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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片舆论的声讨中，清政府的新政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一些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纷纷参与其中，希望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境地。英敛之作为其中的代表，为了践行自己的曲线救国的理想，以《大公报》为舆论阵地，从清末新政的各个方面积极对其宣传造势和监督，也开始了自己在清末新政中的政治参与。
【关键词】报人英敛之 清末立宪政治参与
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对清末新政整个过程表现了很好的参与。在立宪运动从尚未发动之时到立宪运动的高潮期，在英氏主持下的《大公报》都积极地充当了民众的喉舌，为立宪时时刻刻努力着。这也反映了英敛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寓于办报活动中的曲线救国思想。
一、清末社会思潮与清末新政的产生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民权宣传盛极一时。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制度，鼓吹开民智、兴民权，所有这些又为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要求立宪法、设议院为起点的君主立宪思潮才逐步涌现出来。“清末立宪思潮起于下而应于上，上下结合而成澎湃发展之势，其广度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1901年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被迫推行包括整饬吏治、改良刑法、编练新军、设立警政、奖励实业、废科举兴学堂等内容的“新政”改革。
英敛之也是立宪人物，他对宪政积极倡导和支持，为“新政”张目。在立宪思潮的促进下，他也开始了自己在清末新政中的政治参与。
二、英敛之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
（一）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对英敛之的影响 英敛之1866年生于北京，卒于1926年，名华，字敛之，号安蹇，又号万松野人，满洲正红旗赫佳氏人。
青年时期的英敛之弃武从文，刻苦研习中国古代特别是以儒家代表的文化并深受其影响。同时，浸淫于清末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列强四逼，国家衰败的环境中，激起了他心中作为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的责任。光绪十八年秋，英敛之作秋日感怀、即事、孤鹤、题南丰集示友等诗四首，表明其“叹息国事不振，自己虽有壮志，但落落寡合，未能见用”。正如英敛之之孙——英若减先生在《纪念我的祖父英敛之——写在<大公报>创刊100周年》称，英敛之有一种“对史籍上忠臣侠士倾慕不己；对以奸误国，贪暴虐民，深恶痛绝”的性格。
（二）维新思想对英敛之的影响——赞同变法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员，英敛之也逃不过这样的思想苑囿。深受维新变法的影响，读了很多关于变法的书籍，涉猎了许多西方的学术，也很赞成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思想。他在1898年4月著《论兴利必先除弊》一文，称：“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1898年9月戊戌变法被镇压后，为了躲避政治上的风波，在外漂泊的英敛之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外国侵略势力和各级官吏对贫苦大众的压迫。“如果此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强国的船坚炮利之下，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东西方在器的层面上的差距，那么这次败于东邻日本直接引发了中国人对于道层面的强烈反省和思考，于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浪潮一時兴起……”
同时他继续阅读维新变法的书籍，坚定了他变法思想，特别是君主立宪思想。
三、寓政治参与于办报活动
在教友柴天宠对英敛之办报的直接影响下，《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与清政府新政不期而遇。因此一开始就卷进了这个历史潮流之中，作为北方的一大报业重镇，它对新政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尤其是以英敛之为代表的《大公报》人对宪政的倡导、支持和监督。
（一）英敛之对报纸作用的认识
要想了解为什么英敛之会寓自己的政治报负于办报活动，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英敛之对报纸这种对于当时来说是新兴媒体的认识。关于报纸的作用，英敛之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说报”的论说，指出报纸的天职“一为国民的向导，二为政府的监督”。英敛之还在《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中申明：“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也”。
从英敛之对于报纸的作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英敛之还是保持着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他的这种情怀不是表现在他对政治的干预，而是体现在对一种新式媒体的建设中的。他可以通过报纸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可以策划选题来隐约表现其思想，从而鼓动大众、监督政府，很好地开启了报纸文人论政的风气。
（二）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与立宪舆论
1、英敛之倡导立宪，为立宪造势
新政之前，由于英敛之本人也倾向于立宪，他利用报刊来为立宪做了很多蓄势。在立宪运动尚未发动之时，就大声积极疾呼非立宪不足以保国，大力宣扬立宪的种种好处。同时他自己也写了文章阐述自己立宪主张。
2、英敛之如何宣传立宪舆论
（1）理论上的宣传
为了让这个古老国家的人相信君主立宪，英敛之可谓是花了一番心血的。他一方面自己结合当时时事和实际撰文申述中国走君主立宪的合理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又把报纸当作是立宪运动大讨论的舆论阵地，通过“议程设置”的方法吸引很多社会人士的来稿，借以倡导立宪。
首先《大公报》从本国家的角度出发，指出了需要立宪的原因，第一，当时的新政不是解决国内形势的治本之策，徒有虚名。第二，国家富强必须开民智，而民智之开，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其次，《大公报》从历史的发展潮流来审时度势，认为当今世界是专制立宪两体嬗变的时代。
同时他自己也笔耕不辍，不断写文章支持立宪。如1903年的11月3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了《论宪政之要素》一文，极力强调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的必要，而学立宪的标榜就是德国和日本。
《大公报》还利用征文活动来为表明其政治取向。1905年3月，《大公报》举办了千号征文活动，其征文题目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若亡是无地理说”；与此同时，《大公报》一方面还继续利用有奖征文形式宣传立宪思想。例如1908年1月，《大公报》举办二千号纪念征文活动，此时的《大公报》更加注重倾向性，提出了“实行立宪政体如何”等问题。1910年11月，《大公报》举行三千号征文活动，再次围绕君主立宪这一主题展开。在此后，1911年11月、12月等，都展开了征文活动来利用读者的笔献立宪的佛。 （2）“预备立宪”诏令的颁布
1906年9月1日，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清政府终于发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令。《大公报》迅速跟进，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以宣传立宪。9月29日，刊出《立宪问答》一文，详尽地阐述了立宪的理论。与此同时，英敛之还写了白话文章来向普通民众宣传君主立宪的思想。此外，《大公報》还先后刊发了多篇文章，向国人宣传立宪精神，解释立宪内涵，以激发其参政意识和民主觉悟。
（3）践行对立宪运动的监督
但是，作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做的不仅仅单向地向民众普及君主立宪思想。更主要的是《大公报》在君主立宪的实行上，很好地监督了清政府。
自从1901年清政府最早开始其“立宪”时，《大公报》就对整个运动做“跟踪”与监督，同时也同运动一开始的假“立宪”作批判。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的上谕，其实只是一场假变法。针对这个所谓的“变法”，《大公报》一方面呼吁祛除封建专制，一方面对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做痛斥。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五大臣出洋考查。该报对此提出质疑“虽诸公携有译才，其果为学贯中西，识超众人否，恐难见信于国人也。”1907年1月，该报发表了一些论更改官制的征文，对其表示失望。
总之，如南开大学王先明先生《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中归纳的一样，“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支持者和监督者”。
四、曲线救国理想的破灭
上个世纪初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剧变时期。在思想界、文化界等等都有大的变动，英敛之固守着其君主立宪的思想代表着那个时代一种救国路线。他反对革命，反对封建专制，更反对立宪派与革命党的互相倾轧。其立场如《大公报》出版弁言中所表白的那样“尽假（政府）守死不变，则吾亦不能如寒蝉之无声，膜（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即所谓公也；但又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徒沾沾于一人之恩怨，无端而雍容揄扬，无端而锻炼周内，此即所谓‘大公’也。”可是，尽管有各阶层人们的积极参与，“清末政治变革并未完全达到报刊立宪动员的政治目标。”最终清政府还是免不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结局，在清末的新政垮台之后，英敛之也逐渐退出《大公报》的事务。
结语
虽然最后，时代选择了革命，但是不能说英敛之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今天看来，他的很多想法是相当合理的。或许他没有彻底解决如何让中国这样长久沉溺于专制社会中的国家走向民主，没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来化解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终为尘埃。
【关键词】报人英敛之 清末立宪政治参与
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对清末新政整个过程表现了很好的参与。在立宪运动从尚未发动之时到立宪运动的高潮期，在英氏主持下的《大公报》都积极地充当了民众的喉舌，为立宪时时刻刻努力着。这也反映了英敛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寓于办报活动中的曲线救国思想。
一、清末社会思潮与清末新政的产生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民权宣传盛极一时。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制度，鼓吹开民智、兴民权，所有这些又为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要求立宪法、设议院为起点的君主立宪思潮才逐步涌现出来。“清末立宪思潮起于下而应于上，上下结合而成澎湃发展之势，其广度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1901年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被迫推行包括整饬吏治、改良刑法、编练新军、设立警政、奖励实业、废科举兴学堂等内容的“新政”改革。
英敛之也是立宪人物，他对宪政积极倡导和支持，为“新政”张目。在立宪思潮的促进下，他也开始了自己在清末新政中的政治参与。
二、英敛之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
（一）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对英敛之的影响 英敛之1866年生于北京，卒于1926年，名华，字敛之，号安蹇，又号万松野人，满洲正红旗赫佳氏人。
青年时期的英敛之弃武从文，刻苦研习中国古代特别是以儒家代表的文化并深受其影响。同时，浸淫于清末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列强四逼，国家衰败的环境中，激起了他心中作为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的责任。光绪十八年秋，英敛之作秋日感怀、即事、孤鹤、题南丰集示友等诗四首，表明其“叹息国事不振，自己虽有壮志，但落落寡合，未能见用”。正如英敛之之孙——英若减先生在《纪念我的祖父英敛之——写在<大公报>创刊100周年》称，英敛之有一种“对史籍上忠臣侠士倾慕不己；对以奸误国，贪暴虐民，深恶痛绝”的性格。
（二）维新思想对英敛之的影响——赞同变法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员，英敛之也逃不过这样的思想苑囿。深受维新变法的影响，读了很多关于变法的书籍，涉猎了许多西方的学术，也很赞成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思想。他在1898年4月著《论兴利必先除弊》一文，称：“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1898年9月戊戌变法被镇压后，为了躲避政治上的风波，在外漂泊的英敛之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外国侵略势力和各级官吏对贫苦大众的压迫。“如果此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强国的船坚炮利之下，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东西方在器的层面上的差距，那么这次败于东邻日本直接引发了中国人对于道层面的强烈反省和思考，于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浪潮一時兴起……”
同时他继续阅读维新变法的书籍，坚定了他变法思想，特别是君主立宪思想。
三、寓政治参与于办报活动
在教友柴天宠对英敛之办报的直接影响下，《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与清政府新政不期而遇。因此一开始就卷进了这个历史潮流之中，作为北方的一大报业重镇，它对新政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尤其是以英敛之为代表的《大公报》人对宪政的倡导、支持和监督。
（一）英敛之对报纸作用的认识
要想了解为什么英敛之会寓自己的政治报负于办报活动，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英敛之对报纸这种对于当时来说是新兴媒体的认识。关于报纸的作用，英敛之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说报”的论说，指出报纸的天职“一为国民的向导，二为政府的监督”。英敛之还在《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中申明：“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也”。
从英敛之对于报纸的作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英敛之还是保持着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他的这种情怀不是表现在他对政治的干预，而是体现在对一种新式媒体的建设中的。他可以通过报纸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可以策划选题来隐约表现其思想，从而鼓动大众、监督政府，很好地开启了报纸文人论政的风气。
（二）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与立宪舆论
1、英敛之倡导立宪，为立宪造势
新政之前，由于英敛之本人也倾向于立宪，他利用报刊来为立宪做了很多蓄势。在立宪运动尚未发动之时，就大声积极疾呼非立宪不足以保国，大力宣扬立宪的种种好处。同时他自己也写了文章阐述自己立宪主张。
2、英敛之如何宣传立宪舆论
（1）理论上的宣传
为了让这个古老国家的人相信君主立宪，英敛之可谓是花了一番心血的。他一方面自己结合当时时事和实际撰文申述中国走君主立宪的合理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又把报纸当作是立宪运动大讨论的舆论阵地，通过“议程设置”的方法吸引很多社会人士的来稿，借以倡导立宪。
首先《大公报》从本国家的角度出发，指出了需要立宪的原因，第一，当时的新政不是解决国内形势的治本之策，徒有虚名。第二，国家富强必须开民智，而民智之开，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其次，《大公报》从历史的发展潮流来审时度势，认为当今世界是专制立宪两体嬗变的时代。
同时他自己也笔耕不辍，不断写文章支持立宪。如1903年的11月3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了《论宪政之要素》一文，极力强调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的必要，而学立宪的标榜就是德国和日本。
《大公报》还利用征文活动来为表明其政治取向。1905年3月，《大公报》举办了千号征文活动，其征文题目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若亡是无地理说”；与此同时，《大公报》一方面还继续利用有奖征文形式宣传立宪思想。例如1908年1月，《大公报》举办二千号纪念征文活动，此时的《大公报》更加注重倾向性，提出了“实行立宪政体如何”等问题。1910年11月，《大公报》举行三千号征文活动，再次围绕君主立宪这一主题展开。在此后，1911年11月、12月等，都展开了征文活动来利用读者的笔献立宪的佛。 （2）“预备立宪”诏令的颁布
1906年9月1日，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清政府终于发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令。《大公报》迅速跟进，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以宣传立宪。9月29日，刊出《立宪问答》一文，详尽地阐述了立宪的理论。与此同时，英敛之还写了白话文章来向普通民众宣传君主立宪的思想。此外，《大公報》还先后刊发了多篇文章，向国人宣传立宪精神，解释立宪内涵，以激发其参政意识和民主觉悟。
（3）践行对立宪运动的监督
但是，作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做的不仅仅单向地向民众普及君主立宪思想。更主要的是《大公报》在君主立宪的实行上，很好地监督了清政府。
自从1901年清政府最早开始其“立宪”时，《大公报》就对整个运动做“跟踪”与监督，同时也同运动一开始的假“立宪”作批判。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的上谕，其实只是一场假变法。针对这个所谓的“变法”，《大公报》一方面呼吁祛除封建专制，一方面对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做痛斥。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五大臣出洋考查。该报对此提出质疑“虽诸公携有译才，其果为学贯中西，识超众人否，恐难见信于国人也。”1907年1月，该报发表了一些论更改官制的征文，对其表示失望。
总之，如南开大学王先明先生《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中归纳的一样，“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支持者和监督者”。
四、曲线救国理想的破灭
上个世纪初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剧变时期。在思想界、文化界等等都有大的变动，英敛之固守着其君主立宪的思想代表着那个时代一种救国路线。他反对革命，反对封建专制，更反对立宪派与革命党的互相倾轧。其立场如《大公报》出版弁言中所表白的那样“尽假（政府）守死不变，则吾亦不能如寒蝉之无声，膜（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即所谓公也；但又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徒沾沾于一人之恩怨，无端而雍容揄扬，无端而锻炼周内，此即所谓‘大公’也。”可是，尽管有各阶层人们的积极参与，“清末政治变革并未完全达到报刊立宪动员的政治目标。”最终清政府还是免不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结局，在清末的新政垮台之后，英敛之也逐渐退出《大公报》的事务。
结语
虽然最后，时代选择了革命，但是不能说英敛之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今天看来，他的很多想法是相当合理的。或许他没有彻底解决如何让中国这样长久沉溺于专制社会中的国家走向民主，没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来化解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终为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