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平先生一直从事剧本写作，他的新作《永不放弃》（《黄河》2020年第2期）应该称为剧本小说。同主流文学的小说不同，这样的小说读起来更为流畅，情节跌宕起伏，更有戏剧性，语言简洁明快，叙事节奏紧凑。主流文学的小說通常更崇尚烦琐的现实主义，无限度追求细节，好比拿着显微镜观察事物，涩滞难耐，阅读体验往往受到影响。个人认为，这样的剧本小说应该占一席之地，既可以丰富小说的类别，也可以矫正小说中过度的烦琐。
　　这部小说，整体的格调是明快的。小说里没有一个十足的恶人和反派，涉及的人物都是正直、善良的，暗黑势力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着。这同现实更为贴近，那种残酷斗争毕竟不是官场的常态。现实中的诸多变故，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的一些私心和私利汇聚而成。就像小说最后发生的惊天爆炸案，是各种小矛盾累积而成。那五一家不幸成为旋涡的中心，承担起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不幸。虽有些令人不忍，但也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常常要面对的艰辛。
　　一
　　《永不放弃》中所写的官场，从行政级别看应该属于县级市。这是当前整个体制的最基础一层，也是政策和现实对接碰撞的一层。所写的江州市在作者所在省份是典型代表，借助丰富的铁矿资源发展经济。这本是最容易滋生腐败之地，前几年本省也确实因为“塌方式腐败”声震四野。这给我们带来悬念，小说会走向哪里呢？
　　开篇即是江州市主要领导的更迭。前任市委书记调离，接任者待定，秘书长去向悬置。果然，最有希望接任的市长踏上了“活动”之路。这时又牵带出上一级和上一代官员，他们掌握着体制中的话语权。市长确实有点官场关系，但不起决定作用，他的接任也就不是板上钉钉。市委秘书长被前任书记信任，有意推他为副市长人选，任命未定。前任的信任是否成为后任的障碍，前任的承诺后任是否承认，成了悬念。前任书记调离，开发矿业发展经济的执政理念，能否被后任继续执行，也成了未知数。这几个县处级干部的官场心理写得精准到位，显示出作者很熟悉这个层面的社会生活。这些悬念可以写成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但作者并没有按这个惯性写下去，而用几个反转为我们揭开了官场的常情。
　　市长如愿接任；秘书长依原计划走马上任；调离的前任市委书记担心的政策延续性没有成为问题，只是原先先开发后规范，先上车后买票的问题，现在需要后任治理整顿，规范开发。这些官员虽然也在意自己的升迁，但还是做事重于做官，有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各谋其职，各自完成自身使命。我想这样的官员应该是体制中的主流，否则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从何谈起？这也是这部小说同其他官场小说的不同之处。
　　官场这样的男性主导的权力领域，女性一般只能是辅助和点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女官员、官员的贤内助，也少不了红颜知己。这些本身是可以大做文章的题材，但作者并没有滑向电视剧中常见的套路。这些周旋在权力世界的女性并没有被妖魔化，都是健康的、正派的。女文化局长并没有依靠性别为自己谋发展，婚姻的不幸是她上进的动力，但她没有走上借权势冲破牢笼的老路，最后也没有利用关系为自己丈夫开脱罪责。官员的夫人们都能够无条件地支持丈夫，只要丈夫能够尽到“齐家”的责任。美容店老板本身就是被定义成可疑角色的，小说中也是以情妇身份出现的，但最终并没有利用怀孕讹诈乡长，而是选择了悄然离开，挽回了女性的尊严。而长期被丈夫冷落的乡长夫人，选择的也是无条件支持丈夫，拿出钱来为丈夫填补亏空。这些女性是善良隐忍的，体现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二
　　写县级市必然会向下延伸写到中国的乡村，因为它们直辖乡镇。小说中写了乡干部和村干部这一级，这些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基层干部，牟取私利之辈有之，但更多的还是关心百姓疾苦的。村干部没有借助村中大姓的势力，成为一方村霸，也会维护小姓村民的利益。在村民那五工伤致残后出面同铁矿的资本方争取赔偿，为了翻建村小学往死里喝酒，这是现实中能出现的场景。小说中唯一的不够正派的官员是乡长，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被父母安排好的人生是难以负起自身责任的，他纵容了自己的任性，最终落得被免职也是必然的。
　　小说中的悲剧人物是村民那五一家。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邓友梅写过一篇小说《那五》，是写一个满族旗人。不知此“那五”是否受彼“那五”启发？总之在这部小说中这个人物有点符号化、典型化和戏剧化倾向。那五一家成了小说中的悲剧焦点。农村重男轻女观念普遍，那五家生了四个姑娘后才有了儿子根带，生活有了兴头和盼头。那五在铁矿打工，因工致残，儿子根带在小学校舍坍塌中殒命，女儿在矿上帮厨被欺凌后自杀……所有这些不幸堆积在那五头上，让他最终在山头点燃了山火，酿成了惊天的铁矿爆炸案。这个爆炸案直接震动了市委领导班子。书记没有推卸责任，向组织主动提出辞职，组织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他的命运仍然悬置着，但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有岁月可回首，他们应该无怨无悔。
　　三
　　这部小说初稿写于2016年。2017年，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展示了近几年现实中反腐行动的成就，可谓惊心动魄。记得当时卫平专门看了在期刊上发表的周梅森的小说原著，大赞小说写得好。作为经验丰富的编剧，他应该能分辨出小说和剧本的细微差别。《永不放弃》让人想到《人民的名义》，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中写的是官场常情，远没有《人民的名义》那样斗争激烈。
　　整部小说确实有很多影视剧本的痕迹，比如对话推动情节发展，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满耳响彻的是各种乡音。这一点作者把握得很到位，得益于作者多年的剧本创作经验。在主流小说中，引号有消失的迹象，作家多用叙述性语言代替对话，失去了很多现场感，使现在的小说很不“在场”。这样的剧本小说正好弥补这一空缺。在行文方面，也有剧本的痕迹，常见一句话就是一个段落。这是当今网络文章的写作要领，增加阅读的流畅感和快节奏。但作者常间杂有长段叙述，增加了作品的厚度。这种轻重薄厚衔接过渡得自然有序，驾轻就熟。还有就是主线人物并不突出，可以说很多人物是并列出现的，也给人以舞台剧的感觉。
　　剧本是突出戏剧性的，小说则是日常性的。剧本小说如何结合这两点值得探索。小说的戏剧性太强并不一定是好小说，但若日常性太重又不能构成情节的推动力。在《永不放弃》中，在可以大写戏剧性的官场这一侧，作者反而突出了它的常情，没有过多渲染戏剧性的一面。在乡村这个更为日常的场景中，则增加了戏剧性的密度。作者在做有意的反转，其中作者的底层意识在起着作用，也是作者在有意增强作品的小说特质。
　　也曾听有的作家说过，写多了电视剧本后再也回不去小说了。也许是在作家的观念中，剧本和小说需要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思维。但现实是跨界写作剧本和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比如作家李修文在写作多年的剧本后，就写出了《山河袈裟》这样的散文文本，对散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多见的剧本小说，是在影视作品流行后根据剧情转化的小说，重心还是在剧本而非小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剧本小说。小说家也应该从戏剧中汲取营养，丰富扩充小说的元素。借鉴剧本丰富小说的表现手法，改良小说中的戏剧性因素，这样的剧本小说是有自身的生长点和可能性的。张卫平的《永不放弃》做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期待他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深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