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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一些群体日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边缘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导致其心理失衡，滋生嫉妒、怨愤等不良情绪，严重时会聚集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破坏社会秩序。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几起恶性伤害事件，了解行动者采取极端行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模式，以期找到消解边缘群体不良心理的社会因素，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边缘群体；社会分化；无名怨愤；报复冲动
[中图分类号]B8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120—04
一、引言
2010年3月24日7时30分左右，福建南平试验小学门前，辞职医生郑民生用一把锋利的不锈钢刀，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连捅13名无辜小学生，造成8死5伤的人间悲剧。类似的恶性事件绝非个例。2001年，石家庄一个叫靳入超的41岁下岗工人，因为同居女友要离开他，遂产生杀害女友的想法，进而又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在居民楼引爆炸药，造成了108人死亡，38人受伤。2006年，陕西汉阴邱兴华因猜疑而报复杀害11人。同年，广西农民梁积倩因经常遭本村人嘲笑，挥刀杀害5名儿童和一名妇女。2008年，云南文山县38岁农民管茂武在被老板辞退、现金被盗后产生报复社会的恶念，在文山县双桥花园广场连砍10人，致一人死亡。2009年，湖北随州35岁男子熊振林因家庭琐事，将前妻杀死，又连杀8人。2010年，陕西南郑县一幼儿园发生报复杀人案，造成7人死亡20人受伤的悲剧。
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原因各不相同的案件，似乎是彼此孤立的，然而稍加梳理能看出一些共性：首先，行为人社会地位不高，无论在事业或感情上都屡遭挫折；其次，缺乏社会支持，并被社会挤压过，行为人长期处于被冷漠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和关注，也期望社会能给予一定的温暖和帮助；再次在生存重压下，无能无助，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最后，他们往往对社会极端不满，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将个人的生活挫折归咎于社会，容易出现用最简单的暴力方式对其他生活顺意的人进行痛苦性报复，在报复中得到一种负价值的满足或快感。
这些恶性事件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不无关联，精神分析学经典说法：社会事件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心理事件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报复性暴力”这一行为的发生，受到了个体心理结构的驱动，而个体的心理结构，又受到社会刺激的影响。于是，选择暴力发泄，或者压抑到让自己得神经症，就是个体性格和社会刺激的一种综合效应。它的逻辑顺序是社会→心理→行为。
二、边缘群体的怨愤情绪与成因
社会转型是影响社会全局的大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整体、全面、深刻的发展与变迁，其进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各种社会矛盾。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社会民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大多数社会成员是改革的受益者。但社会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日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导致其心里失衡，滋生嫉妒、怨愤等不良情态，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利益被剥夺者，当尊严被冒犯时往往找不到诉求途径，有时会采取武力自卫。这虽然不是所有底层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轨迹，但其中的一部分受挫者会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在失衡心理的驱使下产生嫉妒、怨愤，由于没有确切的个体针对性，这些不良心态常常处在无名状态， 尼采把这种怨恨称之为“无名怨愤”。“无名怨愤”意指经济上处于低水平的阶层对经济上处于高水平的阶层普遍抱有的一种积怨，或因自卑、压抑而引起的一种愤慨。
挫败感会使人内心产生不快或不安的情绪。积极面对挫败会使人成长，挫败提醒人重新认识自己，并在比较中认同别人的经验，赏识、学习别人的长处，提高自己面对挫败的能力；消极面对挫败则会使人产生心里怨恨、愤懑等不良情态，这种不良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时自我调整和外部干预，有可能发展为攻击性行为，严重者会发展为报复冲动。报复是一种弱者所处情态的无能体现。不良情绪在报复中得到一种负价值的满足或快感。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对改变自己的处境多方谋求而无果时，往往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寻求报复。当具备身体、精神等方面的条件时，报负冲动就会付诸于实践。相对剥夺感、挫败感、不满等一系列不良情感如果被唤起，怨恨一旦被释放了出来，施暴者的挫败感会得到部分释放，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社会报复发泄的对象往往是不确定的、随机的、情绪化的，当边缘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藤五晓分析道：“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爆发，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拿南平杀人案中的郑民生来说，他曾在一家社区医院工作，无论在同事还是在病人眼里他都是个为人亲和、工作踏实细心的好医生。以至于听说他杀了那么多小孩后，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离郑民生所住小区不远的地方，至少还有两家小学，他为何舍近求远而选择了南平试验小学呢？因为试验小学是南平最好的小学，在这里上学的都是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他把这些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当作报复社会的目标，他报复的是有钱人，是有势力的官员。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他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虽然他职业生涯起点不错，工作积极努力，曾经是业务尖子，但个人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结构性失业、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房子、情感生活不顺利，他也试图改变这一系列的不顺，但因社会资本不足没能如愿。他把这些挫败归咎于社会，因具体事件的诱发而导致报复杀害无辜少年。
从表面上看，郑民生从人变成鬼的导火索是由于他曾受到社区医院领导的多次侮辱，在离开那家医院后求职四处碰壁而没了经济来源。在感情方面，他谈过好几个女朋友都没成，不外乎是因为他太穷，买不起房。生活逼迫他以极端的方式来解除他的人生困扰，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社会悲剧和家庭悲剧的深刻原因并非这么简单。郑民生们杀人事件折射出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普通民众的利益空间被挤压。另一方面是社会边缘群体因人力资本不足，参与社会生活、获取社会资源和生活资源的能力较弱，接受教育、追求成功、财富与个人幸福的机会越来越有限。由于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被淘汰，他们一般在经济上较为贫困，较快的经济发展与自己较低的经济收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通胀及高房价导致的生活成本提高，另一边是下岗、失业等导致的谋生能力下降，两头加压下，产生悲观厌世心理。 客观来看，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弱势群体可分为两类：功能性弱势群体和结构性弱势群体。功能性弱势群体是社会成员由于个体自身素质高低不等，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文化程度较低、职业技能缺失、年龄较大、残疾等原因造成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不足，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被淘汰，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结构性弱势群体主要因社会制度设置不合理，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公平参与社会竞争而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弱势人群一般在经济上较为贫困，并且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对弱势人群成因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社会病理学把贫困归结为他们的懒惰、不良习惯等。19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失业、贫困、疾病、不发展等现象同社会制度的不公平联系起来，认为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社会批判学派，把社会问题的出现归结为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不公平与不合理，某些社会成员因缺乏权力和竞争力而陷入困境。
在中国社会弱势人群中，农村弱势人口比例较大。中国社会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采取城乡分制。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多种维系“二元社会结构”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被牢牢地限制在农村、限制在土地上，众多的农村人口失去了公平参与社会竞争的基础，被人为因素置于弱势地位。城市化潮流成为激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转的驱动力，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离开家园带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来到了与自己原有生活环境不同的繁华都市。然而，面对严峻的城市就业竞争，人力资本欠缺的进城务工者（一般称为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竞争的能力严重不足，加之制度因素造成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机会不平等， 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十分艰难。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卑微，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多处在非正规就业状态，“非正规就业表现为职业风险大、低报酬无保险、临时性、不稳定、流动性和缺乏安全保证，劳动关系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和真空地带。”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脏、差、累、苦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职业卑微，收入水平较低，工作不稳定。因就业不充分，他们有时还会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社会地位较低。走出家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想通过努力奋斗过上好日子的善良愿望被城市的冷漠冻结、降温，面对不同的参照群体，他们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由于自身竞争能力不足，求职较为困难，如果遇上雇主克扣、盘剥和城市人的歧视时，挫败、失落、苦闷、沮丧等复杂情感会加剧内心的不平与怨愤。
体制转型使城市出现了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下岗人员增多，加之城市中孤老残幼等的存在，城市贫困问题也日渐突出。下岗、离岗、失业、半失业、退休人员构成了目前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些城市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同样不足，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也较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也不断被边缘化，产生心理失衡是较常见的现象。
三 、消解无名怨愤的思路与途径
关注社会底层成员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成长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正确引导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理倾向，使不良的心理冲动成为奋争向上的积极动力，通过有效途径提高边缘人群的个体人力资本，提升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改善其生存环境和际遇，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从制度上逐步取消一切不公正政策，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我国不少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存在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公平相关性很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制度、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是造成农村弱势群体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不公正待遇是弱势群体社会报复心理形成的原因之一， 二元机制下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尽快消解二元机制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切不公平制度，消除社会排斥，打破阻碍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竞争的壁垒，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环境，提高弱势人群的社会竞争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政府应从制度设置上提供保证，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各种制度设置。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日益加快，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引导农村人口向较小的、不太拥挤的城市迁移，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为城镇居民。”改革户籍制度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需要，中国社会将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二）优化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建立社会安全网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的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为重心，由此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面对较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已经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多种手段予以调整，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撑起一道安全网是解决问题的补救措施之一。最低保障政策的实施为城市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缓解了因贫困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会推向全社会，更多的社会成员会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各项福利，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需。如果弱势群体的诉求渠道畅通，他们的利益要求能够得到正常表达，相关部门如能给予及时回应，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其怨愤情绪就会得以宣泄，故意度减弱，攻击性冲动则会消解，报复冲动也会被控制，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无名怨愤产生的外部因素。
（三）加强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其社会参与和竞争能力
弱势群体人力资本不足是制约他们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对于改变社会弱者及其后代的贫困处境，其作用是根本性的。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是政府的职责，应从教育体制上，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社会弱势人群进行免费或低收费基础教育的制度，建立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教育经费投资上应适当倾斜。应创造条件引导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接受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了不少举措，既有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自身的教育政策，也有针对其后代的政策倾斜。例如，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政策，针对弱势群体子女的奖学金计划、助学贷款计划等。社会团体也出台了不少特别的助学计划，如共青团中央有资助贫困儿童完成国家义务教育的“希望工程”，全国妇联有资助贫困女童入学的“春蕾计划”，民间的“一对一”助学工程和“光彩项目”，其中力度较大的是近年来政府针对非农技能培训给予的资金支持，免费或补贴使更多的人收益，社会意义更大。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也会得到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也使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社会地位落差所导致的心理失衡，消解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发挥社区和组织功能，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
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短期内尚未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些城市新居民只能以“边缘人”的方式存在。尽管他们承担了城市生活运转的基础性工作，但他们往往是被政府部门遗忘的群体，甚至成为排斥的对象。这些城市社会中的弱者更希望得到城市社会在体制上的容纳，社区自治组织或民间组织作为化解城市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矛盾的缓冲机制，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生活上适当的关怀，特别是精神上予以安慰。诸多的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远离家乡、亲人挣扎在城市底层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孤独感得到缓解，贫穷得到帮助，他们的压抑、紧张感会化解；有了相关机构，他们求助有门，铤而走险的几率会下降，社会危害会降低。
四、 结语
弱势群体虽然是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现象，但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弱势群体问题比起任何时候更引人注目。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次大手笔，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是必然的。不管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还是出于对弱势群体本身的人道关怀，适时适度地关注社会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对保证社会良性运行有积极意义。“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型的社会，更谈不上是协调发展的社会……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合理的平衡。有了这种强弱合理的平衡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没有这种强弱合理的平衡，社会就难以保持稳定，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关键词]边缘群体；社会分化；无名怨愤；报复冲动
[中图分类号]B8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120—04
一、引言
2010年3月24日7时30分左右，福建南平试验小学门前，辞职医生郑民生用一把锋利的不锈钢刀，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连捅13名无辜小学生，造成8死5伤的人间悲剧。类似的恶性事件绝非个例。2001年，石家庄一个叫靳入超的41岁下岗工人，因为同居女友要离开他，遂产生杀害女友的想法，进而又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在居民楼引爆炸药，造成了108人死亡，38人受伤。2006年，陕西汉阴邱兴华因猜疑而报复杀害11人。同年，广西农民梁积倩因经常遭本村人嘲笑，挥刀杀害5名儿童和一名妇女。2008年，云南文山县38岁农民管茂武在被老板辞退、现金被盗后产生报复社会的恶念，在文山县双桥花园广场连砍10人，致一人死亡。2009年，湖北随州35岁男子熊振林因家庭琐事，将前妻杀死，又连杀8人。2010年，陕西南郑县一幼儿园发生报复杀人案，造成7人死亡20人受伤的悲剧。
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原因各不相同的案件，似乎是彼此孤立的，然而稍加梳理能看出一些共性：首先，行为人社会地位不高，无论在事业或感情上都屡遭挫折；其次，缺乏社会支持，并被社会挤压过，行为人长期处于被冷漠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和关注，也期望社会能给予一定的温暖和帮助；再次在生存重压下，无能无助，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最后，他们往往对社会极端不满，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将个人的生活挫折归咎于社会，容易出现用最简单的暴力方式对其他生活顺意的人进行痛苦性报复，在报复中得到一种负价值的满足或快感。
这些恶性事件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不无关联，精神分析学经典说法：社会事件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心理事件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报复性暴力”这一行为的发生，受到了个体心理结构的驱动，而个体的心理结构，又受到社会刺激的影响。于是，选择暴力发泄，或者压抑到让自己得神经症，就是个体性格和社会刺激的一种综合效应。它的逻辑顺序是社会→心理→行为。
二、边缘群体的怨愤情绪与成因
社会转型是影响社会全局的大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整体、全面、深刻的发展与变迁，其进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各种社会矛盾。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社会民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大多数社会成员是改革的受益者。但社会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日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导致其心里失衡，滋生嫉妒、怨愤等不良情态，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利益被剥夺者，当尊严被冒犯时往往找不到诉求途径，有时会采取武力自卫。这虽然不是所有底层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轨迹，但其中的一部分受挫者会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在失衡心理的驱使下产生嫉妒、怨愤，由于没有确切的个体针对性，这些不良心态常常处在无名状态， 尼采把这种怨恨称之为“无名怨愤”。“无名怨愤”意指经济上处于低水平的阶层对经济上处于高水平的阶层普遍抱有的一种积怨，或因自卑、压抑而引起的一种愤慨。
挫败感会使人内心产生不快或不安的情绪。积极面对挫败会使人成长，挫败提醒人重新认识自己，并在比较中认同别人的经验，赏识、学习别人的长处，提高自己面对挫败的能力；消极面对挫败则会使人产生心里怨恨、愤懑等不良情态，这种不良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时自我调整和外部干预，有可能发展为攻击性行为，严重者会发展为报复冲动。报复是一种弱者所处情态的无能体现。不良情绪在报复中得到一种负价值的满足或快感。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对改变自己的处境多方谋求而无果时，往往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寻求报复。当具备身体、精神等方面的条件时，报负冲动就会付诸于实践。相对剥夺感、挫败感、不满等一系列不良情感如果被唤起，怨恨一旦被释放了出来，施暴者的挫败感会得到部分释放，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社会报复发泄的对象往往是不确定的、随机的、情绪化的，当边缘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藤五晓分析道：“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爆发，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拿南平杀人案中的郑民生来说，他曾在一家社区医院工作，无论在同事还是在病人眼里他都是个为人亲和、工作踏实细心的好医生。以至于听说他杀了那么多小孩后，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离郑民生所住小区不远的地方，至少还有两家小学，他为何舍近求远而选择了南平试验小学呢？因为试验小学是南平最好的小学，在这里上学的都是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他把这些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当作报复社会的目标，他报复的是有钱人，是有势力的官员。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他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虽然他职业生涯起点不错，工作积极努力，曾经是业务尖子，但个人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结构性失业、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房子、情感生活不顺利，他也试图改变这一系列的不顺，但因社会资本不足没能如愿。他把这些挫败归咎于社会，因具体事件的诱发而导致报复杀害无辜少年。
从表面上看，郑民生从人变成鬼的导火索是由于他曾受到社区医院领导的多次侮辱，在离开那家医院后求职四处碰壁而没了经济来源。在感情方面，他谈过好几个女朋友都没成，不外乎是因为他太穷，买不起房。生活逼迫他以极端的方式来解除他的人生困扰，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社会悲剧和家庭悲剧的深刻原因并非这么简单。郑民生们杀人事件折射出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普通民众的利益空间被挤压。另一方面是社会边缘群体因人力资本不足，参与社会生活、获取社会资源和生活资源的能力较弱，接受教育、追求成功、财富与个人幸福的机会越来越有限。由于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被淘汰，他们一般在经济上较为贫困，较快的经济发展与自己较低的经济收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通胀及高房价导致的生活成本提高，另一边是下岗、失业等导致的谋生能力下降，两头加压下，产生悲观厌世心理。 客观来看，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弱势群体可分为两类：功能性弱势群体和结构性弱势群体。功能性弱势群体是社会成员由于个体自身素质高低不等，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文化程度较低、职业技能缺失、年龄较大、残疾等原因造成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不足，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被淘汰，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结构性弱势群体主要因社会制度设置不合理，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公平参与社会竞争而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弱势人群一般在经济上较为贫困，并且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对弱势人群成因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社会病理学把贫困归结为他们的懒惰、不良习惯等。19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失业、贫困、疾病、不发展等现象同社会制度的不公平联系起来，认为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社会批判学派，把社会问题的出现归结为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不公平与不合理，某些社会成员因缺乏权力和竞争力而陷入困境。
在中国社会弱势人群中，农村弱势人口比例较大。中国社会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采取城乡分制。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多种维系“二元社会结构”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被牢牢地限制在农村、限制在土地上，众多的农村人口失去了公平参与社会竞争的基础，被人为因素置于弱势地位。城市化潮流成为激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转的驱动力，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离开家园带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来到了与自己原有生活环境不同的繁华都市。然而，面对严峻的城市就业竞争，人力资本欠缺的进城务工者（一般称为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竞争的能力严重不足，加之制度因素造成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机会不平等， 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十分艰难。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卑微，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多处在非正规就业状态，“非正规就业表现为职业风险大、低报酬无保险、临时性、不稳定、流动性和缺乏安全保证，劳动关系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和真空地带。”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脏、差、累、苦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职业卑微，收入水平较低，工作不稳定。因就业不充分，他们有时还会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社会地位较低。走出家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想通过努力奋斗过上好日子的善良愿望被城市的冷漠冻结、降温，面对不同的参照群体，他们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由于自身竞争能力不足，求职较为困难，如果遇上雇主克扣、盘剥和城市人的歧视时，挫败、失落、苦闷、沮丧等复杂情感会加剧内心的不平与怨愤。
体制转型使城市出现了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下岗人员增多，加之城市中孤老残幼等的存在，城市贫困问题也日渐突出。下岗、离岗、失业、半失业、退休人员构成了目前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些城市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同样不足，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也较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也不断被边缘化，产生心理失衡是较常见的现象。
三 、消解无名怨愤的思路与途径
关注社会底层成员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成长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正确引导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理倾向，使不良的心理冲动成为奋争向上的积极动力，通过有效途径提高边缘人群的个体人力资本，提升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改善其生存环境和际遇，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从制度上逐步取消一切不公正政策，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我国不少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存在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公平相关性很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制度、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是造成农村弱势群体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不公正待遇是弱势群体社会报复心理形成的原因之一， 二元机制下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尽快消解二元机制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切不公平制度，消除社会排斥，打破阻碍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竞争的壁垒，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环境，提高弱势人群的社会竞争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政府应从制度设置上提供保证，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各种制度设置。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日益加快，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引导农村人口向较小的、不太拥挤的城市迁移，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为城镇居民。”改革户籍制度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需要，中国社会将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二）优化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建立社会安全网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的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为重心，由此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面对较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已经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多种手段予以调整，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撑起一道安全网是解决问题的补救措施之一。最低保障政策的实施为城市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缓解了因贫困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会推向全社会，更多的社会成员会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各项福利，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需。如果弱势群体的诉求渠道畅通，他们的利益要求能够得到正常表达，相关部门如能给予及时回应，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其怨愤情绪就会得以宣泄，故意度减弱，攻击性冲动则会消解，报复冲动也会被控制，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无名怨愤产生的外部因素。
（三）加强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其社会参与和竞争能力
弱势群体人力资本不足是制约他们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对于改变社会弱者及其后代的贫困处境，其作用是根本性的。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是政府的职责，应从教育体制上，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社会弱势人群进行免费或低收费基础教育的制度，建立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教育经费投资上应适当倾斜。应创造条件引导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接受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了不少举措，既有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自身的教育政策，也有针对其后代的政策倾斜。例如，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政策，针对弱势群体子女的奖学金计划、助学贷款计划等。社会团体也出台了不少特别的助学计划，如共青团中央有资助贫困儿童完成国家义务教育的“希望工程”，全国妇联有资助贫困女童入学的“春蕾计划”，民间的“一对一”助学工程和“光彩项目”，其中力度较大的是近年来政府针对非农技能培训给予的资金支持，免费或补贴使更多的人收益，社会意义更大。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也会得到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也使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社会地位落差所导致的心理失衡，消解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发挥社区和组织功能，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
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短期内尚未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些城市新居民只能以“边缘人”的方式存在。尽管他们承担了城市生活运转的基础性工作，但他们往往是被政府部门遗忘的群体，甚至成为排斥的对象。这些城市社会中的弱者更希望得到城市社会在体制上的容纳，社区自治组织或民间组织作为化解城市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矛盾的缓冲机制，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生活上适当的关怀，特别是精神上予以安慰。诸多的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远离家乡、亲人挣扎在城市底层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孤独感得到缓解，贫穷得到帮助，他们的压抑、紧张感会化解；有了相关机构，他们求助有门，铤而走险的几率会下降，社会危害会降低。
四、 结语
弱势群体虽然是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现象，但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弱势群体问题比起任何时候更引人注目。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次大手笔，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是必然的。不管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还是出于对弱势群体本身的人道关怀，适时适度地关注社会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对保证社会良性运行有积极意义。“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型的社会，更谈不上是协调发展的社会……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合理的平衡。有了这种强弱合理的平衡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没有这种强弱合理的平衡，社会就难以保持稳定，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