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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许久没有来电话了，我很牵挂，她生活得怎么样？还好吗？我知道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去看她了，因为我不愿见到她的那位男人。可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我是穿着姐姐的旧衣服长大的。姐姐从小争强好胜，比我勤快，她常骂我懒，提起我时多是不屑的语气。可是我一直爱我的姐姐，甚至有点崇拜，看到她过得好，我高兴莫名，因为她是那么的比我能干，我也愿意她比我过得幸福。我不会骑自行车、摩托车，而姐姐会，姐姐字写得比我好看，姐姐自学会讲祖籍的潮州话，而我恐怕这辈子都学不会……姐姐有什么理由不比我活得好呢？
2005年9月7日，天很晴朗，病中的我突然接到贵州老家父亲来的电话，父亲莫名其妙劈头盖脸地责备了我几句，然后气急败坏地说姐姐走了，离开那个男人的家到蓉城三叔家去了，叫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意思是让我叫她来广州。我知道，当年姐姐这个所谓的“婚事”是三叔、四叔这两个叔叔包办的。我的心“怦怦”直跳，难怪这段时间我总是梦见姐姐，莫非真是姐姐有灾难了？我细想，她不是7月份刚从娘家回到粤东那个小村庄去的吗？怎么父亲就说，她回去这三个月里，那个男人就跟她大打了三次架呢？而男女之间所谓的打架，不过就是那男人暴打了女人一顿罢了。
我马上拨通了当官的三叔的小灵通，沙哑着嗓子问他，我姐姐是不是在他处，很快我听到了姐姐的声音。我说，人家三叔活得挺好的，你去打扰人家的平静干什么？你赶紧来广州我这里吧。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母亲来了两次电话，说父亲责骂她了。母亲气得要命。直到晚上九点，电话终于响了，姐姐到了！我忙叫老公去小区大门口接她。不大会儿工夫，门开处，姐姐穿着一双破旧的塑料拖鞋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才三十多岁的人，又黑又瘦甚至有点苍老，我心里暗暗叹息了一声：太悲惨了！她是偷跑出来的，连换洗衣服都没拿一件！
晚上仍睡不好，姐姐心神不安，总是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奇怪的话。她说她是想要三叔去帮她办离婚手续的。我一听就加以否定，我说他绝对不会帮你做这件事的，他那样身份的人，绝对不希望你去找他，他肯定是怕麻烦的，躲之惟恐不及，更何况当初这件所谓的婚事他是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的。姐姐又神秘地问我，神、邪之事你信吗？她谈起了她最小的那个儿子病时胡言乱语，很恐怖的，那小孩望空自言自语：别来，别抱我……然后她去请巫婆作法，花了些钱米，居然奇迹般地好了。姐姐还列举了那个小村子这家那家，无休止地生小孩，只要男人不愿意停下来，女人就得继续充当生育的工具。有生多了没能力养卖掉的。当地人不叫卖叫“顶”。这一切在当地很流行。在我听来仿佛柏杨笔下的“猛生国”。姐姐似乎在辩解什么。我们一直不理解那个男人那么穷，而她为什么生了第一个女儿后又一定还要生第二胎。这种奇怪的风气像一个酱缸，一向清高的姐姐像一条新鲜的黄瓜，终于被酱成了跟当地人一样的颜色。她神情麻木地唠叨，很难判断她是赞成那一切，还是反对。
听着姐姐这类内容的唠叨，我很厌烦。姐姐，这是你吗？我有点不敢相信，可怕的贫穷和落后观念会把一个青春女子剥蚀得人不人，鬼不鬼。我想起了少女时代的姐姐，也就二十岁的样子，姐姐正上着高二，她英语很好，深得老师器重，但在父亲的操纵下，姐姐辍学去参加了县羽绒制品厂的招工考试。姐姐工作了，发了工资的姐姐兴奋地跑到邮局订了《女子世界》、《随笔》、《文学报》，我当时正上中学，偷偷地翻阅着。那时，姐姐是有梦的。姐姐，现在你的梦呢？哪里去了？换言之，就算你的梦还残存，那个大字不识的男人，他会理解你吗？姐姐，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回去跟他在一起？
2002年，我来到广州某报社做校对，手头存了不少重复的多本杂志，我想起你心里也许还有梦，我来看你时便带了一些给你，想着你能在有空的时候翻翻，吸收一点崭新的知识和思想。谁曾想，那个愚蠢的男人，趁你不在家，把那些杂志那些书当废品卖掉了。卖掉，换一点买酒的钱，这，就是那些书在那个男人心目中的全部价值。当你嘻笑着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完全绝望了，不仅仅是对他，也对你。离开他吧，姐姐。
姐姐的运气不错，次日便进了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当了保洁员。我的生活中多了个伴儿，我九个月大的女儿也多了个愿意热情抱她的亲人。只是姐姐脸上的笑容甚少，常忧郁地唉声叹气。我知道她想孩子，虽然她对那男人没什么感情，但那两个孩子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原先我每次去那个小村看姐姐，走时都会给她女儿一些钱，或买个学步车什么的，我娘家也源源不断地寄钱去接济他们，这让那个男人习惯成自然。有一次，姐姐接到哥哥给她寄来的汇款单，那个男人看了数额，嫌少似地说：“才九百块。”一旦姐姐手里有一点钱，那个男人就不会出去干活。他虽愚蠢，却企盼不劳而获。
姐姐，我真搞不懂啊，你的这个所谓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回事？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你内心的隐秘，你为什么不愿意向我敞开心扉呢？姐姐啊……
我原来在北京一家报社上班，待遇还行，我为什么要到南方来呢？我想多半是为了姐姐，我愿离她近一点，有什么事也好互相帮助。这个想法最终害了我，也害了姐姐。这是后话。
2001年3月，正是我来广东找不到工最困难的时候，我初次来到姐姐“成家”的小村庄，想找姐姐支援一点车费回家，顺便想看看姐姐生活得怎么样。当时我看那个男人也就是一个粗壮村民的模样，对姐姐好像还可以。我惟一感到不快的一点就是他过于吝惜电费，我晚上坐在床上看几分钟书，他就跑过来用相当夹生的普通话说：“不要看书啊。关灯啊。”姐姐后来说，她起初还没生小孩那段时间，他对她百依百顺。当她生下第一个女孩后，那个男人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也许他了解女人的通病，只要跟这男人有了孩子，再打再骂都不会逃跑。
对于姐姐的这桩所谓的“婚姻”，我一直是云里雾里的。她也算出生书香门第，也算受过教育，何以会受人摆布，“嫁”到那个偏远的小村庄去呢？我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姐姐与那个男人最初度过的那几夜，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呢？可有一丁点儿“新婚”的幸福？这是一个谜。碰巧，2000年7月姐姐与那男人“结婚”那几天我刚好在家。一天中午，母亲接到姐姐的电话，姐姐在电话里痛哭失声，责问母亲为什么要生她……母亲神情黯然地挂了电话。我头脑里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发晕和难受。那个牲口一样的粗人在床上无非也是把女人当作牲口罢了，他会懂得什么怜香惜玉呢？我又想起了少女时代，我曾悄悄问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姐姐一脸的憧憬笑着回答说：“戴副眼镜，文质彬彬那样的……”当时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写封信安慰一下她罢了。
姐姐初到我们小区做保洁员，勤快的她又到一位业主家兼做钟点工，业主借了一辆自行车给她，她不用走来走去了。怕她寂寞，我几乎每天都抱着孩子去她们宿舍看她。一天，发现姐姐枕边有本书，我才知道，梦在一个人的心底已生根，永远也不会泯灭。有时候我又想，如果姐姐从未上过学，也许她的痛苦会少一些。记得小时候，父亲说姐姐：她学习成绩不太好，我不怨她。因为父母忙于工作，疏于照管襁褓中的姐姐，姐姐几次从床上摔到地上，没准大脑受损了。
这一切是因为姐姐太傻吗？还是她太相信那个媒婆了？这个媒婆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亲四婶。她来自粤东那个小村庄，还是八几年，她就敢从沿海倒一批香烟到内地去卖，什么都敢试，后来她发现贩人来钱更快更省心，她开始把贵州山里的妹子往她老家那个小村庄“介绍”，“介绍”一个向男方收费五六千元不等。姐姐这桩“婚事”，她也是收了费的，姐姐一直蒙在鼓里。媒婆收了那个男人六千元，先后给他“介绍”了三个女孩，那三个女孩都很尖（聪明），一看事态不对，就逃跑了。姐姐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傻的一个，没逃，反而留下来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与此同时，娘家开始了源源不断地对她输血汇款。
2002年的春节，我已在北京找到工作。一天，家里来电话说姐姐想问我借钱，她想开一个小杂货店。我爽快地答应了。如我能预知这个小店开张后的情形，我绝对不会答应借这个钱。事实是，那个男人把每一分钱进帐都紧紧地藏匿起来（他仿佛急着收回当初买老婆的“成本”），姐姐分文没有沾边。
太过善良的姐姐为了女儿能上户口（当时小孩户口只能随母），错误地把自己的户口从老家的城镇远迁到那个小村子，这样做的恶果是她的户籍和身份证永远被那个男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深深地藏在她不可知的地方，而没有这些，她将失去自由寸步难行！姐姐，你真傻。我们老家多少女孩嫁到广东，她们几乎都愿意把户口原封不动地挂在老家，是为了留一手，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太被动。
2003年春节我到广州打工，去看过姐姐。姐姐是当局者迷，她也尝到了苦难的滋味，但她傻乎乎地碍于“介绍人”是自己的亲婶婶，而把这碗苦水咽下，她决定把这一切隐瞒下去。我则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姐姐的生活，我越来越失望。粤东那个偏远的小村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给我的印象就是脏，满地垃圾，因为无止境地生育，满地都是各种年龄段的小孩子。那个鬼影飘摇的小村，最可怕的是吸毒的人不少，毒品，人称白粉，当地叫“白药”，有的人又贩又吸。有一次，姐姐抱着孩子去老乡家串门，老乡的那个男人大模大样地吸食白粉，并不避人，姐姐一阵恶心，忙抱孩子走开。那家伙靠贩毒维持生活，若碰到假货他会赔得一干二净，连买米的钱都没有。这个村的老太太生儿子不少，却并没有准备儿子们的婚房。奇怪的是总有傻乎乎的贵州山里妹子纷纷“嫁”来，于是只好搭个帆布帐篷在旁边凑合。姐姐说着老乡们窘迫的居住条件，很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当初，姐姐太相信作为“介绍人”的叔婶们了，在与那个男人拿结婚证前，他的住处姐姐一次都没去看过，据说只是三叔代替她去看了一下，回来告诉姐姐说：“挺好！”傻姐姐，终身大事，是别人能代替得了的吗？真是儿戏。我到她居住的小屋已不止一次了，低矮的小棚屋依然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得厉害。就拿那张吃饭的小桌子来说吧，它比以前更黑更烂了。每每看到这张桌子，我就伤心，我暗暗发誓，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只会更伤心，无济于事。惟一的变化就是她的女儿慢慢长大了，而姐姐又怀孕了，听说还是双胞胎。我把一罐奶粉给了姐姐，嘱她加强营养。在回广州的车上，想起姐姐跟我说她生第一个女孩的经过，我为一个女人在外乡孤零零的生存流泪了。
回到广州后不久，姐姐给我来电话，说要借五百块钱，以补充孕妇需要的营养。我想都不想就寄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够傻的，当时就顾不上问一句：姐姐，你连怀孕的营养都保证不了，你还要生他干什么？生了之后，你又拿什么去养他呢？那个男人此刻又在做什么呢？
因为穷，当然孕期检查啦B超啦，全免了。想不到这又铸成了另一个悲剧。2003年10月19日，母亲打来电话，命我去看姐姐，说她生孩子不太顺利，要很多钱。这是姐姐最苦难的时候，我马上请了假，把我所有的现金带上，赶车来到姐姐身边。这是一家镇卫生院。这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出生时，姐姐吃尽了苦头，因为产前未做B超检查，在自然生出来第一个后，才发现后面那一个胎位不正，这才临时决定剖腹，待做完一系列手术的消毒准备，再去实施手术，胎儿已等不及了，由于缺氧等因素，取出来的孩子奄奄一息。再送到市医院，高额的抢救交费通知便很快以万（元）为单位了。娘家疯狂地寄钱来，父亲疯狂地打电话给有钱的三叔，求他先垫上，再由娘家慢慢来还。那个男人的有钱的哥哥也借了几千元给他。
一切都太晚了。医生说，已没有什么抢救的价值了，一个是费用太高，亲属难以承受；一个是由于出生时大脑缺氧，即便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没用的。征得家人同意，医生拔掉了输氧管，这个没有见到妈妈一面的可怜孩子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去了……姐姐平静地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已回到了广州，我想姐姐的心肯定已死过一回了。
这个事件使他们背上了一大笔外债。那个男人抱着“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无赖态度，想把债务无限期地拖下去。然而后来两个小孩不断地生病，他们似乎不得不靠借债度日，他那个有钱的哥哥最终一看到他们竟绕道而行。而我想象不出，我那一直清高孤僻的姐姐，深夜抱着生病的孩子去敲那个富裕的大伯子的窗户，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她没有反省她苦难的根源，她只是喋喋不休地怨恨大伯子装睡不起来开门借钱给她！谁会永无止境地向别人输血？这样的输血有没有一个底线？姐姐变了，她不再孤芳自赏，她基本上近墨者黑，已习惯了那种由别人来接济的古怪生活，她望向人的目光渐渐变得像鸡爪似的攫取。
而我曾经以我有姐姐为自豪啊，姐姐。姐姐是离过婚的，她的前夫在我们当地公安局工作，姐姐的单位也属国营工厂。我上学时喜欢绕道去看姐姐，看她怀里脸蛋红扑扑的儿子，在儿子两岁的时候，脾气倔强的姐姐硬是因为一些琐事与姐夫离婚了，当时姐姐也才二十四岁。此后姐姐辞职辗转几个城市打工，她实在不该最终听信婶婶的话啊。她留给前夫的儿子，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无人照管，身体病弱，后来患了肝炎。这又是一个恶果。
2001年8月12日，我心头突然涌现这样几行像诗的句子：姐姐，我想带你离开这个地方。看着你脸上愈来愈密的雀斑，我心疼啊，姐姐，我知道你不开心。我知道你很委屈，我知道那个人根本配不上你，姐姐，我想带你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愿再去姐姐那个粤东的小村庄了，是不是我就不想管姐姐了呢？不。2004年4月23日，我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签了一个错误的合同，我租了一个商铺想开饭店。其实我当时仍在报社上班，男友工作也很繁忙。我做这个决定，多半是为了姐姐。这个错误的决定使得我几年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有一些外债全赔进去了，九万元。惟一的收获就是我通过与姐姐近距离的相处，使我看清了她的生存处境和真实遭遇。时至今日，我承认，我是帮不了姐姐了。那个错误的决定，让今天的我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虽未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但也是伤痕累累。
姐姐是带着小孩一起来的。两个小孩，一个两岁，一个才半岁多，还在吃奶。她还带来邻居家一个十三岁的弱智男孩，说是可以帮她抱一下那个婴儿，她那位酒鬼男人也来了。姐姐后来说，她出这趟远门前，突然有一些不祥之兆，比如怎么找也找不到筹好的路费钱等，好像她本不应该出这趟门，现在想来，姐姐真是不来的好。首先就是几个小孩把饭店搅得一团糟。姐姐常穿着睡衣睡裤一手抱着小孩，一手去给客人倒茶，客人意见纷纷。她那个男人在我的饭店里耍威风，当着来吃饭客人的面对姐姐大打出手；刚到广州的第二天，那个男人便觉得在这呆着没有家里舒服，吵着要走；5月15日是我的生日，可这个夜晚我陪着姐姐在医院里熬了一夜，因为她最小的儿子病重，我找了车，付了一大笔医药费，陪孩子输了一晚的液。
那段时间，上班时我常接到姐姐或男友惊慌失措打来的电话。太累了。两年后我听到一位大学者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亲情和爱情都是人世间美好而珍贵的东西，应该珍惜，但，如果太过分地看重这类脆弱的感情，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2004年6月7日，来饭店弄了一个月的姐姐撑不下去了，她关上饭店大门抱着小孩，踏上去贵州的火车一走了之，没有参加五天之后的我的婚礼。那个男人开始天天往贵州打电话，先是威胁，后是好言哀求，以他濒死的老母遗言来感动姐姐。姐姐于是又回去了。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都市生活，姐姐的一颗心便总是驿动不安。那个品性卑劣的男人，喝醉了张口就骂姐姐和小孩，你们去死吧，都是你们耽误我过不好！这年冬天，在一次争吵后，那个男人终于抖出了那个秘密：婶婶是收了他的钱的！难怪他每次打电话到贵州是那样的理直气壮。姐姐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深圳那个婶婶家，狡猾的婶婶如见瘟神赶紧打电话叫我弟弟来，也就是想把姐姐这个皮球踢给我弟弟的意思。婶婶像打发叫化子一样塞了一百元给姐姐。在深圳打工的弟弟为姐姐买了回娘家的汽车票，姐姐于是回贵州那个县城过年。
过完年，姐姐也不想再回那粤东的小村庄。在那个男人每日的电话骚扰中，她带着两个小孩在娘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五个月。姐姐在老家期间，我也曾回去过一次，不过匆匆一个星期，我就回广州了。不想这无意中触怒了父亲。刚回到广州的第二天，父亲就来电话，他说他骂姐姐了，他猛力地推她出门，说她在娘家住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撵她走。左邻右舍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无言以对。姐姐当时一定痛哭流涕！过了一个月，姐姐还是带着那两个小孩回到了男人那里。可不到三个月，那个男人又对她暴打了三次，姐姐伤得不轻，心也伤透了，这才偷跑出来。更可悲的是，这次姐姐原来的单位一次性打发了一点生活费给她，存在一张卡里，而这张卡，竟不幸被那个男人搜到，他拿着这张卡，狰狞地笑了。他知道，姐姐没有了卡，必将失去自由寸步难行。
一天，我看电视，听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长期生活在爸爸粗暴打骂妈妈的阴影中，深感压抑，小女孩往自己身上浇了汽油，自焚成重伤。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希望爸爸和妈妈离婚……”晚上，我很激动地请姐姐出去吃了一顿饭，告诉了她这个故事，我明确地摊牌：我不同意你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往火坑里跳。姐姐听了我这句话，她眼神黯淡了，回避着我。可在与她一起逛童装商场的时候，她还是乐意去抚摸那些适合她那两个小孩穿的小褂叨叨：这件她穿最好看了！我就猜测她还是想着要回去。她不放心那两个小孩。也许她跑出来，并不是彻底想离开，只是想让那个男人体会到她的重要性。一提起那两个孩子，我也感到头痛，特别是那个女孩。这真是一个难题。在一些老套的情感故事中，同情心很容易压制我们的理智，甚至会引导我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悲剧人生。如果我们的父母是清醒的，姐姐本人也是清醒的，他们选择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
过了三个月，天渐渐冷了，南方的冬天无声无息地降临。姐姐说这里工资低她想辞工，到东莞去找老乡，再找份好一点的工。我不放心，一个劲地劝阻，但没用。我疑心她是想回粤东那个小村子，故意骗我说去东莞。事实上果然如此。很快，又一个春节过去了，大年初三，终于接到姐姐打来的拜年电话，她说她又想来广州和我在一起，想是又与他打架了。这好比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时我正忙着要陪公婆去海南观光，所以没很快答应她。
我还是时常梦见姐姐。昨晚还梦见姐姐了，她一脸忧郁，拿着行李，不知道要去哪里。
责 编：鄢文江
2005年9月7日，天很晴朗，病中的我突然接到贵州老家父亲来的电话，父亲莫名其妙劈头盖脸地责备了我几句，然后气急败坏地说姐姐走了，离开那个男人的家到蓉城三叔家去了，叫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意思是让我叫她来广州。我知道，当年姐姐这个所谓的“婚事”是三叔、四叔这两个叔叔包办的。我的心“怦怦”直跳，难怪这段时间我总是梦见姐姐，莫非真是姐姐有灾难了？我细想，她不是7月份刚从娘家回到粤东那个小村庄去的吗？怎么父亲就说，她回去这三个月里，那个男人就跟她大打了三次架呢？而男女之间所谓的打架，不过就是那男人暴打了女人一顿罢了。
我马上拨通了当官的三叔的小灵通，沙哑着嗓子问他，我姐姐是不是在他处，很快我听到了姐姐的声音。我说，人家三叔活得挺好的，你去打扰人家的平静干什么？你赶紧来广州我这里吧。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母亲来了两次电话，说父亲责骂她了。母亲气得要命。直到晚上九点，电话终于响了，姐姐到了！我忙叫老公去小区大门口接她。不大会儿工夫，门开处，姐姐穿着一双破旧的塑料拖鞋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才三十多岁的人，又黑又瘦甚至有点苍老，我心里暗暗叹息了一声：太悲惨了！她是偷跑出来的，连换洗衣服都没拿一件！
晚上仍睡不好，姐姐心神不安，总是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奇怪的话。她说她是想要三叔去帮她办离婚手续的。我一听就加以否定，我说他绝对不会帮你做这件事的，他那样身份的人，绝对不希望你去找他，他肯定是怕麻烦的，躲之惟恐不及，更何况当初这件所谓的婚事他是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的。姐姐又神秘地问我，神、邪之事你信吗？她谈起了她最小的那个儿子病时胡言乱语，很恐怖的，那小孩望空自言自语：别来，别抱我……然后她去请巫婆作法，花了些钱米，居然奇迹般地好了。姐姐还列举了那个小村子这家那家，无休止地生小孩，只要男人不愿意停下来，女人就得继续充当生育的工具。有生多了没能力养卖掉的。当地人不叫卖叫“顶”。这一切在当地很流行。在我听来仿佛柏杨笔下的“猛生国”。姐姐似乎在辩解什么。我们一直不理解那个男人那么穷，而她为什么生了第一个女儿后又一定还要生第二胎。这种奇怪的风气像一个酱缸，一向清高的姐姐像一条新鲜的黄瓜，终于被酱成了跟当地人一样的颜色。她神情麻木地唠叨，很难判断她是赞成那一切，还是反对。
听着姐姐这类内容的唠叨，我很厌烦。姐姐，这是你吗？我有点不敢相信，可怕的贫穷和落后观念会把一个青春女子剥蚀得人不人，鬼不鬼。我想起了少女时代的姐姐，也就二十岁的样子，姐姐正上着高二，她英语很好，深得老师器重，但在父亲的操纵下，姐姐辍学去参加了县羽绒制品厂的招工考试。姐姐工作了，发了工资的姐姐兴奋地跑到邮局订了《女子世界》、《随笔》、《文学报》，我当时正上中学，偷偷地翻阅着。那时，姐姐是有梦的。姐姐，现在你的梦呢？哪里去了？换言之，就算你的梦还残存，那个大字不识的男人，他会理解你吗？姐姐，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回去跟他在一起？
2002年，我来到广州某报社做校对，手头存了不少重复的多本杂志，我想起你心里也许还有梦，我来看你时便带了一些给你，想着你能在有空的时候翻翻，吸收一点崭新的知识和思想。谁曾想，那个愚蠢的男人，趁你不在家，把那些杂志那些书当废品卖掉了。卖掉，换一点买酒的钱，这，就是那些书在那个男人心目中的全部价值。当你嘻笑着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完全绝望了，不仅仅是对他，也对你。离开他吧，姐姐。
姐姐的运气不错，次日便进了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当了保洁员。我的生活中多了个伴儿，我九个月大的女儿也多了个愿意热情抱她的亲人。只是姐姐脸上的笑容甚少，常忧郁地唉声叹气。我知道她想孩子，虽然她对那男人没什么感情，但那两个孩子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原先我每次去那个小村看姐姐，走时都会给她女儿一些钱，或买个学步车什么的，我娘家也源源不断地寄钱去接济他们，这让那个男人习惯成自然。有一次，姐姐接到哥哥给她寄来的汇款单，那个男人看了数额，嫌少似地说：“才九百块。”一旦姐姐手里有一点钱，那个男人就不会出去干活。他虽愚蠢，却企盼不劳而获。
姐姐，我真搞不懂啊，你的这个所谓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回事？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你内心的隐秘，你为什么不愿意向我敞开心扉呢？姐姐啊……
我原来在北京一家报社上班，待遇还行，我为什么要到南方来呢？我想多半是为了姐姐，我愿离她近一点，有什么事也好互相帮助。这个想法最终害了我，也害了姐姐。这是后话。
2001年3月，正是我来广东找不到工最困难的时候，我初次来到姐姐“成家”的小村庄，想找姐姐支援一点车费回家，顺便想看看姐姐生活得怎么样。当时我看那个男人也就是一个粗壮村民的模样，对姐姐好像还可以。我惟一感到不快的一点就是他过于吝惜电费，我晚上坐在床上看几分钟书，他就跑过来用相当夹生的普通话说：“不要看书啊。关灯啊。”姐姐后来说，她起初还没生小孩那段时间，他对她百依百顺。当她生下第一个女孩后，那个男人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也许他了解女人的通病，只要跟这男人有了孩子，再打再骂都不会逃跑。
对于姐姐的这桩所谓的“婚姻”，我一直是云里雾里的。她也算出生书香门第，也算受过教育，何以会受人摆布，“嫁”到那个偏远的小村庄去呢？我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姐姐与那个男人最初度过的那几夜，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呢？可有一丁点儿“新婚”的幸福？这是一个谜。碰巧，2000年7月姐姐与那男人“结婚”那几天我刚好在家。一天中午，母亲接到姐姐的电话，姐姐在电话里痛哭失声，责问母亲为什么要生她……母亲神情黯然地挂了电话。我头脑里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发晕和难受。那个牲口一样的粗人在床上无非也是把女人当作牲口罢了，他会懂得什么怜香惜玉呢？我又想起了少女时代，我曾悄悄问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姐姐一脸的憧憬笑着回答说：“戴副眼镜，文质彬彬那样的……”当时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写封信安慰一下她罢了。
姐姐初到我们小区做保洁员，勤快的她又到一位业主家兼做钟点工，业主借了一辆自行车给她，她不用走来走去了。怕她寂寞，我几乎每天都抱着孩子去她们宿舍看她。一天，发现姐姐枕边有本书，我才知道，梦在一个人的心底已生根，永远也不会泯灭。有时候我又想，如果姐姐从未上过学，也许她的痛苦会少一些。记得小时候，父亲说姐姐：她学习成绩不太好，我不怨她。因为父母忙于工作，疏于照管襁褓中的姐姐，姐姐几次从床上摔到地上，没准大脑受损了。
这一切是因为姐姐太傻吗？还是她太相信那个媒婆了？这个媒婆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亲四婶。她来自粤东那个小村庄，还是八几年，她就敢从沿海倒一批香烟到内地去卖，什么都敢试，后来她发现贩人来钱更快更省心，她开始把贵州山里的妹子往她老家那个小村庄“介绍”，“介绍”一个向男方收费五六千元不等。姐姐这桩“婚事”，她也是收了费的，姐姐一直蒙在鼓里。媒婆收了那个男人六千元，先后给他“介绍”了三个女孩，那三个女孩都很尖（聪明），一看事态不对，就逃跑了。姐姐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傻的一个，没逃，反而留下来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与此同时，娘家开始了源源不断地对她输血汇款。
2002年的春节，我已在北京找到工作。一天，家里来电话说姐姐想问我借钱，她想开一个小杂货店。我爽快地答应了。如我能预知这个小店开张后的情形，我绝对不会答应借这个钱。事实是，那个男人把每一分钱进帐都紧紧地藏匿起来（他仿佛急着收回当初买老婆的“成本”），姐姐分文没有沾边。
太过善良的姐姐为了女儿能上户口（当时小孩户口只能随母），错误地把自己的户口从老家的城镇远迁到那个小村子，这样做的恶果是她的户籍和身份证永远被那个男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深深地藏在她不可知的地方，而没有这些，她将失去自由寸步难行！姐姐，你真傻。我们老家多少女孩嫁到广东，她们几乎都愿意把户口原封不动地挂在老家，是为了留一手，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太被动。
2003年春节我到广州打工，去看过姐姐。姐姐是当局者迷，她也尝到了苦难的滋味，但她傻乎乎地碍于“介绍人”是自己的亲婶婶，而把这碗苦水咽下，她决定把这一切隐瞒下去。我则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姐姐的生活，我越来越失望。粤东那个偏远的小村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给我的印象就是脏，满地垃圾，因为无止境地生育，满地都是各种年龄段的小孩子。那个鬼影飘摇的小村，最可怕的是吸毒的人不少，毒品，人称白粉，当地叫“白药”，有的人又贩又吸。有一次，姐姐抱着孩子去老乡家串门，老乡的那个男人大模大样地吸食白粉，并不避人，姐姐一阵恶心，忙抱孩子走开。那家伙靠贩毒维持生活，若碰到假货他会赔得一干二净，连买米的钱都没有。这个村的老太太生儿子不少，却并没有准备儿子们的婚房。奇怪的是总有傻乎乎的贵州山里妹子纷纷“嫁”来，于是只好搭个帆布帐篷在旁边凑合。姐姐说着老乡们窘迫的居住条件，很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当初，姐姐太相信作为“介绍人”的叔婶们了，在与那个男人拿结婚证前，他的住处姐姐一次都没去看过，据说只是三叔代替她去看了一下，回来告诉姐姐说：“挺好！”傻姐姐，终身大事，是别人能代替得了的吗？真是儿戏。我到她居住的小屋已不止一次了，低矮的小棚屋依然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得厉害。就拿那张吃饭的小桌子来说吧，它比以前更黑更烂了。每每看到这张桌子，我就伤心，我暗暗发誓，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只会更伤心，无济于事。惟一的变化就是她的女儿慢慢长大了，而姐姐又怀孕了，听说还是双胞胎。我把一罐奶粉给了姐姐，嘱她加强营养。在回广州的车上，想起姐姐跟我说她生第一个女孩的经过，我为一个女人在外乡孤零零的生存流泪了。
回到广州后不久，姐姐给我来电话，说要借五百块钱，以补充孕妇需要的营养。我想都不想就寄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够傻的，当时就顾不上问一句：姐姐，你连怀孕的营养都保证不了，你还要生他干什么？生了之后，你又拿什么去养他呢？那个男人此刻又在做什么呢？
因为穷，当然孕期检查啦B超啦，全免了。想不到这又铸成了另一个悲剧。2003年10月19日，母亲打来电话，命我去看姐姐，说她生孩子不太顺利，要很多钱。这是姐姐最苦难的时候，我马上请了假，把我所有的现金带上，赶车来到姐姐身边。这是一家镇卫生院。这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出生时，姐姐吃尽了苦头，因为产前未做B超检查，在自然生出来第一个后，才发现后面那一个胎位不正，这才临时决定剖腹，待做完一系列手术的消毒准备，再去实施手术，胎儿已等不及了，由于缺氧等因素，取出来的孩子奄奄一息。再送到市医院，高额的抢救交费通知便很快以万（元）为单位了。娘家疯狂地寄钱来，父亲疯狂地打电话给有钱的三叔，求他先垫上，再由娘家慢慢来还。那个男人的有钱的哥哥也借了几千元给他。
一切都太晚了。医生说，已没有什么抢救的价值了，一个是费用太高，亲属难以承受；一个是由于出生时大脑缺氧，即便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没用的。征得家人同意，医生拔掉了输氧管，这个没有见到妈妈一面的可怜孩子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去了……姐姐平静地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已回到了广州，我想姐姐的心肯定已死过一回了。
这个事件使他们背上了一大笔外债。那个男人抱着“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无赖态度，想把债务无限期地拖下去。然而后来两个小孩不断地生病，他们似乎不得不靠借债度日，他那个有钱的哥哥最终一看到他们竟绕道而行。而我想象不出，我那一直清高孤僻的姐姐，深夜抱着生病的孩子去敲那个富裕的大伯子的窗户，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她没有反省她苦难的根源，她只是喋喋不休地怨恨大伯子装睡不起来开门借钱给她！谁会永无止境地向别人输血？这样的输血有没有一个底线？姐姐变了，她不再孤芳自赏，她基本上近墨者黑，已习惯了那种由别人来接济的古怪生活，她望向人的目光渐渐变得像鸡爪似的攫取。
而我曾经以我有姐姐为自豪啊，姐姐。姐姐是离过婚的，她的前夫在我们当地公安局工作，姐姐的单位也属国营工厂。我上学时喜欢绕道去看姐姐，看她怀里脸蛋红扑扑的儿子，在儿子两岁的时候，脾气倔强的姐姐硬是因为一些琐事与姐夫离婚了，当时姐姐也才二十四岁。此后姐姐辞职辗转几个城市打工，她实在不该最终听信婶婶的话啊。她留给前夫的儿子，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无人照管，身体病弱，后来患了肝炎。这又是一个恶果。
2001年8月12日，我心头突然涌现这样几行像诗的句子：姐姐，我想带你离开这个地方。看着你脸上愈来愈密的雀斑，我心疼啊，姐姐，我知道你不开心。我知道你很委屈，我知道那个人根本配不上你，姐姐，我想带你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愿再去姐姐那个粤东的小村庄了，是不是我就不想管姐姐了呢？不。2004年4月23日，我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签了一个错误的合同，我租了一个商铺想开饭店。其实我当时仍在报社上班，男友工作也很繁忙。我做这个决定，多半是为了姐姐。这个错误的决定使得我几年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有一些外债全赔进去了，九万元。惟一的收获就是我通过与姐姐近距离的相处，使我看清了她的生存处境和真实遭遇。时至今日，我承认，我是帮不了姐姐了。那个错误的决定，让今天的我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虽未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但也是伤痕累累。
姐姐是带着小孩一起来的。两个小孩，一个两岁，一个才半岁多，还在吃奶。她还带来邻居家一个十三岁的弱智男孩，说是可以帮她抱一下那个婴儿，她那位酒鬼男人也来了。姐姐后来说，她出这趟远门前，突然有一些不祥之兆，比如怎么找也找不到筹好的路费钱等，好像她本不应该出这趟门，现在想来，姐姐真是不来的好。首先就是几个小孩把饭店搅得一团糟。姐姐常穿着睡衣睡裤一手抱着小孩，一手去给客人倒茶，客人意见纷纷。她那个男人在我的饭店里耍威风，当着来吃饭客人的面对姐姐大打出手；刚到广州的第二天，那个男人便觉得在这呆着没有家里舒服，吵着要走；5月15日是我的生日，可这个夜晚我陪着姐姐在医院里熬了一夜，因为她最小的儿子病重，我找了车，付了一大笔医药费，陪孩子输了一晚的液。
那段时间，上班时我常接到姐姐或男友惊慌失措打来的电话。太累了。两年后我听到一位大学者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亲情和爱情都是人世间美好而珍贵的东西，应该珍惜，但，如果太过分地看重这类脆弱的感情，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2004年6月7日，来饭店弄了一个月的姐姐撑不下去了，她关上饭店大门抱着小孩，踏上去贵州的火车一走了之，没有参加五天之后的我的婚礼。那个男人开始天天往贵州打电话，先是威胁，后是好言哀求，以他濒死的老母遗言来感动姐姐。姐姐于是又回去了。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都市生活，姐姐的一颗心便总是驿动不安。那个品性卑劣的男人，喝醉了张口就骂姐姐和小孩，你们去死吧，都是你们耽误我过不好！这年冬天，在一次争吵后，那个男人终于抖出了那个秘密：婶婶是收了他的钱的！难怪他每次打电话到贵州是那样的理直气壮。姐姐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深圳那个婶婶家，狡猾的婶婶如见瘟神赶紧打电话叫我弟弟来，也就是想把姐姐这个皮球踢给我弟弟的意思。婶婶像打发叫化子一样塞了一百元给姐姐。在深圳打工的弟弟为姐姐买了回娘家的汽车票，姐姐于是回贵州那个县城过年。
过完年，姐姐也不想再回那粤东的小村庄。在那个男人每日的电话骚扰中，她带着两个小孩在娘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五个月。姐姐在老家期间，我也曾回去过一次，不过匆匆一个星期，我就回广州了。不想这无意中触怒了父亲。刚回到广州的第二天，父亲就来电话，他说他骂姐姐了，他猛力地推她出门，说她在娘家住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撵她走。左邻右舍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无言以对。姐姐当时一定痛哭流涕！过了一个月，姐姐还是带着那两个小孩回到了男人那里。可不到三个月，那个男人又对她暴打了三次，姐姐伤得不轻，心也伤透了，这才偷跑出来。更可悲的是，这次姐姐原来的单位一次性打发了一点生活费给她，存在一张卡里，而这张卡，竟不幸被那个男人搜到，他拿着这张卡，狰狞地笑了。他知道，姐姐没有了卡，必将失去自由寸步难行。
一天，我看电视，听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长期生活在爸爸粗暴打骂妈妈的阴影中，深感压抑，小女孩往自己身上浇了汽油，自焚成重伤。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希望爸爸和妈妈离婚……”晚上，我很激动地请姐姐出去吃了一顿饭，告诉了她这个故事，我明确地摊牌：我不同意你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往火坑里跳。姐姐听了我这句话，她眼神黯淡了，回避着我。可在与她一起逛童装商场的时候，她还是乐意去抚摸那些适合她那两个小孩穿的小褂叨叨：这件她穿最好看了！我就猜测她还是想着要回去。她不放心那两个小孩。也许她跑出来，并不是彻底想离开，只是想让那个男人体会到她的重要性。一提起那两个孩子，我也感到头痛，特别是那个女孩。这真是一个难题。在一些老套的情感故事中，同情心很容易压制我们的理智，甚至会引导我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悲剧人生。如果我们的父母是清醒的，姐姐本人也是清醒的，他们选择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
过了三个月，天渐渐冷了，南方的冬天无声无息地降临。姐姐说这里工资低她想辞工，到东莞去找老乡，再找份好一点的工。我不放心，一个劲地劝阻，但没用。我疑心她是想回粤东那个小村子，故意骗我说去东莞。事实上果然如此。很快，又一个春节过去了，大年初三，终于接到姐姐打来的拜年电话，她说她又想来广州和我在一起，想是又与他打架了。这好比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时我正忙着要陪公婆去海南观光，所以没很快答应她。
我还是时常梦见姐姐。昨晚还梦见姐姐了，她一脸忧郁，拿着行李，不知道要去哪里。
责 编：鄢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