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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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7日,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历时四年拟定出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为《新加坡调解公约》)正式亮相,中国、美国、印度等46个国家对其进行了签署,但自签署以来我国却一直未批准该公约.由于我国的调解制度一直侧重于人民公益性调解,且行政色彩浓厚,在批准该公约之前相应的制度构建必须被提上日程.目前我国专门的商事调解立法存在缺失,对当事人可调解事项的范围以及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规定不明,且商事性的调解机构较发达国家发展迟缓,相关专业人才严重缺失.针对这些问题急需在立法上作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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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法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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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7日,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历时四年拟定出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为《新加坡调解公约》)正式亮相,中国、美国、印度等46个国家对其进行了签署,但自签署以来我国却一直未批准该公约.由于我国的调解制度一直侧重于人民公益性调解,且行政色彩浓厚,在批准该公约之前相应的制度构建必须被提上日程.目前我国专门的商事调解立法存在缺失,对当事人可调解事项的范围以及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规定不明,且商事性的调解机构较发达国家发展迟缓,相关专业人才严重缺失.针对这些问题急需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同时加快专业组织与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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