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商报刊发了西安几十所小学老师发券让学生看电影，每人60元还要完成作业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60元的亲子票价，加上在有些电影院，还有人专门负责在各个学校的名字下方写“正”字来统计人数，使很多人产生了自然的联想：学校与相关社会机构之间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约定，是否有利益输送现象？这些问题迄今悬而未决。
　　尽管当地教育局表现出非常专业的媒体素养，在事件见报的隔日就出来澄清，声称部分学校是让班主任采取自愿原则向学生发放观影优惠券，他们否认存在利益输送问题。但这似乎无法解释一个基于“自愿原则”的赠券行为，为什么会附加上让学生观看完毕后写影评这样的作业要求。更为关键的是，教师理应非常明晰地意识到，由自己发出的作业要求，在学生那里，并进一步延伸到家长那里，具有强烈的引导性甚至隐含着一种不得不做的逼迫意味。
　　一段时间以来，各类社会媒体对教育、对学校诸多问题的聚焦式报道，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学校教育和教师的社会形象。呼吁媒体的“教育责任”，以便尽力为教育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富有正能量的舆论环境，这固然是重建教师形象、重建对教育信任的关键之一，但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所谓“本立而道生”，解决问题的务本之举，应该是让学校领导者与教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权力边界。家长把孩子，尤其是年幼的儿童送入学校接受教育，不仅是心怀对教育能够带给孩子美好前景的期待，更重要的是，这里蕴含着一种沉甸甸的托付。如果教师能够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这份托付的重量，如果教师能够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立场，尝试着以自己将孩子托付给他人的心情来体会自己所接受的托付，如果学校能够真的秉持教育“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简单道理，而不是以“教育”之名将思与行僭越到教育之外，那我们的学校教育将变得简单、纯粹许多。说到底，在一个信任危机向各个领域日益蔓延的背景下，学校、教师不仅不应该主动去“蹚浑水”，更应该主动避免把自己置于瓜田李下的境况。在很多时候，“清者自清”是一个非常苍白的辩护。
　　引申开去，这个新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引导学校、教师，甚至教育行政部门严肃而理性地思考政策、规定、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部电影，牵出顽疾，若能举一反三治病救人，未尝不可谓功莫大焉！
　　
　　责任编辑/孙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