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语文教材增添了《史记》选读,而悲剧性是《史记》的一大特色。下面笔者就由《史记》中的人物分析来解读《史记》中人物的悲情及其形成的原因,另辟一条选修《史记》人物传记之径。
　　关于悲剧,恩格斯认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鲁迅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司马迁是史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是悲剧抒情诗人。他以一种深沉而昂扬的悲剧情怀观照历史的兴衰、社会的变换和人生价值底蕴,用自己的血泪凝结成一部千古绝唱——《史记》。《史记》中倾注了作者满腔悲愤和抑郁之意,因而,悲剧氛围无所不在,悲剧任务贯穿了整个篇章。《史记》中无论是君皇王者,还是忠臣良将;无论是慷慨义士,还是皇亲国戚都有悲剧色彩,那些辉映千古的史传文学,均以悲剧手法写成。
　　商鞅四次求见秦孝公,取得信任,被封商君,执政18年间,他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改革弊政,“变法易俗”,使秦国由落后变为强盛,一跃成为称雄诸国的强国,为后来秦的统一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商君却受到秦国宗室贵族的反对,被无端加上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吴起在楚国任相,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孙子吴起列传》)改革卓有成效。但他的新措施损害了楚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同样受到他们的联合迫害,楚悼王一死,这些人便起而作乱,将吴起害死。陈涉起义,给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以致命一击,但却遭到反动势力残酷镇压,终被叛徒奸计毒杀。这些人物都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被杀,可称为改革者之悲。
　　楚灵王曾大会诸侯,威震天下。晚年却耽于游乐,不理政事,国内叛乱。无奈流落于荒山野岭,饿死于申亥家中。曾经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项羽,在灭秦过程中战功赫赫,功不可没,却又以残酷并天下,以强力霸诸侯,加上用人不当,刚愎自用,《鸿门宴》中几失机会,亚父拔剑撞而破置地之玉斗,骂“竖子不足与谋”,也是无济于事了,项羽与谋士之间性格的冲突使得人心不附而骤兴亡,最后被迫“乌江自刎”,一曲“霸王别姬”千古流传。他们均曾在历史上写下过光辉灿烂的一页,但却由于性格能力上的种种弱点而成了千古悲剧,亦可称性格悲剧。
　　莎士比亚说:“人的悲剧就是性格的悲剧。”而性格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史记》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存在着性格上的独行,抓住这点可以举一反三,更多的去了解作品中的人物。
　　秦始皇死于沙丘,却因形势所逼不得发丧。李斯又用两车臭鱼“以乱其臭”,已是极为可悲!而赵高等又立刻篡改诏书,杀扶苏,立胡亥,扶持一个昏君,在陈胜吴广起义打击下,大秦江山,尽丧于此,令人可悲可叹!刘邦在楚汉相争却大获全胜,奠定西汉二百年基业。暮年的刘邦却猜忌心日重,大肆杀戮功臣名将,内心的孤独感也愈强烈。韩信被斩,彭越成了肉酱,共敖、利几、英布相继被诛,连他最亲信的萧何、樊哙也几遭毒手。加上后宫之乱,身边没有了忠义之士,没有沙场老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绝唱,是悲凉凄怆的哀歌,也是寂寞孤苦心境的写照。他们曾是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表面上虽功成名就,但仍有凄凉心境,可谓王者之悲。
　　《史记》中的悲剧还有大家最熟悉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他的行为令人惊叹、景仰,他的信念品质、道德精神都极为感人,可谓砥行立名者之悲。
　　司马迁笔下塑造的悲剧形象都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首先他们有怀疑精神,怀疑天道的有无、鬼神的存在、君权神授的欺人之谈。其次,他们有着殉道精神,是一种不降低标准,不改变信念,不向一切邪恶低头降志的人生态度。再次,他们有复仇精神,复君国之仇、家族之仇,还有个人之仇。最后,这些悲剧性人物均有奋斗精神,胸怀大志,艰苦奋斗,是《史记》人物的共性,这与战国以及汉代初期的政治形势及当时任务特质有关。
　　同时,《史记》悲剧风格有着独特特征,悲剧表现了一种豪迈、光辉的价值观、人生观,闪耀着鲜明的不信天命人为的思想;有着强烈的批判性,一种冲决专制藩篱、冲决“礼法”教条的反抗精神,闪现着强烈的民主色彩;有着激越高亢的格调,这种风格与西方以及我国后世的很多悲剧作品不同。
　　在《史记》的悲剧人物身上看到的除了一把同情泪,更有一种百折不挠、无所畏惧、敢于奋斗的豪情壮志,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气概。在惊心动魄的厮杀中,在生死冲突中,又体验着浓浓的人情味,从而激发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抗争的豪情,这就是《史记》的不朽价值!这就是《史记》的悲壮美!这就是《史记》的生命力!
　　
　　张予,赵翠华,教师,现居江苏仪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