽谈时,一般要先熟悉彼此,建立一定和谐的感情基础,再进行商业谈判。简而言之,就是先交朋友,再做生意。
  西方的商业文化常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在欧美商业活动过程中,决策往往充满了火药味和对抗性,决策的得出,往往来自于于激烈的讨论和论证过程,因此西方的商业决策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同时西方商业活动决策的责任承担者是个人而非集体,决策制定时对事情负责,而非对上级负责。西方主要国家都倾向于个人主义,在商业活动中,他们更看重维护个人利益和权利平等,重视保护个人隐私,个体之间的竞争被视为常态,认为冲突也可以成为促进组织发展的有利因素。
  3.4宗教文化
  中国文化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的和平共处的态度。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异教徒的概念。《礼记·中庸》指出:“道,并行而不相悖。”从外域传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开花。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国家,不管是本土的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都一视同仁,不分轩轾。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有十分剧烈的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仪式在中国能和平共处,互相渗透、融合,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很有益处的。
  西方宗教是严格的一神教,认为宇宙的主宰只有一个,即是上帝。宇宙的一切事情都是上帝按照等级秩序和预定目的安排的。那基督教来说,基督教就是一神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基督教认为,一个人只能信奉一个神,一个宗教,上帝是统治世间万物的绝对的、唯一的和至上的神。尤其在欧洲的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同时基督教重视灵魂而蔑视肉体,体现了远离世俗,远离感性的特征。
  3.5交际文化
  在人与人相处方面,中国文化注重“仁、义、礼、信”,讲究“以和为贵”。《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说明中国文化非常重视人们之间的和睦相处。我们常见中国人在家庭里,一家人团聚一起,和和美美;在和朋友的交往中,谦虚谨慎,虽有不同意见,却很少正面争论冲突,往往以求“中和”。
  西方人在社会交往中强调个性原则,具有明显的个体性。他们从古到今都主张个人权利,天赋人权。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在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里,个人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靠亲友的协助而直接依赖政府机关,这样人和人的感情交流、人际交往也因社会的制度化而减到较弱的程度。平等观念渗透到西方人的各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横向结构,即平等的而非等级的交往关系结构,人们在社交互动中获得情感利益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并避免担负责任。
  四、结语
  在对待社会问题上,二元对立与多元同和思维有着根本的区别,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二元对立思维有一个优势,就是容易为解决社会问题树立判断是非的价值取向,但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容易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容易把“是”的另一面当作“非”,看成是对立的、不容的,从而造成社会对抗、撕裂。多元同和的思维,出发点就是社会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把社会问题分为是与非,有不同认识的人可以共同相处于一个社会中,从而最大的优势是促成社会稳定、和谐,保证群体团结。宋代大儒张载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二十箴言,精辟地诠释了对立与和各的关系,也反映了在多元同和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行为倾向。多元同和与二元对立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各尤其优缺点,对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及其影响下的社会行为,只有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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