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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看到两条和“钱”有关的新闻。
一条据称来自外媒的报道：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排名第二的有钱国，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过亿，每十个中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产阶级。
另外一条是一起命案：某人在聊天群里抢了个3分钱的红包，没有按聊天群的规则及时派钱给别人，自顾自去睡觉，引起群友不满，找他理论，冲突从虚拟空间升级到现实中，他们见面后由争执演变成打斗，没按规矩及时派钱的人被刀刺伤后身亡。
两条新闻，涉及的数值，大到了亿;涉及钱的金额，小到了分。
錢能兑换安逸、安全吗
有钱是什么概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
向几个年轻人问这问题，他们几乎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有钱好，想吃什么吃什么。”
吃，真的这么重要吗？
他们反问我：“如果吃不重要，还有什么更重要？”
前不久，应约去一个年轻人家里吃饭，10年前他读大一的时候，我给他上过课。记得有人在作业里写他主动借钱给同宿舍里没钱为饭卡充值的同学，他自己吃干馒头，因为他家里也贫穷。
我曾经请过他和几个同学来玩，是我做饭。现在轮到他亲自下厨招待我了。
端上从四川乡下老家里带来的腊鸭烧土豆，他说：“现在想吃什么终于不是个问题了。”
一般说来，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能做到想吃什么吃什么，要在毕业后努力工作3年到4年，这期间从事任何一份职业都要任劳任怨，不挑肥拣瘦，特别是实习期的第一份工作，什么苛刻条件都要尽量接受。可以跳槽，最好不是被辞退。家人都得健康，不能意外生大病。一点点地改善租房条件，不要不切实际地幻想贷款做房奴，人总不能一步登天。最好留在大城市，虽然花销高，但收入也会相对高，主要是机会多。
这么多条件都聚合在一起，假以时日，才可能想吃什么吃什么。
按前面新闻里说的，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的国家，在我们前面的只有一个美国了;这条新闻还说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总量已经达到全球之首，有1.09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在绝对数字上，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的中产阶级只有9200万人。这里给中产阶级的定位标准是：拥有5万到50万美元的财富，折合人民币大约32万到320万元。
再看看百度百科给中产阶级下的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层），是指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的人群。
我把百度这条定义说得再通俗一点：“吃饱穿暖，活得安全、安逸，又有尊严。”假设数量超过一亿的人都不再为吃穿发愁，紧接着就必然追求安全、安逸和尊严。和金钱相比，这些不好量化的感受的界线在哪儿？安全和不安全、安逸和不安逸、有尊严和没尊严之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
不再教书以后，时常联系的学生还有十几个，他们在最近几年里先后进入了社会，正是对人生有最多憧憬、浑身充满活力的年纪，可我常从侧面感到他们的烦躁、焦虑、苦恼，除了挣到了可自由支配的钱以外，他们好像缺少20多岁的人天然拥有的单纯和快乐。
如果不是平时对他们有所了解，可能会简单地说他们“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前几天教师节，一位同学留言问好，我随口问她：“每天高兴吧？”
她回答：“不高兴也装得很高兴。”
知道她是大咧咧的人，我调侃她：“装着装着，就有点真高兴了才好。”
她回道：“是的，自己不高兴，别人会更高兴。”
看着最后这一行字，我心里忽然跳出萨特那句“他人即地狱”。
深陷在被毁坏的、逆向恶化着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吧。
我们曾经有过人人自危、人人揭发检举的年代，那噩梦终究过去了，在看上去还正常的生活里，相似的紧张并没有缓解，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比如连“老人能不能去扶”也要讨论。
不久前从香港回深圳，过了闸口，只看见滚滚人流，他们不是涌上来的，几乎是直接踩过来。随时有人目光发直地拖着箱子横冲直撞而去，高声呼喊同伴的突然斜冲出来，黑车拉客的迎面拦截行人，四面八方都是噪音。
这些近旁琐事，如影随形地紧跟着我们，在无意中勾逗着无名之火。
三分钱有价值吗
分值人民币大约在20年前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不再流通了。
3分钱在50年前，也只能买一根最便宜的冰棍。谁会想到在21世纪，它竟成了一个人的“命价”。
有人会说，新闻中这个人不是因为3分钱而死，是因为他破坏了规则。可看看我们周边，无视规则的事少吗？规则真被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不如说是某种无名之火要找个发泄口，被一个领了3分钱红包就去睡觉的人撞上了。
我问一个熟人：“最近看你好像不高兴？”
他说：“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人对我好，即使有人帮我，也说不定带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问：“平时你对别人好吗？”
他反问：“凭什么我要对别人好？”
我得说明一下，这只是两个人心平气和的闲聊。
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使得身边坐着的某个安静的人在看了一会儿手机后，忽然恼怒起身。
挑战我们想象力和接受力的新闻总是不期而至，荒诞和刺激的大事总也不缺。它们虽然大，却离我们远，那种感同身受常常只是短暂地被触动。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它离我们很远，可以推托说我们很无力，但它似乎还是在潜移默化地侵害我们。
消化那些让人懊恼的事情，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我们自己的日课。
而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近前的事情，当然只能由自己面对和解决。
面对这么多、这么密集的真刀真枪，我们好像还没学会良性地处理和排解，这时候最简捷有效的方法就是迎头反击。
3分钱或者30万都不过充当个引线，张口去骂，伸手去打，已经不知不觉中成了自卫和反击的新常态。想出手时就出手，不只是梁山好汉的行事方式，所谓中产阶级时刻可能成为暴力施加者，也可能是受害者。看起来我们离安全、安逸、有尊严真是远着呢。
除了骂人和拳头，好像还是一无所有
曾经是矿难，后来是动车事故，再后来是野蛮拆迁，再后来有城管和小贩，感情好像也在习惯，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麻木。现在电视里再直播井下救援，观众还会看吗？这一页已经被我们大家一起翻过去了。
悬念剧轮换场次，更刺激的下一幕总在边幕候场，而日出日落，生活继续着，我们在不知不觉和淡忘里，变得脆弱易怒，对于坏事情的应激反应或者过度，或者麻木。有人身处一触即发的状态，被不明火气搅扰着，谁知道我们这些气球还能撑多久。
那么，善还存在吗？
更多的时候，是伪善常见。
有人戴上假面、披了“马甲”立刻浑身是胆，一旦卸掉掩护，重又变回生活中的唯唯诺诺，见风使舵;很多崇尚暴力的人心里跟明镜儿一样，只在超级安全甚至有利可图的状态下，才发出恶言恶语——这时候的言语已经和愤怒没多大关系了，因为它脱离了个人情绪，替代以更加强悍有力的群体情绪。
如果愤怒甚至咒骂成了一门生意，受害者自然会增多。更多人对恶语伤害避之不及，会退却去求助于“鸡汤”，好像泡在“鸡汤”里才能得到补偿和慰藉。可被搅痛过的神经却像不可愈合的疤痕，总要揭开，总会一次次以不同的疼痛方式来侵扰我们。
我们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本能地以物喜，以己悲，常常感觉到物伤其类和兔死狐悲。
这时候急着命名说那个人是中产阶级，是准备指着那位的鼻子去激怒他吗？
一条据称来自外媒的报道：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排名第二的有钱国，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过亿，每十个中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产阶级。
另外一条是一起命案：某人在聊天群里抢了个3分钱的红包，没有按聊天群的规则及时派钱给别人，自顾自去睡觉，引起群友不满，找他理论，冲突从虚拟空间升级到现实中，他们见面后由争执演变成打斗，没按规矩及时派钱的人被刀刺伤后身亡。
两条新闻，涉及的数值，大到了亿;涉及钱的金额，小到了分。
錢能兑换安逸、安全吗
有钱是什么概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
向几个年轻人问这问题，他们几乎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有钱好，想吃什么吃什么。”
吃，真的这么重要吗？
他们反问我：“如果吃不重要，还有什么更重要？”
前不久，应约去一个年轻人家里吃饭，10年前他读大一的时候，我给他上过课。记得有人在作业里写他主动借钱给同宿舍里没钱为饭卡充值的同学，他自己吃干馒头，因为他家里也贫穷。
我曾经请过他和几个同学来玩，是我做饭。现在轮到他亲自下厨招待我了。
端上从四川乡下老家里带来的腊鸭烧土豆，他说：“现在想吃什么终于不是个问题了。”
一般说来，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能做到想吃什么吃什么，要在毕业后努力工作3年到4年，这期间从事任何一份职业都要任劳任怨，不挑肥拣瘦，特别是实习期的第一份工作，什么苛刻条件都要尽量接受。可以跳槽，最好不是被辞退。家人都得健康，不能意外生大病。一点点地改善租房条件，不要不切实际地幻想贷款做房奴，人总不能一步登天。最好留在大城市，虽然花销高，但收入也会相对高，主要是机会多。
这么多条件都聚合在一起，假以时日，才可能想吃什么吃什么。
按前面新闻里说的，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的国家，在我们前面的只有一个美国了;这条新闻还说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总量已经达到全球之首，有1.09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在绝对数字上，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的中产阶级只有9200万人。这里给中产阶级的定位标准是：拥有5万到50万美元的财富，折合人民币大约32万到320万元。
再看看百度百科给中产阶级下的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层），是指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的人群。
我把百度这条定义说得再通俗一点：“吃饱穿暖，活得安全、安逸，又有尊严。”假设数量超过一亿的人都不再为吃穿发愁，紧接着就必然追求安全、安逸和尊严。和金钱相比，这些不好量化的感受的界线在哪儿？安全和不安全、安逸和不安逸、有尊严和没尊严之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
不再教书以后，时常联系的学生还有十几个，他们在最近几年里先后进入了社会，正是对人生有最多憧憬、浑身充满活力的年纪，可我常从侧面感到他们的烦躁、焦虑、苦恼，除了挣到了可自由支配的钱以外，他们好像缺少20多岁的人天然拥有的单纯和快乐。
如果不是平时对他们有所了解，可能会简单地说他们“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前几天教师节，一位同学留言问好，我随口问她：“每天高兴吧？”
她回答：“不高兴也装得很高兴。”
知道她是大咧咧的人，我调侃她：“装着装着，就有点真高兴了才好。”
她回道：“是的，自己不高兴，别人会更高兴。”
看着最后这一行字，我心里忽然跳出萨特那句“他人即地狱”。
深陷在被毁坏的、逆向恶化着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吧。
我们曾经有过人人自危、人人揭发检举的年代，那噩梦终究过去了，在看上去还正常的生活里，相似的紧张并没有缓解，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比如连“老人能不能去扶”也要讨论。
不久前从香港回深圳，过了闸口，只看见滚滚人流，他们不是涌上来的，几乎是直接踩过来。随时有人目光发直地拖着箱子横冲直撞而去，高声呼喊同伴的突然斜冲出来，黑车拉客的迎面拦截行人，四面八方都是噪音。
这些近旁琐事，如影随形地紧跟着我们，在无意中勾逗着无名之火。
三分钱有价值吗
分值人民币大约在20年前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不再流通了。
3分钱在50年前，也只能买一根最便宜的冰棍。谁会想到在21世纪，它竟成了一个人的“命价”。
有人会说，新闻中这个人不是因为3分钱而死，是因为他破坏了规则。可看看我们周边，无视规则的事少吗？规则真被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不如说是某种无名之火要找个发泄口，被一个领了3分钱红包就去睡觉的人撞上了。
我问一个熟人：“最近看你好像不高兴？”
他说：“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人对我好，即使有人帮我，也说不定带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问：“平时你对别人好吗？”
他反问：“凭什么我要对别人好？”
我得说明一下，这只是两个人心平气和的闲聊。
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使得身边坐着的某个安静的人在看了一会儿手机后，忽然恼怒起身。
挑战我们想象力和接受力的新闻总是不期而至，荒诞和刺激的大事总也不缺。它们虽然大，却离我们远，那种感同身受常常只是短暂地被触动。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它离我们很远，可以推托说我们很无力，但它似乎还是在潜移默化地侵害我们。
消化那些让人懊恼的事情，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我们自己的日课。
而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近前的事情，当然只能由自己面对和解决。
面对这么多、这么密集的真刀真枪，我们好像还没学会良性地处理和排解，这时候最简捷有效的方法就是迎头反击。
3分钱或者30万都不过充当个引线，张口去骂，伸手去打，已经不知不觉中成了自卫和反击的新常态。想出手时就出手，不只是梁山好汉的行事方式，所谓中产阶级时刻可能成为暴力施加者，也可能是受害者。看起来我们离安全、安逸、有尊严真是远着呢。
除了骂人和拳头，好像还是一无所有
曾经是矿难，后来是动车事故，再后来是野蛮拆迁，再后来有城管和小贩，感情好像也在习惯，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麻木。现在电视里再直播井下救援，观众还会看吗？这一页已经被我们大家一起翻过去了。
悬念剧轮换场次，更刺激的下一幕总在边幕候场，而日出日落，生活继续着，我们在不知不觉和淡忘里，变得脆弱易怒，对于坏事情的应激反应或者过度，或者麻木。有人身处一触即发的状态，被不明火气搅扰着，谁知道我们这些气球还能撑多久。
那么，善还存在吗？
更多的时候，是伪善常见。
有人戴上假面、披了“马甲”立刻浑身是胆，一旦卸掉掩护，重又变回生活中的唯唯诺诺，见风使舵;很多崇尚暴力的人心里跟明镜儿一样，只在超级安全甚至有利可图的状态下，才发出恶言恶语——这时候的言语已经和愤怒没多大关系了，因为它脱离了个人情绪，替代以更加强悍有力的群体情绪。
如果愤怒甚至咒骂成了一门生意，受害者自然会增多。更多人对恶语伤害避之不及，会退却去求助于“鸡汤”，好像泡在“鸡汤”里才能得到补偿和慰藉。可被搅痛过的神经却像不可愈合的疤痕，总要揭开，总会一次次以不同的疼痛方式来侵扰我们。
我们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本能地以物喜，以己悲，常常感觉到物伤其类和兔死狐悲。
这时候急着命名说那个人是中产阶级，是准备指着那位的鼻子去激怒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