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时代的人们大抵都是看重人脉的。曾国藩也在乎这个。做京官时，他经常跟同乡、同年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成了湘军统帅、总督后，每次进京办完事，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官员也会一一致送别敬，从无怠慢。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有相当数量的“非人脉朋友”，他对这些官位不高、没有多少“利用價值”的朋友同样情深义重。
　　陈岱云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陈岱云得了重症，曾国藩整天围在他身边，晚上也住在他家，“观其险症，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曾国藩当月记了21天的日记，每天都有看望陈岱云的记载。这种友情实际上已经抵达了手足之情的境界。
　　孙芝房是翰林院侍读。咸丰九年三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告病体垂危，托以身后之事，并请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诗十卷、《河防纪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请邵位西作墓志，亦自为手书别之”，请曾国藩转寄。随后，曾国藩接到另一个朋友的信，告知孙芝房已死。这年3月30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芝房于去岁六月面求作其父墓表，余已许之。十一月又寄近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即为，而芝房遽归道山，负此良友，疚恨何极！
　　曾国藩来自湖南双峰荷叶一个自耕农家庭，其祖父却希望子孙多读书，一生好以传统道德标准训导后代。曾国藩很多思想观念，比如做事要扎实、对长辈要敬重、对朋友要讲感情等，都源于其祖父的教诲。真正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士大夫往往很讲究修身，而“诚”为修身之基。曾国藩愿意对朋友付出真心，不怕花时间，也不考虑是否吃亏，也是一个“诚”字起了作用。因为要“诚”，他在乎言行一致；因为要“诚”，他坚持有始有终做好人。
　　“非人脉交友”的本质是去功利去浮躁，即使是放到今天，它也依然闪烁着熠熠的人性光辉！
　　（摘自《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