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向死而生，不否认死亡也不回避它，才是唯一的途径。而在这一个维度上，某种程度上，东方有与别不同的智慧。
去年10月的舞踏秋令营结束以后，时间以一直未变的姿态飞逝而过。这期间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再读到两本内地新出版的著作，一本是探讨临终关怀，而另一本是关于死亡哲学的。到底是舞踏帮助我思考死亡，还是死亡这件事帮助我思考舞踏，这是一个显得有点奇怪的问题。
山居四日
“舞踏……是一种和踢踏舞相似的……舞蹈吗？”这是我常常听到的疑问，而我总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过是带着一种“试试看吧”的心情报了一个四天的工作坊，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两位朋友极力推荐：“一定要上舞踏，特别好！”然而我懵懂的表情，他们全都当作没有看到—也许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向我描述这个东西。
这两位朋友都是研究戏剧的，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他们的品位不会太差。于是，在一个下午，我突如其来地决定去参加所在城市附近的舞踏工作坊，而且是工作坊的后四天—前四天早已结束了。
这四天的经历自然是非常特别的，如同那个地方一样。这个叫做“城市山民”的空间，在广州的帽峰山附近，出租车蜿蜒进入一个山谷，然后越走越深，穿过一幢又一幢大门，到达一个只有两三栋小楼的山庄。如同我们的心灵一样，虽没有洋葱那么多的层次，但是也相差不远，尽管上世纪心理学飞速发展，然而人类现有的对人心灵的了解，如同对人的大脑的了解一样，仍然停留在非常幼稚的阶段。
山庄的晨昏是宁静而美丽的，这里的猫和狗，植物和昆虫，与人类平等友好共处。第一节课，桂勘老师让我们一人捡两根芭蕉树的大叶子来练习用身体画圆圈。一时间木地板上叶子婆娑，阳光从树影间打在地板上，时间仿佛停滞。
桂勘将近70岁，是一个面目慈祥的日本老人，光头、笑容可掬、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裤子绑腿，好像是日本电影里走出来的老农民。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弟子杜杜今年31岁，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样子，身体单薄，却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舞踏团体白狐系—我看过她的演出，身体爆发出的能量让人惊讶。
几天后参加完演出，桂勘老师在演后谈里面提及他的一些思想：“现代人总体都是以西方的方式走进现代，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东方的方式。”舞踏创始人之一土方巽，早年在东北长大，桂勘认为，土方舞踏的一个特点，总是佝偻着腰，弯着膝盖，和农民的形态相似。在我的认识里，舞踏始终带着回到前现代的一种姿态。在一种艺术形式里表达反抗，其实是隐含的，非进攻性的姿态，但远非软弱无力的反抗。
大野一雄
工作坊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室外的排练场看舞踏视频。时近深秋，尽管把帆布幕都拉上，仍有不知不觉溜进来的冷风嗖嗖窜进身体。有一段演出是土方巽的名作，是为纪念他的姐姐而作。这是我第一次看舞踏演出。视频里，土方一个七尺男儿，佝偻着身体形近一个女人，长发别着花朵，踮脚而行。那一刻的惊讶难以形容，就形体而言，这段所谓“舞蹈”和我们观念里的“美”有着太远的距离，如果不将之形容为“丑”的话。然而短短几分钟，我被那演出所呈现的少女的羞涩、清纯，也许还有一丝凄凉彻底打动。据老师说，土方关系最好的是他的姐姐，而这位姐姐的身世遭遇，并不怎么好。至今想来，那可能是我见过最触动人心的舞台表演之一了。
另一段演出则来自舞踏另一位创始人大野一雄。大野一雄年轻时曾练习舞蹈，二战时参军。战后返回日本，在50多岁的高龄成为一名舞者。在演出中，大野一雄身上的着装犹如一位迟暮的日本老妇人，他在观众席中间坐着，未几巍颤颤站了起来，似醉非醉，似醒非醒，一步一个踉跄在席间行走。当时我哑然和不解之余—因为它实在太冲击原来的美学观念了—却不得不承认，这位“老妇”的身段体态，像刀刻一样刻在了记忆深处。直到现在，我才慢慢有一点明白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是什么。
大野一雄创立舞踏，最大的推动力，大抵是他的朋友在战争中死亡。桂勘老师说，早期舞踏的很多动作，是模仿人临死前的状态—无怪乎，那些扭曲的肢体，那些佝偻的姿态。
工作坊回来，我查阅了所有能查阅到的关于舞踏的资料。它诞生于1959年，被西方艺术界称为“身体的超现实主义”，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舞蹈。它的产生背景，是二战后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日本。
“二战后，日本战败，落入一片慌乱中，日本本土文化和民族内涵在与西方现代潮流的交融中，经受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社会价值与人际关系急速转变。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日本人民面临着信仰崩溃的迷惘和不由自主的被西化。
“而知识分子们则借由革新传统艺术延续民族文化，抒发对西方现代潮流的反思和抗争。舞踏便是在这场保守与前卫，传统与西化的抗争中孕育而生。
“作为舞踏的创始人，大野一雄和土方巽在日本舞蛹和现代舞找到了结合点：警觉于本土舞蹈受西方影响而失去原有风貌，同时又要承担起反应现实动乱的社会使命，从两个背景的诉求中发展的这套舞蹈残破美学，解放日本身体文化之原型，又有对日本皇权提出批判的现实意义。 ”
关于死亡
山居的几天，每天白天就是上课、吃饭、休息。时间不紧不慢过去，学习甚至是有点儿松弛的，但很奇怪地，身体或者说情绪，仿佛经历一种洗净。悲伤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来，然后又像潮水一样退去。潮涨潮落，我只感觉日常生活的假面逐渐剥落，回到了真实。
“It is about reality.”（舞踏是关于真实的。）因为来晚了，我不明所以地练习一段时间后，终于忍不住问同学，又去问老师，舞踏是什么。这就是老师给我们的回答。
这个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是太玄了。什么是真实，到底什么是真实？
至少现在我知道，其中一个关于人生的真相是，人，都是会死的。 这虽然似乎是人所共知的真理，然而，真正从心里面“知道”，而不是头脑里知道的人，并不多见。至少在我自己，是最近五六年才慢慢认识，死亡是人生最为重要的经验（当然也可加上之一）—尽管10年前绝对不会这么认为。
如何对待这种经验，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生其他方面的行为。这一点恐怕是人们暗中同意，却在我们的文化中时刻加以否认和回避的。几个月后，当我在书店里发现葛文德将他的著作命名为Being Mortal （Mortal意为朽坏，死亡）时，那个关于“真实”的思维空间又一次打开。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Being Mortal）是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的著作。书中包含非常真实的经历和思考，特别是对西方现代医疗体系，尤其是其对待病人与死亡的文化的反思。正是因为不能接受人的必死性，西方现代医疗对待临终病人的态度充满了对生命的不尊重，为了维持哪怕是一分钟的生命，病人必须接受各种对肉体和生命可以命名为“不尊重”的处理和治疗。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一种对真实的逃避。
在打开书中其中一段的时候，里面的文字触动了我：
“高龄老人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正如菲利克斯对我说的：‘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在小说《每个人》（Everyman），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说得更加苦涩：‘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与之相反的是东方的态度。衰老和死亡真的是一场屠杀—尽管它看起来确实如此？我想起了大野一雄在90多岁的高龄依然演出—那时候他是如此衰老，腿已经不能走动，仅仅凭借手部动作来舞蹈。尽管没有年轻时的力量感，但他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然而他在舞台上的第一支舞，本来就是表现衰残、将近死亡的—关于人，也是关于日本传统文化。如果不是这种反省的深度，我在看视频的时候，不会觉得如此触动。
我也想起了土方巽和他的团队的演出。在佝偻着腰，弯曲着腿的姿态中，在全身涂白的“外衣”下，他们那骇人的表情—之所以骇人，是因为模仿着临死前的状态。而这居然可以作为演出出现在舞台上，这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扭转：寻找真实
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人都有一死，而死亡并不就意味着没有尊严，并不就意味着被遗忘和遗弃，并不意味着丑陋—尽管在西方现代医疗体系看来，确实就是如此。衰老，衰残，这些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对智能、对技术的推崇而被显明为弱势的人类生存状况，借由舞踏在舞台上的表达，被扭转为“美”的。
葛文德所拷问的，是西方价值观下的死亡和与之相关的医疗体系;舞踏拷问的，是我们对死亡的“被扭曲的”看法，借此将我们拉近真实并接受、甚至欣赏真实的人生处境。
葛文德认为，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Being Mortal，生而为人，必经死亡。他借书名就已经表达了他的价值观，人唯有真正认识必将朽坏这一事实，才能从容面对死亡和衰老。
当时和葛文德这本《最好的告别》一起摆放在书店相近位置，又被我一道买回的，是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死亡否认》，这本书曾获得1974年的普利策大奖。贝克尔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欧洲犹太人后裔，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曾参加过解放纳粹集中营的战斗。他在书中对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作出了总结，指出英雄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其深入人性的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事物，而英雄主义来源于人的自恋本性。社会本身，则是一个规范化的英雄主义体系。就此而言，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宗教”体系，无论是科学、消费社会、意识形态，都是活生生的神话，目的是为人类生活提供意义。
尽管还没有翻完这本理论著作，但如同有些作者，你几乎会很快明白他的思想路线一样，贝克尔对现代文明的描述马上赢得了我的尊敬。他认为，英雄主义的根源，是人对死亡恐惧的反映。
死亡恐惧普遍存在且遭到压抑和否定，许多研究有力表明，在人类平静的表面之下潜伏着普遍的焦虑，仿佛“深藏的蛀虫”—如果你警醒并刻意觉察，这种焦虑就深深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为了掩饰恐惧，人们以越来越多的欲望来遮盖它，这繁衍出我们丰富而拥挤的文明，但欲望之于恐惧仍然是饮鸩止渴。
那么应该如何直面恐惧？向死而生，不否认死亡也不回避它，才是唯一的途径。而在这一个维度上，某种程度上，东方有与别不同的智慧。
为什么起舞
桂勘老师1948年生于日本京都，是元老级的舞踏家之一。1979年～1981年，他加入日本当时最主要的舞踏团之一“白虎社”（Byakkosha，土方巽系下最具影响力的舞踏团体之一）。最近30年来，他游历世界各地，推广舞踏。
桂勘曾经在一次访谈里面这样描述舞踏对于他个人的意义。“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的现实’，日常生活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真实’，而有时在台上跳舞会让我感到更真实的‘真实存在、真实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着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我是个男人，看上去比别人年纪大些—现在看起来是……或者有些人是商人、家庭主妇、画家等等。然而当我们站在舞台上时，我们回归到‘身体’。那‘人’是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质询是我活着的‘动力’。就是说，没有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世俗人，所以说舞踏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能量，让我活着的能量。”
而杜杜的回答则更简单、直接，她把本来要去五台山拜佛的母亲接到舞踏工作坊，对阿姨说：“通过舞踏工作坊的方法了解真实的自己，身体已经是我的庙宇。”杜杜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2010年开始师从桂勘，人生道路也因而改变。她辞职，成为一个职业舞踏者，创办舞踏白狐系，足迹开始遍及世界，参加各种演出，带领舞踏工作坊。
而我们这些前往参加舞踏秋令营的同学，有舞蹈老师、舞台剧演员、导演，我这样的媒体人和非职业剧场人，还有身心灵导师、作家等等。
事后和一个同学交流，我们都经历了情绪上的起伏，因为舞踏似乎能充分调动身体的能量，而身体直接关系着心灵。
课后的演出在太古仓附近一个废弃的仓库进行，这里据说第二天就要封掉。而我们那天晚上似乎做了一个神奇的演出。演出前我们在这里扫地、拖地、摆设场地、排练，化妆、换衣服、全身涂上由贝壳粉做成的白色油彩。
不知道是谁准备了一种日式的灯笼，演出时每个观众人手一个。仓库的废旧工业感，加上灯笼做成的影影憧憧的感觉，让我忽然感觉迷离不知所在。
那天请了两个朋友过去看，她们的反应是：“很震撼。”对舞台反应尚算敏感的我，了解到所有观众都被镇住了，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似乎对舞踏一无所知。而演出完毕，我感觉全身都好像被一种什么力量清洗过，只留下重要的东西。
去年10月的舞踏秋令营结束以后，时间以一直未变的姿态飞逝而过。这期间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再读到两本内地新出版的著作，一本是探讨临终关怀，而另一本是关于死亡哲学的。到底是舞踏帮助我思考死亡，还是死亡这件事帮助我思考舞踏，这是一个显得有点奇怪的问题。
山居四日
“舞踏……是一种和踢踏舞相似的……舞蹈吗？”这是我常常听到的疑问，而我总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过是带着一种“试试看吧”的心情报了一个四天的工作坊，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两位朋友极力推荐：“一定要上舞踏，特别好！”然而我懵懂的表情，他们全都当作没有看到—也许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向我描述这个东西。
这两位朋友都是研究戏剧的，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他们的品位不会太差。于是，在一个下午，我突如其来地决定去参加所在城市附近的舞踏工作坊，而且是工作坊的后四天—前四天早已结束了。
这四天的经历自然是非常特别的，如同那个地方一样。这个叫做“城市山民”的空间，在广州的帽峰山附近，出租车蜿蜒进入一个山谷，然后越走越深，穿过一幢又一幢大门，到达一个只有两三栋小楼的山庄。如同我们的心灵一样，虽没有洋葱那么多的层次，但是也相差不远，尽管上世纪心理学飞速发展，然而人类现有的对人心灵的了解，如同对人的大脑的了解一样，仍然停留在非常幼稚的阶段。
山庄的晨昏是宁静而美丽的，这里的猫和狗，植物和昆虫，与人类平等友好共处。第一节课，桂勘老师让我们一人捡两根芭蕉树的大叶子来练习用身体画圆圈。一时间木地板上叶子婆娑，阳光从树影间打在地板上，时间仿佛停滞。
桂勘将近70岁，是一个面目慈祥的日本老人，光头、笑容可掬、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裤子绑腿，好像是日本电影里走出来的老农民。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弟子杜杜今年31岁，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样子，身体单薄，却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舞踏团体白狐系—我看过她的演出，身体爆发出的能量让人惊讶。
几天后参加完演出，桂勘老师在演后谈里面提及他的一些思想：“现代人总体都是以西方的方式走进现代，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东方的方式。”舞踏创始人之一土方巽，早年在东北长大，桂勘认为，土方舞踏的一个特点，总是佝偻着腰，弯着膝盖，和农民的形态相似。在我的认识里，舞踏始终带着回到前现代的一种姿态。在一种艺术形式里表达反抗，其实是隐含的，非进攻性的姿态，但远非软弱无力的反抗。
大野一雄
工作坊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室外的排练场看舞踏视频。时近深秋，尽管把帆布幕都拉上，仍有不知不觉溜进来的冷风嗖嗖窜进身体。有一段演出是土方巽的名作，是为纪念他的姐姐而作。这是我第一次看舞踏演出。视频里，土方一个七尺男儿，佝偻着身体形近一个女人，长发别着花朵，踮脚而行。那一刻的惊讶难以形容，就形体而言，这段所谓“舞蹈”和我们观念里的“美”有着太远的距离，如果不将之形容为“丑”的话。然而短短几分钟，我被那演出所呈现的少女的羞涩、清纯，也许还有一丝凄凉彻底打动。据老师说，土方关系最好的是他的姐姐，而这位姐姐的身世遭遇，并不怎么好。至今想来，那可能是我见过最触动人心的舞台表演之一了。
另一段演出则来自舞踏另一位创始人大野一雄。大野一雄年轻时曾练习舞蹈，二战时参军。战后返回日本，在50多岁的高龄成为一名舞者。在演出中，大野一雄身上的着装犹如一位迟暮的日本老妇人，他在观众席中间坐着，未几巍颤颤站了起来，似醉非醉，似醒非醒，一步一个踉跄在席间行走。当时我哑然和不解之余—因为它实在太冲击原来的美学观念了—却不得不承认，这位“老妇”的身段体态，像刀刻一样刻在了记忆深处。直到现在，我才慢慢有一点明白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是什么。
大野一雄创立舞踏，最大的推动力，大抵是他的朋友在战争中死亡。桂勘老师说，早期舞踏的很多动作，是模仿人临死前的状态—无怪乎，那些扭曲的肢体，那些佝偻的姿态。
工作坊回来，我查阅了所有能查阅到的关于舞踏的资料。它诞生于1959年，被西方艺术界称为“身体的超现实主义”，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舞蹈。它的产生背景，是二战后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日本。
“二战后，日本战败，落入一片慌乱中，日本本土文化和民族内涵在与西方现代潮流的交融中，经受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社会价值与人际关系急速转变。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日本人民面临着信仰崩溃的迷惘和不由自主的被西化。
“而知识分子们则借由革新传统艺术延续民族文化，抒发对西方现代潮流的反思和抗争。舞踏便是在这场保守与前卫，传统与西化的抗争中孕育而生。
“作为舞踏的创始人，大野一雄和土方巽在日本舞蛹和现代舞找到了结合点：警觉于本土舞蹈受西方影响而失去原有风貌，同时又要承担起反应现实动乱的社会使命，从两个背景的诉求中发展的这套舞蹈残破美学，解放日本身体文化之原型，又有对日本皇权提出批判的现实意义。 ”
关于死亡
山居的几天，每天白天就是上课、吃饭、休息。时间不紧不慢过去，学习甚至是有点儿松弛的，但很奇怪地，身体或者说情绪，仿佛经历一种洗净。悲伤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来，然后又像潮水一样退去。潮涨潮落，我只感觉日常生活的假面逐渐剥落，回到了真实。
“It is about reality.”（舞踏是关于真实的。）因为来晚了，我不明所以地练习一段时间后，终于忍不住问同学，又去问老师，舞踏是什么。这就是老师给我们的回答。
这个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是太玄了。什么是真实，到底什么是真实？
至少现在我知道，其中一个关于人生的真相是，人，都是会死的。 这虽然似乎是人所共知的真理，然而，真正从心里面“知道”，而不是头脑里知道的人，并不多见。至少在我自己，是最近五六年才慢慢认识，死亡是人生最为重要的经验（当然也可加上之一）—尽管10年前绝对不会这么认为。
如何对待这种经验，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生其他方面的行为。这一点恐怕是人们暗中同意，却在我们的文化中时刻加以否认和回避的。几个月后，当我在书店里发现葛文德将他的著作命名为Being Mortal （Mortal意为朽坏，死亡）时，那个关于“真实”的思维空间又一次打开。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Being Mortal）是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的著作。书中包含非常真实的经历和思考，特别是对西方现代医疗体系，尤其是其对待病人与死亡的文化的反思。正是因为不能接受人的必死性，西方现代医疗对待临终病人的态度充满了对生命的不尊重，为了维持哪怕是一分钟的生命，病人必须接受各种对肉体和生命可以命名为“不尊重”的处理和治疗。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一种对真实的逃避。
在打开书中其中一段的时候，里面的文字触动了我：
“高龄老人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正如菲利克斯对我说的：‘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在小说《每个人》（Everyman），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说得更加苦涩：‘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与之相反的是东方的态度。衰老和死亡真的是一场屠杀—尽管它看起来确实如此？我想起了大野一雄在90多岁的高龄依然演出—那时候他是如此衰老，腿已经不能走动，仅仅凭借手部动作来舞蹈。尽管没有年轻时的力量感，但他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然而他在舞台上的第一支舞，本来就是表现衰残、将近死亡的—关于人，也是关于日本传统文化。如果不是这种反省的深度，我在看视频的时候，不会觉得如此触动。
我也想起了土方巽和他的团队的演出。在佝偻着腰，弯曲着腿的姿态中，在全身涂白的“外衣”下，他们那骇人的表情—之所以骇人，是因为模仿着临死前的状态。而这居然可以作为演出出现在舞台上，这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扭转：寻找真实
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人都有一死，而死亡并不就意味着没有尊严，并不就意味着被遗忘和遗弃，并不意味着丑陋—尽管在西方现代医疗体系看来，确实就是如此。衰老，衰残，这些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对智能、对技术的推崇而被显明为弱势的人类生存状况，借由舞踏在舞台上的表达，被扭转为“美”的。
葛文德所拷问的，是西方价值观下的死亡和与之相关的医疗体系;舞踏拷问的，是我们对死亡的“被扭曲的”看法，借此将我们拉近真实并接受、甚至欣赏真实的人生处境。
葛文德认为，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Being Mortal，生而为人，必经死亡。他借书名就已经表达了他的价值观，人唯有真正认识必将朽坏这一事实，才能从容面对死亡和衰老。
当时和葛文德这本《最好的告别》一起摆放在书店相近位置，又被我一道买回的，是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死亡否认》，这本书曾获得1974年的普利策大奖。贝克尔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欧洲犹太人后裔，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曾参加过解放纳粹集中营的战斗。他在书中对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作出了总结，指出英雄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其深入人性的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事物，而英雄主义来源于人的自恋本性。社会本身，则是一个规范化的英雄主义体系。就此而言，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宗教”体系，无论是科学、消费社会、意识形态，都是活生生的神话，目的是为人类生活提供意义。
尽管还没有翻完这本理论著作，但如同有些作者，你几乎会很快明白他的思想路线一样，贝克尔对现代文明的描述马上赢得了我的尊敬。他认为，英雄主义的根源，是人对死亡恐惧的反映。
死亡恐惧普遍存在且遭到压抑和否定，许多研究有力表明，在人类平静的表面之下潜伏着普遍的焦虑，仿佛“深藏的蛀虫”—如果你警醒并刻意觉察，这种焦虑就深深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为了掩饰恐惧，人们以越来越多的欲望来遮盖它，这繁衍出我们丰富而拥挤的文明，但欲望之于恐惧仍然是饮鸩止渴。
那么应该如何直面恐惧？向死而生，不否认死亡也不回避它，才是唯一的途径。而在这一个维度上，某种程度上，东方有与别不同的智慧。
为什么起舞
桂勘老师1948年生于日本京都，是元老级的舞踏家之一。1979年～1981年，他加入日本当时最主要的舞踏团之一“白虎社”（Byakkosha，土方巽系下最具影响力的舞踏团体之一）。最近30年来，他游历世界各地，推广舞踏。
桂勘曾经在一次访谈里面这样描述舞踏对于他个人的意义。“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的现实’，日常生活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真实’，而有时在台上跳舞会让我感到更真实的‘真实存在、真实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着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我是个男人，看上去比别人年纪大些—现在看起来是……或者有些人是商人、家庭主妇、画家等等。然而当我们站在舞台上时，我们回归到‘身体’。那‘人’是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质询是我活着的‘动力’。就是说，没有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世俗人，所以说舞踏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能量，让我活着的能量。”
而杜杜的回答则更简单、直接，她把本来要去五台山拜佛的母亲接到舞踏工作坊，对阿姨说：“通过舞踏工作坊的方法了解真实的自己，身体已经是我的庙宇。”杜杜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2010年开始师从桂勘，人生道路也因而改变。她辞职，成为一个职业舞踏者，创办舞踏白狐系，足迹开始遍及世界，参加各种演出，带领舞踏工作坊。
而我们这些前往参加舞踏秋令营的同学，有舞蹈老师、舞台剧演员、导演，我这样的媒体人和非职业剧场人，还有身心灵导师、作家等等。
事后和一个同学交流，我们都经历了情绪上的起伏，因为舞踏似乎能充分调动身体的能量，而身体直接关系着心灵。
课后的演出在太古仓附近一个废弃的仓库进行，这里据说第二天就要封掉。而我们那天晚上似乎做了一个神奇的演出。演出前我们在这里扫地、拖地、摆设场地、排练，化妆、换衣服、全身涂上由贝壳粉做成的白色油彩。
不知道是谁准备了一种日式的灯笼，演出时每个观众人手一个。仓库的废旧工业感，加上灯笼做成的影影憧憧的感觉，让我忽然感觉迷离不知所在。
那天请了两个朋友过去看，她们的反应是：“很震撼。”对舞台反应尚算敏感的我，了解到所有观众都被镇住了，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似乎对舞踏一无所知。而演出完毕，我感觉全身都好像被一种什么力量清洗过，只留下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