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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历史离不开各种社会要素的变化，这些要素的任何变化都有人的思维创造参与。把唯物主义原则落实到历史观之中，是对唯物主义者的重大挑战。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唯物主义者都找不到唯物主义和思维创造这一被长期视为唯心主义生动体现的要素的结合点，因而一旦涉足历史，立即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劳动实践活动中看到了二者的结合，形成一种人、自然界、人类社会在实践基础上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大唯物史观。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历程中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劳动实践；唯物史观；思维创造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12-06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内容，但是在相关研究中，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它的基本观点的阐述和运用上，对它的形成过程注意不够。这一不足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影响了我们对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解。坦率地说，由于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研究不足，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抓住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又使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进而导致我们很难真正认识马克思对人类哲学思想做出的贡献。“回到马克思”是我国哲学家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拂去沉积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上的历史尘埃。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和他创建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做一番简要考察。
一、仅仅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不足以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直都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这一认识的依据，是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人们把马克思在该序言中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用生产力发展解释社会革命的论述，看作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把马克思的结论性意见——“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2当作对唯物史观本质特征的概括。与此相应，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成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运用这些概念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的阐述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些概念和这一思想的提出则成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实际上，这一认识是不能成立的。[2]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想，马克思早在1843年已经基本形成，但直到1844年初也没有摆脱唯心史观。[3]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3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如果把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作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这部著作就应当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马克思只是认识到应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研究市民社会，而这一研究尚未真正开始。在1844年初发表的这部著作的导言中，马克思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9-10
马克思要用物质力量、武器的批判，摧毁物质力量，相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用哲学批判改变世界的主张，这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体现。但这只是从一般世界观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这一说法以为依靠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力量就能改变世界，体现的至多是阶级斗争决定论，而阶级斗争决定论不是唯物史观。此外，马克思认为只要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就是“绝对命令”，这种观点更是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
可见，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唯物史观的形成标志。为什么？因为这一认识没有涉及社会存在的由来，还没有形成对社会存在由来问题的唯物主义回答，因而不可能撼动唯心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统治地位。首先，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是人按照大脑关于工具的创造性设计，依靠意志的力量制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归根到底是思维、意识的产物。这是历史事实，谁都不能否认。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也即生产成为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后，这一事实看得更为清楚。其次，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但是任何关系，不论是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领域人与人的政治法律关系、思想观念关系，本身不是物质存在，不会包含在生产力之中，被我们的意识所反映。无一例外，它们的产生离不开思维的创造。既然先进生产工具、适应先进生产工具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存在本身，都是思维的创造物，怎么能说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不同程度地得出类似的结论。普列汉诺夫出版于1895年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对唯物史观形成史做了深入考察。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有许多人接近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在继续前进时都从这一思想滑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例如： 假如梯葉里、米涅及基佐都指出了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那么，圣西门首先异常鲜明地阐明了新欧洲这些关系的历史，并继续前进，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按他的意思，……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的目的。……
可以设想，这些观点的逻辑的发展应该引导圣西门得到这样的结论，即生产的规律实质上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这些规律应该成为企图预见将来的思想家的任务。……
为着生产，必需劳动工具。这些工具不是由自然以现成的形式给予的，它们是由人们发明的。发明，甚至简单的使用某一工具，需要在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因此，“产业”的发展乃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所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亦是完全地支配着世界。……在他那里，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4]
圣西门最终用人的天性解释智慧和知识的发展：儿童、青年、成年是人的个体发育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上他的理性都有相应的发展；个体发育是理解系统发育的钥匙，因此社会理性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历史要以人类的天性的自然演进来解释。[4]21-31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地说明人的知识、智慧是如何发展的。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观点是：“人在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4]114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依据是《资本论》中的一句话：“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3]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才是唯物史观的可靠基础。
普列汉诺夫的思维逻辑无懈可击。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不是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获得。关键是如何对制造工具能力的发展，对思维的创造活动，一句话，对社会存在本身，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这才是最困难的。
二、劳动实践概念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超越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出唯心主义泥淖。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张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从这样的世界观出发观察社会历史，很容易得出结论：环境决定人，人是环境的产物。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也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强调人是社会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唯物主义，但没有看到历史，既看不到社会历史，也看不到人的历史，虽然看到的是唯物主义，但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决定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6]500就是说，这种唯物主义为了说明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不得不假定一部分天才人物凌驾于社会之上，有能力改变环境和教育，被他们改变了的环境和教育又会改变广大民众，随之则是社会发生改变，有所前进。这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唯心主义。
如前面所说，我们可以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法律关系等等的社会存在，都是人设计出来的，它们的改变、进步取决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与进步。历史是变化的累积，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于是，唯物主义者陷入两难之中：或者不谈历史，只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时他是唯物主义者；或者涉足历史问题，但由于历史基于变化，社会领域的任何变化都与思维创造有关，因此这时他又成为唯心主义者。简言之，不谈历史，他是唯物主义者；一谈历史，他立即陷入唯心主义。环境决定人，体现唯物主义；人决定环境，体现唯心主义。这成了唯物主义者的最大困难。究竟谁决定谁？旧唯物主义者找不到答案。因此，能不能把思维的创造性，即唯心主义因素，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就成为能不能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键。
马克思之所以能摆脱在他之前的唯物主义者的宿命，创造唯物主义历史观，关键就在于他走出了上述两难困境。
马克思曾说：我的观点“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6]209此话说于1844年，在当时的语境中，唯物主义被认为以强调人的受动性为特征，反之唯心主义的特征是强调人的能动性。怎样实现它们的结合？马克思认为，途径是劳动实践活动。紧接着前面批评旧唯物主义只知道环境决定人，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改变的之后，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他认为，劳动实践活动把环境改变人和人改变环境结合起来了。
这与他对人的深刻认识有关。他说：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209
在实践活动中，人发动实践活动的动机、制造工具和设计实践方案的思维创造、坚持把实践活动进行到底的意志，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属于唯心主义因素，唯心主义世界观就产生于对这些因素的夸大；人本身是物质的、肉体的，制造工具的材料以及制造时运用的客观规律，实践对象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表明人是不自由的，有受动性，属于唯物主义因素，强调人的受动性是唯物主义的特点。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也就是说实践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环境的改变，同时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被改变的环境要反过来改变人，因而实践活动又是人的自我改变。这里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唯心主义因素，是二者的结合。 以上所说就是历史：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环境和人自身的不断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累积形成了历史。
仅仅讲到这里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只解释了历史，即说明了为什么会有环境和人的改变，还没有说明历史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实践活动既是历史的根源，也是它与唯物主义一致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同时也高度肯定唯心主义的积极作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公认为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枢纽，这个文献从头到尾是对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批判。其第一条第一句话就着重批判费尔巴哈只强调人的受动性，看不到人的能动性，接着又对唯心主义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予以赞扬。那么马克思赞扬唯心主义，与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如何又统一呢？马克思认为，这种统一就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500
实践方案是人制定的，实践活动的完成离不开意志的作用，但是，实践活动既有可能取得成功，也即实际地把人的思维创造成果变为现实，说明思维创造符合了客观规律；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失败，说明思维创造只是胡思乱想，违背了客观规律，因而没有现实性，不具备改造现实的力量。就是说，实践是对思维创造与客观规律是否一致的检验，实践的成功是对二者一致的证明。
从这样的角度看，人设计新的劳动工具、实践方案、各種各样的社会制度时的思维创造，但只是在以思维创造的方式认识客观规律。人可以设计出无数方案，只有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那一种方案才有现实性、此岸性，变为现实被保留下来。“反映论”没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证实。思维创造仅仅是人反映客观世界的具体方法。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重视人的受动性，也强调人的能动性，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受动性与能动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只是实践活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实践概念是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的超越。
实现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因素的结合，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看不到劳动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历史就成为思维的自由创造，这与事实不符，也摆脱不了历史唯心主义；看不到劳动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就无法解释生产力和各种社会关系何以有变化、有历史，同时一旦涉足历史，就立即沦为历史的唯心主义；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概念，把唯心主义因素和唯物主义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揭示历史的动力机制并对它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能动性和受动性是实践活动的要素，一旦脱离实践活动，二者的联系不复存在。旧唯物主义片面夸大人的受动性，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人的能动性，双方几千年来争论不休。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克服了两种因素的对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创建了唯物史观，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处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历史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马克思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历史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不是相反，解剖市民社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始，也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第一步，这一过程的完成是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最初表述。在这里，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用人与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对社会存在做了解释。他指出：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544-545
还有一处表述与此非常相似：“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6]540这里所说的环境，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包括生产力、资金，也包括劳动生产的物质结果，即劳动产品和被人改变了的自然界，还包括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所谓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既有生产关系，也有人与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等方面的关系，总而言之即人的社会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劳动产品、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马克思概括为人的“环境”，其中包含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存在。马克思曾经这样批评费尔巴哈：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6]528
可见，属于环境概念的还有被人的劳动活动改造过了的自然界，包括劳动产品。
这样，马克思的历史观，其特点是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它们的发展：人在劳动活动中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反过来改变人。这样的历史观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相比，有三点重要不同。 第一是大。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只是社会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实际上还包括人和自然界，其涵盖范围要比通常所说唯物史观大得多。涵盖范围大不是马克思的刻意追求，而是因为离开人的作用无以解释环境的变化，同样离开环境的变化不能解释人的变化，而环境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人、自然界、社会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不可能单独考察。马克思曾经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516
第二是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如前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具体机制，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无能为力的。马克思说历史就是人的世代更替，每一代人从前辈手中继承了由前辈创造的环境，即生产力、资金、社会关系、文化教育，等等，这样的环境决定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又在自己的实践中使环境发生变化，后代从他手中继承的是与前辈留给他的环境不同的新环境，新环境使得后一代人也变得与这一代人有所不同。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就是历史，就是人、自然界、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劳动实践活动是马克思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它是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因素的结合，这使得它与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了重大区别。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一味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在世界观上看不到人的能动性、主体性的作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热衷于照搬已有经验，套用某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把它教条化。极大地危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教条主义就与这种方法论有关。劳动实践辩证法把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结合在一起，一事当前鼓励大胆实践，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实践中摸索，寻找客观规律。毛泽东、邓小平完成的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实践，是对劳动实践辩证法真理性的充分证明。
第三是把人的发展纳入历史观之中。把人的发展纳入历史观，意义重大。首先，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的发展发端于人的創新，创新的前提是人本身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思想的核心是探寻人的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他们没有历史癖，之所以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历史感兴趣，唯一原因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发展规律就在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规律之中，离开对历史的研究不可能发现人的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王国，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不讲人的发展，历史观就没有灵魂，就没有任何价值因素，因而它也就绝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观。
对自己在劳动实践基础上建立的历史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有一个简要的说明：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544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样的表述形式说明，上面这段话是马克思对自己历史观的自觉阐述。我们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得到充分肯定，与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的不同之处是，它把直接生活方式的物质生产，也即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全部历史观的基础。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包含在上面表述的大唯物史观之中。上面的论述还不是马克思对大唯物史观思想的全面阐述，但是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它最重要的思想，即把劳动实践作为历史的基础，还是表述得非常明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安启念.唯物史观思想两次重要表述比较研究[J].学术月刊，2013，（6）.
[3]刘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提出与确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4][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1961.
[5]马克思.资本论（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关键词]劳动实践；唯物史观；思维创造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12-06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内容，但是在相关研究中，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它的基本观点的阐述和运用上，对它的形成过程注意不够。这一不足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影响了我们对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解。坦率地说，由于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研究不足，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抓住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又使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进而导致我们很难真正认识马克思对人类哲学思想做出的贡献。“回到马克思”是我国哲学家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拂去沉积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上的历史尘埃。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和他创建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做一番简要考察。
一、仅仅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不足以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直都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这一认识的依据，是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人们把马克思在该序言中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用生产力发展解释社会革命的论述，看作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把马克思的结论性意见——“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2当作对唯物史观本质特征的概括。与此相应，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成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运用这些概念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的阐述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些概念和这一思想的提出则成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实际上，这一认识是不能成立的。[2]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想，马克思早在1843年已经基本形成，但直到1844年初也没有摆脱唯心史观。[3]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3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如果把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作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这部著作就应当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马克思只是认识到应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研究市民社会，而这一研究尚未真正开始。在1844年初发表的这部著作的导言中，马克思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9-10
马克思要用物质力量、武器的批判，摧毁物质力量，相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用哲学批判改变世界的主张，这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体现。但这只是从一般世界观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这一说法以为依靠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力量就能改变世界，体现的至多是阶级斗争决定论，而阶级斗争决定论不是唯物史观。此外，马克思认为只要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就是“绝对命令”，这种观点更是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
可见，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唯物史观的形成标志。为什么？因为这一认识没有涉及社会存在的由来，还没有形成对社会存在由来问题的唯物主义回答，因而不可能撼动唯心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统治地位。首先，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是人按照大脑关于工具的创造性设计，依靠意志的力量制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归根到底是思维、意识的产物。这是历史事实，谁都不能否认。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也即生产成为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后，这一事实看得更为清楚。其次，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但是任何关系，不论是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领域人与人的政治法律关系、思想观念关系，本身不是物质存在，不会包含在生产力之中，被我们的意识所反映。无一例外，它们的产生离不开思维的创造。既然先进生产工具、适应先进生产工具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存在本身，都是思维的创造物，怎么能说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不同程度地得出类似的结论。普列汉诺夫出版于1895年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对唯物史观形成史做了深入考察。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有许多人接近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在继续前进时都从这一思想滑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例如： 假如梯葉里、米涅及基佐都指出了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那么，圣西门首先异常鲜明地阐明了新欧洲这些关系的历史，并继续前进，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按他的意思，……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的目的。……
可以设想，这些观点的逻辑的发展应该引导圣西门得到这样的结论，即生产的规律实质上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这些规律应该成为企图预见将来的思想家的任务。……
为着生产，必需劳动工具。这些工具不是由自然以现成的形式给予的，它们是由人们发明的。发明，甚至简单的使用某一工具，需要在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因此，“产业”的发展乃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所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亦是完全地支配着世界。……在他那里，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4]
圣西门最终用人的天性解释智慧和知识的发展：儿童、青年、成年是人的个体发育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上他的理性都有相应的发展；个体发育是理解系统发育的钥匙，因此社会理性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历史要以人类的天性的自然演进来解释。[4]21-31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地说明人的知识、智慧是如何发展的。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观点是：“人在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4]114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依据是《资本论》中的一句话：“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3]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才是唯物史观的可靠基础。
普列汉诺夫的思维逻辑无懈可击。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不是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获得。关键是如何对制造工具能力的发展，对思维的创造活动，一句话，对社会存在本身，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这才是最困难的。
二、劳动实践概念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超越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出唯心主义泥淖。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张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从这样的世界观出发观察社会历史，很容易得出结论：环境决定人，人是环境的产物。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也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强调人是社会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唯物主义，但没有看到历史，既看不到社会历史，也看不到人的历史，虽然看到的是唯物主义，但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决定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6]500就是说，这种唯物主义为了说明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不得不假定一部分天才人物凌驾于社会之上，有能力改变环境和教育，被他们改变了的环境和教育又会改变广大民众，随之则是社会发生改变，有所前进。这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唯心主义。
如前面所说，我们可以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法律关系等等的社会存在，都是人设计出来的，它们的改变、进步取决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与进步。历史是变化的累积，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于是，唯物主义者陷入两难之中：或者不谈历史，只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时他是唯物主义者；或者涉足历史问题，但由于历史基于变化，社会领域的任何变化都与思维创造有关，因此这时他又成为唯心主义者。简言之，不谈历史，他是唯物主义者；一谈历史，他立即陷入唯心主义。环境决定人，体现唯物主义；人决定环境，体现唯心主义。这成了唯物主义者的最大困难。究竟谁决定谁？旧唯物主义者找不到答案。因此，能不能把思维的创造性，即唯心主义因素，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就成为能不能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键。
马克思之所以能摆脱在他之前的唯物主义者的宿命，创造唯物主义历史观，关键就在于他走出了上述两难困境。
马克思曾说：我的观点“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6]209此话说于1844年，在当时的语境中，唯物主义被认为以强调人的受动性为特征，反之唯心主义的特征是强调人的能动性。怎样实现它们的结合？马克思认为，途径是劳动实践活动。紧接着前面批评旧唯物主义只知道环境决定人，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改变的之后，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他认为，劳动实践活动把环境改变人和人改变环境结合起来了。
这与他对人的深刻认识有关。他说：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209
在实践活动中，人发动实践活动的动机、制造工具和设计实践方案的思维创造、坚持把实践活动进行到底的意志，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属于唯心主义因素，唯心主义世界观就产生于对这些因素的夸大；人本身是物质的、肉体的，制造工具的材料以及制造时运用的客观规律，实践对象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表明人是不自由的，有受动性，属于唯物主义因素，强调人的受动性是唯物主义的特点。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也就是说实践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环境的改变，同时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被改变的环境要反过来改变人，因而实践活动又是人的自我改变。这里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唯心主义因素，是二者的结合。 以上所说就是历史：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环境和人自身的不断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累积形成了历史。
仅仅讲到这里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只解释了历史，即说明了为什么会有环境和人的改变，还没有说明历史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实践活动既是历史的根源，也是它与唯物主义一致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同时也高度肯定唯心主义的积极作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公认为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枢纽，这个文献从头到尾是对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批判。其第一条第一句话就着重批判费尔巴哈只强调人的受动性，看不到人的能动性，接着又对唯心主义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予以赞扬。那么马克思赞扬唯心主义，与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如何又统一呢？马克思认为，这种统一就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500
实践方案是人制定的，实践活动的完成离不开意志的作用，但是，实践活动既有可能取得成功，也即实际地把人的思维创造成果变为现实，说明思维创造符合了客观规律；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失败，说明思维创造只是胡思乱想，违背了客观规律，因而没有现实性，不具备改造现实的力量。就是说，实践是对思维创造与客观规律是否一致的检验，实践的成功是对二者一致的证明。
从这样的角度看，人设计新的劳动工具、实践方案、各種各样的社会制度时的思维创造，但只是在以思维创造的方式认识客观规律。人可以设计出无数方案，只有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那一种方案才有现实性、此岸性，变为现实被保留下来。“反映论”没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证实。思维创造仅仅是人反映客观世界的具体方法。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重视人的受动性，也强调人的能动性，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受动性与能动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只是实践活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实践概念是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的超越。
实现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因素的结合，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看不到劳动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历史就成为思维的自由创造，这与事实不符，也摆脱不了历史唯心主义；看不到劳动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就无法解释生产力和各种社会关系何以有变化、有历史，同时一旦涉足历史，就立即沦为历史的唯心主义；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概念，把唯心主义因素和唯物主义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揭示历史的动力机制并对它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能动性和受动性是实践活动的要素，一旦脱离实践活动，二者的联系不复存在。旧唯物主义片面夸大人的受动性，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人的能动性，双方几千年来争论不休。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克服了两种因素的对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创建了唯物史观，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处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历史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马克思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历史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不是相反，解剖市民社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始，也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第一步，这一过程的完成是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最初表述。在这里，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用人与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对社会存在做了解释。他指出：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544-545
还有一处表述与此非常相似：“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6]540这里所说的环境，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包括生产力、资金，也包括劳动生产的物质结果，即劳动产品和被人改变了的自然界，还包括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所谓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既有生产关系，也有人与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等方面的关系，总而言之即人的社会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劳动产品、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马克思概括为人的“环境”，其中包含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存在。马克思曾经这样批评费尔巴哈：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6]528
可见，属于环境概念的还有被人的劳动活动改造过了的自然界，包括劳动产品。
这样，马克思的历史观，其特点是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它们的发展：人在劳动活动中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反过来改变人。这样的历史观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相比，有三点重要不同。 第一是大。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只是社会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实际上还包括人和自然界，其涵盖范围要比通常所说唯物史观大得多。涵盖范围大不是马克思的刻意追求，而是因为离开人的作用无以解释环境的变化，同样离开环境的变化不能解释人的变化，而环境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人、自然界、社会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不可能单独考察。马克思曾经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516
第二是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如前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具体机制，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无能为力的。马克思说历史就是人的世代更替，每一代人从前辈手中继承了由前辈创造的环境，即生产力、资金、社会关系、文化教育，等等，这样的环境决定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又在自己的实践中使环境发生变化，后代从他手中继承的是与前辈留给他的环境不同的新环境，新环境使得后一代人也变得与这一代人有所不同。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就是历史，就是人、自然界、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劳动实践活动是马克思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它是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因素的结合，这使得它与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了重大区别。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一味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在世界观上看不到人的能动性、主体性的作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热衷于照搬已有经验，套用某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把它教条化。极大地危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教条主义就与这种方法论有关。劳动实践辩证法把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结合在一起，一事当前鼓励大胆实践，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实践中摸索，寻找客观规律。毛泽东、邓小平完成的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实践，是对劳动实践辩证法真理性的充分证明。
第三是把人的发展纳入历史观之中。把人的发展纳入历史观，意义重大。首先，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的发展发端于人的創新，创新的前提是人本身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思想的核心是探寻人的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他们没有历史癖，之所以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历史感兴趣，唯一原因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发展规律就在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规律之中，离开对历史的研究不可能发现人的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王国，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不讲人的发展，历史观就没有灵魂，就没有任何价值因素，因而它也就绝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观。
对自己在劳动实践基础上建立的历史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有一个简要的说明：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544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样的表述形式说明，上面这段话是马克思对自己历史观的自觉阐述。我们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得到充分肯定，与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的不同之处是，它把直接生活方式的物质生产，也即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全部历史观的基础。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包含在上面表述的大唯物史观之中。上面的论述还不是马克思对大唯物史观思想的全面阐述，但是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它最重要的思想，即把劳动实践作为历史的基础，还是表述得非常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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