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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为个案来分析林氏用英语写作的真实性质，得出林氏既是在创作也是在作一种特殊性质的翻译活动——“文化变译”，并通过林氏的“文化变译”活动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
关键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文化变译；忠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61-02
作为20世纪学贯中西的大文豪，林语堂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个颇具个性的智者、幽默大师、传递中西文化的使者。按照林语堂自撰的对联来说，他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作为大翻译家，他重视实践，翻译了不少经典作品；同时，也不忘做理论研究，留有译论名篇《论翻译》。（罗新璋，1984，417-432）作为作家，他在美国文化界颇受欢迎，其英文作品也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然而，其英文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看作是集创作与翻译为一体化的作品，有许多是包含着节译或编译的汉译英作品。用卞建华的话，林氏用英文创作相当于“文化变译”（卞建华：2005）。
现以林语堂的英文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该作品是创作还是翻译，从而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讨论所谓的忠实，是忠于原作者、原作品，还是忠于读者，或是从翻译的目的论出发，忠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使命？
一、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就此点来看，无庸质疑，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属于创作作品。换个角度，从对翻译的定义来看，结论似乎同样如此。按照林氏自己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部作品的自序中说的话：“in this book I have tried only to communicate my opinions，which I have arrived at after some long and painful thought and reading and introspection.”（在这一本书里，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preface，2000；中文引自林语堂：2004，1）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不允许译者任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由此，我们同样也可以判定，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创作作品，这一身份似乎不容置疑。
然而，它与其他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它是一部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是林语堂本着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目的和使命用英文写给英美文化世界中的读者的。因此，该作品充斥着对有关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文学作品等的大量描述和引用，同样，也不免会做大量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及文学作品选段的翻译。因此，它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创作作品。
二、林语堂的“文化变译”
既然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看作是一部普通的创作作品，那么它是翻译作品吗？如果是，林语堂又在做着怎样的一种翻译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我们来一一回答。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雅格布逊（Roman Jakobson）所提出来的三类翻译，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之中的“语际翻译”（Munday：2000，5）。因此，从传统、狭义的翻译定义来看，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不是翻译作品。
然而，本文不打算从传统的角度来划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创作作品还是翻译作品，而是从文化这一新的维度人手，用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来探讨分析林氏进行的特殊性质的翻译。
根据黄忠廉所提出的“变译理论”，“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2002，96）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英美文化世界中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相对隔膜，对中国文化还很不了解，甚至已经到了深度误解的地步。林语堂是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根据西方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了各种变通的手段所进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翻译活动，即“文化变译”。通过这种“文化变译”，林氏让西方世界的读者重新认识中国，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本书中，林语堂通过改写创造、阐述发挥及翻译带介绍等方式把汉文化推向西方世界的读者。
该书除了有大量的人名、地名、朝代及作者所节引的诗词短文的翻译外，林氏还做了许多蕴藏着丰富的汉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翻译。如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语汇：“helpful wife and wise mother”（贤妻良母）、“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三从四德）、“foot-bing”（缠足）、“the pill of immortality”（长生不老药）、“little bud-dhisatvas”（hsiao p'usa）（小菩萨）、“Old Buddha”（老佛爷）、“burn incense”（烧香）等等，举不胜举。在对中国文化的“变译”，林语堂采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加解释的方式，把最具中国文化的东西翻译到英语世界，让西方读者能了解并接受中国的文化。在谈到佛教的影响，提到“理学”中的一些概念“性、理、命、心、物、知”时，林氏用“hsing（nature），li（reason），ming（predestination），hsin（mind），wu（matter），and chih（knowledge）”，这些都是音译加解释的方式。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除了成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还为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翻译中国文化的例子，为国人提供了文化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同时启发翻译研究工作者对于翻译忠实观的重新认识。
三、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
（一）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
翻译所涉及的因素有原作、原作者、译者、译文和读者五个因素。在传统的翻译观中，译者的身份是“仆人”。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是“一仆二主”的关系。传统的忠实观即译者忠实于原作者，忠实于原作，对原文亦步亦趋，决不允许译者擅自越权发表任何意见或对原文的内容不忠实，更不用说大刀阔斧对原文进行擅自删减了。无论是从古代佛经翻译时期遗留下来的经典译论，如支谦所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转引自陈福康：2000，6），还是近现代时期的严复所追求的“信、达、雅”，鲁迅所坚持的“直译”论，或是当代钱锺书提的“化境”说，或是傅雷倡导的“神似”论，它们所奉行的都是忠于原文，忠于原作者的忠实观，力求译文为原文的复制品，让译文无论在内容上也好，形式上也罢，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在西方更是有17世纪的英国的文学家、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把译者看作是“奴隶”，其只能在别人的试运转时劳作，给葡萄追肥整枝，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转引自谭载喜：1991，153）后有泰特勒的三原则，对忠于原作更是过之而无不及：“翻译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各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转引自谭载喜：1991，164）这种传统的忠实观要求译者要“隐身”，要译文反应出原作者的特点，要读者看到的是原作者的观点而非译者的观点。
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进行以及翻译研究者们丰硕研究成果的出现，加之西方翻译理论的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者们大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忠实观开始受到强烈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的忠实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就是西方翻译理论中颇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此文将从功能派目的翻译理论的角度人手，重新认识翻译中的忠实问题。
（二）忠于翻译目的的忠实观
根据功能目的翻译理论，参与翻译工作的不仅仅是传统翻译研究中所认定的译者，还有翻译工作的发起者、使用者。另外，译文的读者也间接地参与了翻译工作。译者作为翻译的直接参与者，除了需要清楚自己的翻译目的外，他还不得不在自己的翻译目的与发起人或赞助人的翻译要求以及译文读者的要求之间作出选择，与其达成共识，有时甚至于不得不作出让步和妥协，否则，翻译作品恐怕无法出版，文化译介目的也将难以实现。另外，译入语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因此，翻译不再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参与翻译的各因素也都会影响到翻译的忠实性问题。
就发起者而言，作为发起人和赞助人的赛珍珠夫妇对林语堂译介中国文化的策略有着较大的影响。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人·序》中写到：“长期以来，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林语堂：2001，7）林语堂的一系列著译活动与赛珍珠夫妇的要求和建议是分不开的。在林语堂的“文化变译”中，林氏已经从传统的翻译忠实观走向了带译者主体性的忠于翻译目的的忠实观。
就译文读者和译入语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而论，林语堂的“文化变译”深受其影响，他倾向于忠于读者、忠于翻译使命的翻译忠实观。林氏非常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读者的需求，从而以准确、解释加论述性的翻译方式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让西方读者容易接受。这种特殊的文化翻译——“文化变译”，追求的忠实在于忠于读者，忠于文化交流的使命。林语堂也是本着这样翻译目的与使命进行“文化变译”。
四、小结
在对林语堂的“文化变译”研究中，借用德德国功能目的学派的翻译理论对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进行解剖，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在创作的同时做着翻译，只不过那不是一般形式上的翻译，而是一种带着很浓的文化色彩的特殊的翻译——“文化变译”。在此情况下的翻译忠实问题就不能再用传统的翻译忠实观来看待，而是一种发展了的带有译者主动性、叛逆性、忠于读者、忠于翻译使命的新的忠实观。通过重新审视翻译的忠实观，我们发现林语堂在“文化变译”的忠实问题是一种发展了的忠实观，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翻译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我们同样得以发展的眼光来做工作。
关键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文化变译；忠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61-02
作为20世纪学贯中西的大文豪，林语堂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个颇具个性的智者、幽默大师、传递中西文化的使者。按照林语堂自撰的对联来说，他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作为大翻译家，他重视实践，翻译了不少经典作品；同时，也不忘做理论研究，留有译论名篇《论翻译》。（罗新璋，1984，417-432）作为作家，他在美国文化界颇受欢迎，其英文作品也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然而，其英文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看作是集创作与翻译为一体化的作品，有许多是包含着节译或编译的汉译英作品。用卞建华的话，林氏用英文创作相当于“文化变译”（卞建华：2005）。
现以林语堂的英文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该作品是创作还是翻译，从而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讨论所谓的忠实，是忠于原作者、原作品，还是忠于读者，或是从翻译的目的论出发，忠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使命？
一、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就此点来看，无庸质疑，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属于创作作品。换个角度，从对翻译的定义来看，结论似乎同样如此。按照林氏自己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部作品的自序中说的话：“in this book I have tried only to communicate my opinions，which I have arrived at after some long and painful thought and reading and introspection.”（在这一本书里，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preface，2000；中文引自林语堂：2004，1）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不允许译者任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由此，我们同样也可以判定，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创作作品，这一身份似乎不容置疑。
然而，它与其他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它是一部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是林语堂本着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目的和使命用英文写给英美文化世界中的读者的。因此，该作品充斥着对有关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文学作品等的大量描述和引用，同样，也不免会做大量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及文学作品选段的翻译。因此，它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创作作品。
二、林语堂的“文化变译”
既然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看作是一部普通的创作作品，那么它是翻译作品吗？如果是，林语堂又在做着怎样的一种翻译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我们来一一回答。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雅格布逊（Roman Jakobson）所提出来的三类翻译，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之中的“语际翻译”（Munday：2000，5）。因此，从传统、狭义的翻译定义来看，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不是翻译作品。
然而，本文不打算从传统的角度来划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创作作品还是翻译作品，而是从文化这一新的维度人手，用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来探讨分析林氏进行的特殊性质的翻译。
根据黄忠廉所提出的“变译理论”，“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2002，96）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英美文化世界中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相对隔膜，对中国文化还很不了解，甚至已经到了深度误解的地步。林语堂是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根据西方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了各种变通的手段所进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翻译活动，即“文化变译”。通过这种“文化变译”，林氏让西方世界的读者重新认识中国，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本书中，林语堂通过改写创造、阐述发挥及翻译带介绍等方式把汉文化推向西方世界的读者。
该书除了有大量的人名、地名、朝代及作者所节引的诗词短文的翻译外，林氏还做了许多蕴藏着丰富的汉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翻译。如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语汇：“helpful wife and wise mother”（贤妻良母）、“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三从四德）、“foot-bing”（缠足）、“the pill of immortality”（长生不老药）、“little bud-dhisatvas”（hsiao p'usa）（小菩萨）、“Old Buddha”（老佛爷）、“burn incense”（烧香）等等，举不胜举。在对中国文化的“变译”，林语堂采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加解释的方式，把最具中国文化的东西翻译到英语世界，让西方读者能了解并接受中国的文化。在谈到佛教的影响，提到“理学”中的一些概念“性、理、命、心、物、知”时，林氏用“hsing（nature），li（reason），ming（predestination），hsin（mind），wu（matter），and chih（knowledge）”，这些都是音译加解释的方式。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除了成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还为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翻译中国文化的例子，为国人提供了文化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同时启发翻译研究工作者对于翻译忠实观的重新认识。
三、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
（一）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
翻译所涉及的因素有原作、原作者、译者、译文和读者五个因素。在传统的翻译观中，译者的身份是“仆人”。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是“一仆二主”的关系。传统的忠实观即译者忠实于原作者，忠实于原作，对原文亦步亦趋，决不允许译者擅自越权发表任何意见或对原文的内容不忠实，更不用说大刀阔斧对原文进行擅自删减了。无论是从古代佛经翻译时期遗留下来的经典译论，如支谦所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转引自陈福康：2000，6），还是近现代时期的严复所追求的“信、达、雅”，鲁迅所坚持的“直译”论，或是当代钱锺书提的“化境”说，或是傅雷倡导的“神似”论，它们所奉行的都是忠于原文，忠于原作者的忠实观，力求译文为原文的复制品，让译文无论在内容上也好，形式上也罢，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在西方更是有17世纪的英国的文学家、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把译者看作是“奴隶”，其只能在别人的试运转时劳作，给葡萄追肥整枝，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转引自谭载喜：1991，153）后有泰特勒的三原则，对忠于原作更是过之而无不及：“翻译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各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转引自谭载喜：1991，164）这种传统的忠实观要求译者要“隐身”，要译文反应出原作者的特点，要读者看到的是原作者的观点而非译者的观点。
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进行以及翻译研究者们丰硕研究成果的出现，加之西方翻译理论的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者们大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忠实观开始受到强烈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的忠实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就是西方翻译理论中颇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此文将从功能派目的翻译理论的角度人手，重新认识翻译中的忠实问题。
（二）忠于翻译目的的忠实观
根据功能目的翻译理论，参与翻译工作的不仅仅是传统翻译研究中所认定的译者，还有翻译工作的发起者、使用者。另外，译文的读者也间接地参与了翻译工作。译者作为翻译的直接参与者，除了需要清楚自己的翻译目的外，他还不得不在自己的翻译目的与发起人或赞助人的翻译要求以及译文读者的要求之间作出选择，与其达成共识，有时甚至于不得不作出让步和妥协，否则，翻译作品恐怕无法出版，文化译介目的也将难以实现。另外，译入语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因此，翻译不再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参与翻译的各因素也都会影响到翻译的忠实性问题。
就发起者而言，作为发起人和赞助人的赛珍珠夫妇对林语堂译介中国文化的策略有着较大的影响。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人·序》中写到：“长期以来，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林语堂：2001，7）林语堂的一系列著译活动与赛珍珠夫妇的要求和建议是分不开的。在林语堂的“文化变译”中，林氏已经从传统的翻译忠实观走向了带译者主体性的忠于翻译目的的忠实观。
就译文读者和译入语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而论，林语堂的“文化变译”深受其影响，他倾向于忠于读者、忠于翻译使命的翻译忠实观。林氏非常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读者的需求，从而以准确、解释加论述性的翻译方式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让西方读者容易接受。这种特殊的文化翻译——“文化变译”，追求的忠实在于忠于读者，忠于文化交流的使命。林语堂也是本着这样翻译目的与使命进行“文化变译”。
四、小结
在对林语堂的“文化变译”研究中，借用德德国功能目的学派的翻译理论对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进行解剖，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在创作的同时做着翻译，只不过那不是一般形式上的翻译，而是一种带着很浓的文化色彩的特殊的翻译——“文化变译”。在此情况下的翻译忠实问题就不能再用传统的翻译忠实观来看待，而是一种发展了的带有译者主动性、叛逆性、忠于读者、忠于翻译使命的新的忠实观。通过重新审视翻译的忠实观，我们发现林语堂在“文化变译”的忠实问题是一种发展了的忠实观，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翻译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我们同样得以发展的眼光来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