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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1
《红与黑》与《人生》这两部作品都堪称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一中一外，他们的诞生虽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依然很有互相比较的意义和价值。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出生于一个平常的资产阶级家庭，“他体质羸弱，相貌好看，一双黑眼睛，脸上留着热情的痕迹”，他从小就一直挨自己爸爸和哥哥的打，他是家里唯一会读书写字的人，从小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叔叔临死前给他留的《忏悔录》以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年老仁慈的本堂神父留他做学生且希望将他培养为一名教士。虚荣的市长让于连去他家教书，虽然于连痛恨像市长德·雷纳尔先生这样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巧取豪夺，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的侯爵，他还是去了。于连是一个高度自尊或者说高度自卑的人，第一次前往市长家里时，他很胆怯，很紧张，但是当他发现他的紧张竟然被德·雷纳尔夫人觉察到的时候，他便心生恨意，并且陷入深深的自责以及报复欲望之中。于连受拿破仑的影响很深，他痛恨保王党人的复辟，他一直觉得自己如果生在拿破仑时代，一定可以步步高升，成为将军，所以他痛恨这个保王党家庭。后来由于一封匿名信，于连被送往了贝藏松的神学院，又经皮拉尔神父的引荐，于连来到了巴黎，做了拉莫尔侯爵的秘书，在这里，他遇到了德·拉莫尔小姐，于连的性格触碰了拉莫尔小姐的虚荣心，这个不一样的男人使她爱上了他，后来于连用计谋将这种爱变得牢不可摧。正在于连顺风顺水的时候。情节再一次转向了德·雷纳尔夫人，她被耶稣会教士利用而写了一封信。信中，于连被描述成了一位除对金钱的酷爱以外没有别的爱好，并且是一个企图利用女人来发家致富的年轻人，这封信触怒了侯爵，于连被迫逃亡。他买了子弹，动身来到了维里埃尔，看到雷纳尔夫人正在做弥撒，就就近朝她开了两枪。于连进了监狱，但是此刻的他幡然醒悟，他真正爱的是德·雷纳尔夫人……
路遥的《人生》塑造了同样是年轻人的高加林形象，高加林出生于农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留在县城教书，没想到三年以后，他民办教师的岗位被他们高家村的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了，遇到了这样不公平的事，想着自己以后可能就要在农村度过，高加林充满怒气和怨恨，赌气似得做农活，甚至手上的鲜血都染红了锄头柄。这时，一个女人出现了，她拯救了他。她就是刘立本的女儿刘巧珍。其实巧珍一直爱着高加林，只不过前几年高加林在城里教书，而自己大字不识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高加林，现在高加林回到了农村，又知晓了这样的事，于是便想方设法地安慰他，渐渐地，高加林也接受了巧珍的爱，他们时常晚上一同出来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过了不久，关于他们的谣言开始流传，双方父母都很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巧珍的父亲刘立本，他看不上高加林，看不上高玉德家庭那破败的样子，一心希望巧珍嫁給家境殷实并且老实的马栓，但是加林和巧珍还是这样相爱着。其实高加林一直没有断了去城里头找工作的念头，他曾经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情节到这里出现了转折，高加林的叔叔回来了，做了地区的劳动局局长，虽然叔父明确和哥哥说不能开后门，但是副局长马战胜为了拍马屁，还是给高加林开了后门，让高加林做了县里的通讯干事，他才华横溢，干得很出色。这时，广播员黄亚萍再次进入了他的视线，如今回到了城市，又得知黄亚萍深爱着自己，她又不惜和张克男断绝恋爱关系，并且还有机会前往南京工作，他便挣扎着断绝了与巧珍的关系。世事难料，张克男的母亲暗中得知高加林的工作是由于开后门得来的，便去纪委举报，高加林被要求返回农村，这时，他一无所有，黄亚萍不能在农村吃苦，自己辜负的巧珍也嫁给了马栓，这时的高加林才幡然醒悟……
比较《红与黑》与《人生》于连与高加林的形象，可以发现：
（一）于连和高加林都是不安于现状，都是有极强进取心的青年，都想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父辈对他们命运的安排。
（二）现实都阻碍了他们，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了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高加林所处的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制度还相当不完善，社会结构相当封闭，某些人对改革充满惰性和高加林的奋斗精神发生矛盾。于连处在王朝复辟时期，拿破仑时代余晖刚刚落下，阶级观念盛行，社会充满不公，这与于连的奋斗精神相抵触。
（三）他们都具有二重人格，于连一方面他对侯爵的巧取豪夺， 大发横财的行径十分仇视，但当他领悟到侯爵有意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高加林同样具有这样的复杂人格，一方面，他极力反对不正之风，愤世嫉俗。另一方面当他从不正之风中得到好处时，就缄默、坦然，心安理得；一方面，他的自尊使他觉得在乡下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另一方面，他的自卑又使他觉得在城里人面前有一种心理上的压抑。
（四）都采用了三者关系结构，德·雷纳尔夫人-于连-拉莫尔小姐；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其中于连对雷纳尔夫人的爱以及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爱是至死不渝的爱，不失有真和美的价值。而对拉莫尔或者黄亚萍的爱则更多掺进了功利主义因素，是社会化的爱或者说是政治化的爱了。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1
《红与黑》与《人生》这两部作品都堪称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一中一外，他们的诞生虽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依然很有互相比较的意义和价值。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出生于一个平常的资产阶级家庭，“他体质羸弱，相貌好看，一双黑眼睛，脸上留着热情的痕迹”，他从小就一直挨自己爸爸和哥哥的打，他是家里唯一会读书写字的人，从小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叔叔临死前给他留的《忏悔录》以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年老仁慈的本堂神父留他做学生且希望将他培养为一名教士。虚荣的市长让于连去他家教书，虽然于连痛恨像市长德·雷纳尔先生这样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巧取豪夺，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的侯爵，他还是去了。于连是一个高度自尊或者说高度自卑的人，第一次前往市长家里时，他很胆怯，很紧张，但是当他发现他的紧张竟然被德·雷纳尔夫人觉察到的时候，他便心生恨意，并且陷入深深的自责以及报复欲望之中。于连受拿破仑的影响很深，他痛恨保王党人的复辟，他一直觉得自己如果生在拿破仑时代，一定可以步步高升，成为将军，所以他痛恨这个保王党家庭。后来由于一封匿名信，于连被送往了贝藏松的神学院，又经皮拉尔神父的引荐，于连来到了巴黎，做了拉莫尔侯爵的秘书，在这里，他遇到了德·拉莫尔小姐，于连的性格触碰了拉莫尔小姐的虚荣心，这个不一样的男人使她爱上了他，后来于连用计谋将这种爱变得牢不可摧。正在于连顺风顺水的时候。情节再一次转向了德·雷纳尔夫人，她被耶稣会教士利用而写了一封信。信中，于连被描述成了一位除对金钱的酷爱以外没有别的爱好，并且是一个企图利用女人来发家致富的年轻人，这封信触怒了侯爵，于连被迫逃亡。他买了子弹，动身来到了维里埃尔，看到雷纳尔夫人正在做弥撒，就就近朝她开了两枪。于连进了监狱，但是此刻的他幡然醒悟，他真正爱的是德·雷纳尔夫人……
路遥的《人生》塑造了同样是年轻人的高加林形象，高加林出生于农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留在县城教书，没想到三年以后，他民办教师的岗位被他们高家村的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了，遇到了这样不公平的事，想着自己以后可能就要在农村度过，高加林充满怒气和怨恨，赌气似得做农活，甚至手上的鲜血都染红了锄头柄。这时，一个女人出现了，她拯救了他。她就是刘立本的女儿刘巧珍。其实巧珍一直爱着高加林，只不过前几年高加林在城里教书，而自己大字不识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高加林，现在高加林回到了农村，又知晓了这样的事，于是便想方设法地安慰他，渐渐地，高加林也接受了巧珍的爱，他们时常晚上一同出来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过了不久，关于他们的谣言开始流传，双方父母都很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巧珍的父亲刘立本，他看不上高加林，看不上高玉德家庭那破败的样子，一心希望巧珍嫁給家境殷实并且老实的马栓，但是加林和巧珍还是这样相爱着。其实高加林一直没有断了去城里头找工作的念头，他曾经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情节到这里出现了转折，高加林的叔叔回来了，做了地区的劳动局局长，虽然叔父明确和哥哥说不能开后门，但是副局长马战胜为了拍马屁，还是给高加林开了后门，让高加林做了县里的通讯干事，他才华横溢，干得很出色。这时，广播员黄亚萍再次进入了他的视线，如今回到了城市，又得知黄亚萍深爱着自己，她又不惜和张克男断绝恋爱关系，并且还有机会前往南京工作，他便挣扎着断绝了与巧珍的关系。世事难料，张克男的母亲暗中得知高加林的工作是由于开后门得来的，便去纪委举报，高加林被要求返回农村，这时，他一无所有，黄亚萍不能在农村吃苦，自己辜负的巧珍也嫁给了马栓，这时的高加林才幡然醒悟……
比较《红与黑》与《人生》于连与高加林的形象，可以发现：
（一）于连和高加林都是不安于现状，都是有极强进取心的青年，都想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父辈对他们命运的安排。
（二）现实都阻碍了他们，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了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高加林所处的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制度还相当不完善，社会结构相当封闭，某些人对改革充满惰性和高加林的奋斗精神发生矛盾。于连处在王朝复辟时期，拿破仑时代余晖刚刚落下，阶级观念盛行，社会充满不公，这与于连的奋斗精神相抵触。
（三）他们都具有二重人格，于连一方面他对侯爵的巧取豪夺， 大发横财的行径十分仇视，但当他领悟到侯爵有意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高加林同样具有这样的复杂人格，一方面，他极力反对不正之风，愤世嫉俗。另一方面当他从不正之风中得到好处时，就缄默、坦然，心安理得；一方面，他的自尊使他觉得在乡下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另一方面，他的自卑又使他觉得在城里人面前有一种心理上的压抑。
（四）都采用了三者关系结构，德·雷纳尔夫人-于连-拉莫尔小姐；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其中于连对雷纳尔夫人的爱以及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爱是至死不渝的爱，不失有真和美的价值。而对拉莫尔或者黄亚萍的爱则更多掺进了功利主义因素，是社会化的爱或者说是政治化的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