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门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将目光投射至十九世纪的中国女性。
如同书名所示，这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常州张琦家内汤瑶卿等三代女性，她们皆是清代妇女史上引人注目的才女文化之中的成员。有清一代，不仅留有数量惊人的关于才女的记载，也保存了相当可观的女性著作，汤瑶卿等张家女性成员就都有文学作品传世，逝去的人物虽然无法言语，但她们将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付诸纸笔，看到这些字句，很多人会有和本书作者曼素恩（Suan Mann）教授一样的感觉：她们不想被遗忘。然而在目前，她们被人们记起却往往是因为历史记载中男性文人的揄扬，或者是她们与名士的关联。两性的交流固然对于女性生活有重要影响，但过分强调这些，只能止步于在已建构好的男性坐标中寻觅附着点，最终不过是为已有的历史提供一点花絮与补充，女性自身表达出的丰富信息仍被遗忘了。本书则真正进入了女性文本之中，辨析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
虽然张琦与其兄张惠言在文学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常州词派，但通过曼素恩教授的分析，可知尽管交流密切，他们的女性亲属却并非他们文学主张的忠实执行者。首先，在写作的文体上，她们与清代大多数妇女作家一样主要选择作诗。再者，在词的创作上，尽管传统文学批评将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认为婉约之风与女性有天然的联系，但张琦与汤瑶卿的长女张英以及一些清代妇女，都乐于学习苏轼，尝试豪放之风。张英之所以在词的创作上未遵行其父的词学主张，是因为她认为张琦等人推尊晚唐五代词风是为了将政治抱负寄托其中，并且她与其父辈所处时代不同，他们未曾经历她这个时代所遭遇的危机。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身处知名的文学世家之中，女性的创作仍有其独特之处，对于她们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发现她们与文学史上人物之间的表面联系与简单分析，惟其如此，包括张门女性在内的众多才女才能真正在后世找到她们的知音。
才女们的才华虽然直接表现在文学作品上，但她们生活的真正重心却不在于此。作为历史学者，作者更多描写了张门才女所承担的社会与家庭责任，而以她们为叙述中心，还可以发现许多与之交集的妇女的身影。书中对这些女性也都有详简不一的叙述，她们虽然生活时代相近，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她们的际遇也是那个世纪妇女生活的缩影。
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妇女史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从中发现与西方妇女史的差异，借此重审并修正源起于欧美学术界的性别研究理论。曼素恩教授在书中比较张氏姊妹与勃朗特姐妹所处的不同文化环境，也是基于這种模式。但在中西妇女生存状况有所差别已成为学界共识的情况下，同样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妇女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差异化存在，在占据主流的才女文化之外，寻找与张琦长子订婚后、因未婚夫早亡而终身在夫家守寡的法氏这样的女性的声音也不容忽视。幸好曼素恩教授认为法氏等人的沉默也并非完全无声，在汤瑶卿等人拾笔记叙法氏带给她们的困扰时，法氏也得以留下记录。同时，当今许多学者将研究的目光延伸到文学作品之外，从医学、书法、刺绣以及物质文化等方面着手，力图为古代女性建构起多维的立体生活空间。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日所能听见的张英等人的声音，也未必是她们完全真实的表达。虽然她们身处一个妇女文化呈现繁荣局面的时代与地域之中，占据社会文化主导的仍是男性与男性价值观。她们作品的汇集出版，多数情况下有赖于男性家庭成员的帮助，而男性在编选她们的作品时，很可能会舍弃那些与他们的文学标准不符的作品。作者注意到，在评论张门才女们的创作时，男性文人往往将她们与六朝诗人或是陶潜、孟浩然等隐逸诗人相比较，而女性自己却更倾向于学习杜甫、孟郊、苏轼、元好问等诗人的诗风。可见，男性文人即使支持鼓励妇女写作，也很少能真正理解她们，而只是把她们的写作纳入他们所认为的轨迹中。同时，不论是男性同伴还是女性自身，都习惯于在男性文学传统中选择榜样与参照。
因此，即使是熟练掌握表达技巧的才女们，她们所发出的声音也是有条件的。这一方面使得留存的记录更显珍贵，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性别研究从来不是单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必须将其放在社会时代以及两性关系的语境之中加以考察，发现其中隐含的男性视角，并对之提出挑战，从而对历史做出全景式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张门才女》不仅展现了被忽视的中国十九世纪妇女的历史，同时也从女性的视角，变他史（history）为她史（her story），完成一部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中国十九世纪史。
从汤瑶卿等三代女性生活及她们的自我体认之中，曼素恩教授引申出一个问题：十九世纪末叶开始，梁启超等人对于中国妇女现状痛心疾首，以为是国势衰微的根源所在，同时大力倡导“新女性”，将国家振兴的重任系于女子。这种对于传统的指责，认为需要重新塑造女性形象的做法是否与实际相符？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新女性或是女性革命，更多的是从男性的政治需要出发。曼素恩教授指出，“才媛们的诗歌中不乏关于政治、海外事务、保卫国家的题材，也表达了深入妇女意识之中的历史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促使她们写下了这些诗歌，然而他们将这些诗歌的存在抹去了”（197页）。所以所谓新女性与传统闺秀之间的分野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断裂，没有认清固有的妇女文化就比照革新的设想为妇女定位，抛弃传统而另外寻找样板，这样的运动很难说是真正出于妇女自身的要求。
（《张门才女》，曼素恩著，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九月版）
如同书名所示，这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常州张琦家内汤瑶卿等三代女性，她们皆是清代妇女史上引人注目的才女文化之中的成员。有清一代，不仅留有数量惊人的关于才女的记载，也保存了相当可观的女性著作，汤瑶卿等张家女性成员就都有文学作品传世，逝去的人物虽然无法言语，但她们将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付诸纸笔，看到这些字句，很多人会有和本书作者曼素恩（Suan Mann）教授一样的感觉：她们不想被遗忘。然而在目前，她们被人们记起却往往是因为历史记载中男性文人的揄扬，或者是她们与名士的关联。两性的交流固然对于女性生活有重要影响，但过分强调这些，只能止步于在已建构好的男性坐标中寻觅附着点，最终不过是为已有的历史提供一点花絮与补充，女性自身表达出的丰富信息仍被遗忘了。本书则真正进入了女性文本之中，辨析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
虽然张琦与其兄张惠言在文学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常州词派，但通过曼素恩教授的分析，可知尽管交流密切，他们的女性亲属却并非他们文学主张的忠实执行者。首先，在写作的文体上，她们与清代大多数妇女作家一样主要选择作诗。再者，在词的创作上，尽管传统文学批评将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认为婉约之风与女性有天然的联系，但张琦与汤瑶卿的长女张英以及一些清代妇女，都乐于学习苏轼，尝试豪放之风。张英之所以在词的创作上未遵行其父的词学主张，是因为她认为张琦等人推尊晚唐五代词风是为了将政治抱负寄托其中，并且她与其父辈所处时代不同，他们未曾经历她这个时代所遭遇的危机。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身处知名的文学世家之中，女性的创作仍有其独特之处，对于她们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发现她们与文学史上人物之间的表面联系与简单分析，惟其如此，包括张门女性在内的众多才女才能真正在后世找到她们的知音。
才女们的才华虽然直接表现在文学作品上，但她们生活的真正重心却不在于此。作为历史学者，作者更多描写了张门才女所承担的社会与家庭责任，而以她们为叙述中心，还可以发现许多与之交集的妇女的身影。书中对这些女性也都有详简不一的叙述，她们虽然生活时代相近，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她们的际遇也是那个世纪妇女生活的缩影。
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妇女史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从中发现与西方妇女史的差异，借此重审并修正源起于欧美学术界的性别研究理论。曼素恩教授在书中比较张氏姊妹与勃朗特姐妹所处的不同文化环境，也是基于這种模式。但在中西妇女生存状况有所差别已成为学界共识的情况下，同样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妇女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差异化存在，在占据主流的才女文化之外，寻找与张琦长子订婚后、因未婚夫早亡而终身在夫家守寡的法氏这样的女性的声音也不容忽视。幸好曼素恩教授认为法氏等人的沉默也并非完全无声，在汤瑶卿等人拾笔记叙法氏带给她们的困扰时，法氏也得以留下记录。同时，当今许多学者将研究的目光延伸到文学作品之外，从医学、书法、刺绣以及物质文化等方面着手，力图为古代女性建构起多维的立体生活空间。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日所能听见的张英等人的声音，也未必是她们完全真实的表达。虽然她们身处一个妇女文化呈现繁荣局面的时代与地域之中，占据社会文化主导的仍是男性与男性价值观。她们作品的汇集出版，多数情况下有赖于男性家庭成员的帮助，而男性在编选她们的作品时，很可能会舍弃那些与他们的文学标准不符的作品。作者注意到，在评论张门才女们的创作时，男性文人往往将她们与六朝诗人或是陶潜、孟浩然等隐逸诗人相比较，而女性自己却更倾向于学习杜甫、孟郊、苏轼、元好问等诗人的诗风。可见，男性文人即使支持鼓励妇女写作，也很少能真正理解她们，而只是把她们的写作纳入他们所认为的轨迹中。同时，不论是男性同伴还是女性自身，都习惯于在男性文学传统中选择榜样与参照。
因此，即使是熟练掌握表达技巧的才女们，她们所发出的声音也是有条件的。这一方面使得留存的记录更显珍贵，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性别研究从来不是单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必须将其放在社会时代以及两性关系的语境之中加以考察，发现其中隐含的男性视角，并对之提出挑战，从而对历史做出全景式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张门才女》不仅展现了被忽视的中国十九世纪妇女的历史，同时也从女性的视角，变他史（history）为她史（her story），完成一部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中国十九世纪史。
从汤瑶卿等三代女性生活及她们的自我体认之中，曼素恩教授引申出一个问题：十九世纪末叶开始，梁启超等人对于中国妇女现状痛心疾首，以为是国势衰微的根源所在，同时大力倡导“新女性”，将国家振兴的重任系于女子。这种对于传统的指责，认为需要重新塑造女性形象的做法是否与实际相符？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新女性或是女性革命，更多的是从男性的政治需要出发。曼素恩教授指出，“才媛们的诗歌中不乏关于政治、海外事务、保卫国家的题材，也表达了深入妇女意识之中的历史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促使她们写下了这些诗歌，然而他们将这些诗歌的存在抹去了”（197页）。所以所谓新女性与传统闺秀之间的分野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断裂，没有认清固有的妇女文化就比照革新的设想为妇女定位，抛弃传统而另外寻找样板，这样的运动很难说是真正出于妇女自身的要求。
（《张门才女》，曼素恩著，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