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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8日,我们敬爱的张彦驾鹤西归,走完了他96岁的人生。纵览他的一生,回顾与他几十年的交往,在他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不愧为值得永远学习的师长。
张彦的一生,用早年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先生的话来说,是风云激荡的一生。这句话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rzg/jrzg201808/jrzg20180830-1-l.jpg)
1949年10月1日,张彦在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大典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rzg/jrzg201808/jrzg20180830-2-l.jpg)
20世纪60年代,张彦下放农村劳动
张彦在提到自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时,曾这样说过:“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如此漫长而曲折,酸甜苦辣俱全,怎能不遐想万千!1931年,我9岁,赶上‘九·一八’国耻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我国领土东三省。1937年我初中刚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是开始过逃难、跑警报的苦难日子。1941年我上了西南联大这所当时最简陋然而又是最优秀的大学,受到思想启蒙,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命运的人生道路。”从此,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把中国外文局和今日中国杂志社的事业放在心上,继续出谋划策,贡献心智。他這种勇于追求真理、一生初心不改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张彦1945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湖南芷江现场报道日军投降,翌年在重庆采访了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谈判。随后,他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1949年10月1日,他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报道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1952年,他随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1955年,他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并且犹如神助般地躲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劫难……年轻的他能完成这一项项重大事件的采访,与其说是所在单位分派的任务,勿宁说是凭着敏锐的新闻敏感,及时捕捉到了这一系列千载难逢的大事件。张彦的这种超能量和超能力,不但让我们羡慕,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2012年,时年107岁、与张彦有长达半个世纪交谊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曾这样说:他目击了日军投降仪式,他的目击报道振奋了全国同胞;他以香港向世界发行的《中国文摘》驻京记者身份采访开国大典,他的目击报道震动了全世界。“单就这两次头等重大事件的目击报道,已经足够使张彦成为新闻界的历史人物了。”此言极是。与萧乾、叶君健、段连城、爱泼斯坦、沈苏儒、杨宪益等前辈一样,他的名字已经写在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史册里。
张彦一辈子走得最长的是一条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办的《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中国文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刊物《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杂志《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67岁时离休。他说:“中国只是这个偌大地球村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和彼此相通,才能共荣共存。这是一项何等伟大的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我们的张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相信大家,特别是同他共事过的老同事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他写的稿件,事实是那样充分,故事是那样生动,结构是那样严谨,文字是那样流畅,段落之间的衔接是那样自然,前后呼应是那样紧密,主题是那样鲜明,道理又是那样地让人容易接受。这正是对外传播的基本功和最重要的要求,他的许多稿件都是对外报道的典范之作。
而他的自传,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应视为他一生业绩的延续和发展。其中的最大特色,是把自己摆到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变化中,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写出了自己如何与人民共呼吸、与祖国同命运,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一起走过。其中没有虚构和夸张,也没有回避和掩饰,感受到的是他的理想信念。他奋斗的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如一,昂扬向上,没有消沉,没有牢骚。他参与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但没有半句炫耀。所以,周有光老先生才有这样的评价:张彦是“一位驰骋于惊涛骇浪顶尖的新闻记者”,他的自传“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传记,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对这种评价,张彦当之无愧。在他的自传里,大量涉及到了从他青年时期起到现在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既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真实地写出了大量历史事实,体现了真实、准确、可信的写作要求。另外,写自传,最难的是如何恰当地裁剪出一生中最能表现自己思想性格特点的材料,写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主要倾向,给自己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述。读张彦的自传,看到的不是他90年的流水帐,不是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摆在那里,虽然他也写了自己的家世、家人,但主要从走上革命道路写起,书中主要内容,还是他这90年中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这些关键点构成了书中一些最重要的篇章。至于对自己的评述,基本上都体现在对这些关键点的记述当中,即用事实说明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其中《用理想与真情谱写我的人生》一文,则是集中概括。不过,这篇概括性的文章,主要写的也还是事实。他用这些事实,揭示了自己区别于他人的那些东西。这就是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让他自己至为欢喜或至为悲伤的那些关键点。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特色,才让张彦得到马识途老先生的称誉:“他不仅是中国新闻记者的骄傲,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位老先生还特别指出,所有这一切,并“不见于他谦逊的文笔中,却含蕴在他所表述的事实和过程中”。从这些事实和过程的追述中,一个中国顶尖新闻记者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他书中后半部分《怀念故人》的附录专文,虽无华丽的外表,却有深刻的内涵,这其中显示的是他几十年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实践经验。因此可以说,张彦完全可以与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老前辈比肩,同样是中国对外传播战线的巨匠。古人有名言:“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彦的对外报道真本事、硬功夫,特别值得业内晚辈们学习。![](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rzg/jrzg201808/jrzg20180830-3-l.jpg)
张彦退休后仍笔耕不辍
正是因为有着早年那些超凡的经历和能力,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外文出版社刚刚成立,他就成了其中重要的一员,直至1957年4月,历任《人民中国》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1957年4月,他调任《中国建设》,当过编辑部主任、分党组代书记和副总编辑,在宋庆龄领导下主持杂志社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张彦先是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开除出党,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参加“四清”,拉家带口去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即使还能完成一些业务工作,也是在“控制使用”的情况下。就这样,他经历了21年的艰难岁月,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但是他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并没有消沉,更没有消极,依然保持着自尊,努力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这样说过:“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自然抬不起头来……但是,没有想到,这却为我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让我学习到应该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比如在“四清”时,他被出乎意料地指定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他从中受到了极大鼓舞,积极努力工作,不但被评定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还利用机会深入了解农村的实情,并且与一批农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又比如下放五七干校以后,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叫上乐村的地方,他回忆道:村民们从来不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是什么“坏人”,“而是和他們一样忠厚勤劳。很快,就和我们结为好朋友了。特别是因为我的本来就是中学校长的老伴,还被当地中学聘请去教书,更受到学生们的热爱。”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将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岁月,看成是让我们补上一堂大课,可以零距离地了解中国的农民和农村。这一堂大课,对于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尤其可贵的是,我们与当地的农民亲如手足,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并传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张彦这种人生态度,达观、大度、积极、阳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确实永远值得学习。
张彦获得平反后,正值中美建交,他成为《人民日报》驻美记者。1983年起任《中国建设》第一副总编辑(总编辑为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直到离休。在离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没有闲着,不但继续为单位的事情操劳,不断思考着对外传播事业应如何发展,就此还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
就个人生活而言,张彦真格是活到老学到老。像他这样的高龄老人,即使还健康地活着,也往往会感到寂寞,但他不。他说:“如今的我,虽然早已离休在家,却并不感到寂寞。”一是他和弟弟妹妹们经常聚会,他们对他这位大哥关怀备至,还有单位的老干部工作部门对他时时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社区与时俱进地更新,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变。这让他精神愉悦,何来寂寞?当然,这是很多老年人都有的感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自己这样说:“我之所以能不感到寂寞,还应该感谢高科技的互联网。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网。顷刻之间,整个世界就奔来眼底。我与国内外友人之间的热线,立刻畅通,往往已经有几十封信等我去拆。有的是转发来最新的天下大事,有的是问寒问暖的感情交流,让我立刻感到暖乎乎的……我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受益者,它既能让我与天下大事不脱节,又能帮助我保持思维敏捷,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到了耄耋之年,还能不断地与社会一起进步,时时关注着天下大事,高兴地学习和掌握新事物和新知识,张彦的这种人生态度,特别值得年长的人们学习。
张彦曾经说:“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任务压在身上,所以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总理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我前进的方向标。”他认为,到了这种境界,思想自然会更加自由,会自觉地助人为乐。于是,他也像许多网友那样,天天把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转发给好友。他说:“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其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都会心地善良地处处为他人着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帮助了别人,从来不挂在嘴上,不会告诉被他帮助的人,更不会以此求什么回报。这种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印证的是“让人快乐,自己快乐”的真谛,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张彦是一位十分重情的人。他说:“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光辉的理想始终向我召唤,灼热的‘情’字始终温暖着我的心。”关于理想,前面已经提到,关于“情”字,自传中写了他的父母,写了他的伴侣、他的子女和孙辈,无不贯穿着一个“情”字。特别是那篇《我的小裴,我们的小裴》,写了他与夫人的忠贞爱情,让人感动不已。书中还写到了他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他几十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甚至还有他在农村劳动时结识的农民兄弟,都表现出他的亲情、友情,他的爱国、爱党、爱民之情。特别是写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更是充满了深情。还有与他保持几十年纯洁友谊的美国朋友,这是国际友情。张彦一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为什么张彦与“三教九流众多好友”(张彦书中语)能保持几十年的友情?这是因为他重情,他时刻把亲人和朋友装在心里。试想,当年到农村劳动或接受改造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我们周围就有不少人,但是像张彦这样,事隔多年后还与老伴和儿子相携专门去看望那些农民朋友并受到他们真诚欢迎的,又有几人?正是这一个“情”字,成为张彦传记写作中的一条主线,也正是以“情”这条主线串起了那么多的故事,张彦的自传才有了感人的力量。重情重义、真诚实在,张彦值得我们学习。
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师长走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敬业精神、做人态度甚至写作技巧,都值得我们去细细领会,认真学习。
继承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努力,自然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生风云激荡
张彦的一生,用早年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先生的话来说,是风云激荡的一生。这句话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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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在提到自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时,曾这样说过:“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如此漫长而曲折,酸甜苦辣俱全,怎能不遐想万千!1931年,我9岁,赶上‘九·一八’国耻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我国领土东三省。1937年我初中刚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是开始过逃难、跑警报的苦难日子。1941年我上了西南联大这所当时最简陋然而又是最优秀的大学,受到思想启蒙,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命运的人生道路。”从此,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把中国外文局和今日中国杂志社的事业放在心上,继续出谋划策,贡献心智。他這种勇于追求真理、一生初心不改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张彦1945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湖南芷江现场报道日军投降,翌年在重庆采访了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谈判。随后,他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1949年10月1日,他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报道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1952年,他随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1955年,他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并且犹如神助般地躲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劫难……年轻的他能完成这一项项重大事件的采访,与其说是所在单位分派的任务,勿宁说是凭着敏锐的新闻敏感,及时捕捉到了这一系列千载难逢的大事件。张彦的这种超能量和超能力,不但让我们羡慕,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2012年,时年107岁、与张彦有长达半个世纪交谊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曾这样说:他目击了日军投降仪式,他的目击报道振奋了全国同胞;他以香港向世界发行的《中国文摘》驻京记者身份采访开国大典,他的目击报道震动了全世界。“单就这两次头等重大事件的目击报道,已经足够使张彦成为新闻界的历史人物了。”此言极是。与萧乾、叶君健、段连城、爱泼斯坦、沈苏儒、杨宪益等前辈一样,他的名字已经写在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史册里。
向世界介绍中国
张彦一辈子走得最长的是一条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办的《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中国文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刊物《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杂志《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67岁时离休。他说:“中国只是这个偌大地球村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和彼此相通,才能共荣共存。这是一项何等伟大的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我们的张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相信大家,特别是同他共事过的老同事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他写的稿件,事实是那样充分,故事是那样生动,结构是那样严谨,文字是那样流畅,段落之间的衔接是那样自然,前后呼应是那样紧密,主题是那样鲜明,道理又是那样地让人容易接受。这正是对外传播的基本功和最重要的要求,他的许多稿件都是对外报道的典范之作。
而他的自传,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应视为他一生业绩的延续和发展。其中的最大特色,是把自己摆到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变化中,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写出了自己如何与人民共呼吸、与祖国同命运,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一起走过。其中没有虚构和夸张,也没有回避和掩饰,感受到的是他的理想信念。他奋斗的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如一,昂扬向上,没有消沉,没有牢骚。他参与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但没有半句炫耀。所以,周有光老先生才有这样的评价:张彦是“一位驰骋于惊涛骇浪顶尖的新闻记者”,他的自传“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传记,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对这种评价,张彦当之无愧。在他的自传里,大量涉及到了从他青年时期起到现在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既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真实地写出了大量历史事实,体现了真实、准确、可信的写作要求。另外,写自传,最难的是如何恰当地裁剪出一生中最能表现自己思想性格特点的材料,写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主要倾向,给自己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述。读张彦的自传,看到的不是他90年的流水帐,不是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摆在那里,虽然他也写了自己的家世、家人,但主要从走上革命道路写起,书中主要内容,还是他这90年中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这些关键点构成了书中一些最重要的篇章。至于对自己的评述,基本上都体现在对这些关键点的记述当中,即用事实说明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其中《用理想与真情谱写我的人生》一文,则是集中概括。不过,这篇概括性的文章,主要写的也还是事实。他用这些事实,揭示了自己区别于他人的那些东西。这就是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让他自己至为欢喜或至为悲伤的那些关键点。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特色,才让张彦得到马识途老先生的称誉:“他不仅是中国新闻记者的骄傲,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位老先生还特别指出,所有这一切,并“不见于他谦逊的文笔中,却含蕴在他所表述的事实和过程中”。从这些事实和过程的追述中,一个中国顶尖新闻记者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他书中后半部分《怀念故人》的附录专文,虽无华丽的外表,却有深刻的内涵,这其中显示的是他几十年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实践经验。因此可以说,张彦完全可以与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老前辈比肩,同样是中国对外传播战线的巨匠。古人有名言:“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彦的对外报道真本事、硬功夫,特别值得业内晚辈们学习。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rzg/jrzg201808/jrzg20180830-3-l.jpg)
正是因为有着早年那些超凡的经历和能力,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外文出版社刚刚成立,他就成了其中重要的一员,直至1957年4月,历任《人民中国》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1957年4月,他调任《中国建设》,当过编辑部主任、分党组代书记和副总编辑,在宋庆龄领导下主持杂志社的工作。
坚守理想 初心不改
天有不测风云。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张彦先是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开除出党,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参加“四清”,拉家带口去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即使还能完成一些业务工作,也是在“控制使用”的情况下。就这样,他经历了21年的艰难岁月,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但是他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并没有消沉,更没有消极,依然保持着自尊,努力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这样说过:“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自然抬不起头来……但是,没有想到,这却为我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让我学习到应该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比如在“四清”时,他被出乎意料地指定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他从中受到了极大鼓舞,积极努力工作,不但被评定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还利用机会深入了解农村的实情,并且与一批农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又比如下放五七干校以后,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叫上乐村的地方,他回忆道:村民们从来不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是什么“坏人”,“而是和他們一样忠厚勤劳。很快,就和我们结为好朋友了。特别是因为我的本来就是中学校长的老伴,还被当地中学聘请去教书,更受到学生们的热爱。”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将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岁月,看成是让我们补上一堂大课,可以零距离地了解中国的农民和农村。这一堂大课,对于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尤其可贵的是,我们与当地的农民亲如手足,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并传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张彦这种人生态度,达观、大度、积极、阳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确实永远值得学习。
张彦获得平反后,正值中美建交,他成为《人民日报》驻美记者。1983年起任《中国建设》第一副总编辑(总编辑为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直到离休。在离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没有闲着,不但继续为单位的事情操劳,不断思考着对外传播事业应如何发展,就此还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
与时俱进 拥抱互联网时代
就个人生活而言,张彦真格是活到老学到老。像他这样的高龄老人,即使还健康地活着,也往往会感到寂寞,但他不。他说:“如今的我,虽然早已离休在家,却并不感到寂寞。”一是他和弟弟妹妹们经常聚会,他们对他这位大哥关怀备至,还有单位的老干部工作部门对他时时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社区与时俱进地更新,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变。这让他精神愉悦,何来寂寞?当然,这是很多老年人都有的感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自己这样说:“我之所以能不感到寂寞,还应该感谢高科技的互联网。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网。顷刻之间,整个世界就奔来眼底。我与国内外友人之间的热线,立刻畅通,往往已经有几十封信等我去拆。有的是转发来最新的天下大事,有的是问寒问暖的感情交流,让我立刻感到暖乎乎的……我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受益者,它既能让我与天下大事不脱节,又能帮助我保持思维敏捷,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到了耄耋之年,还能不断地与社会一起进步,时时关注着天下大事,高兴地学习和掌握新事物和新知识,张彦的这种人生态度,特别值得年长的人们学习。
张彦曾经说:“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任务压在身上,所以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总理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我前进的方向标。”他认为,到了这种境界,思想自然会更加自由,会自觉地助人为乐。于是,他也像许多网友那样,天天把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转发给好友。他说:“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其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都会心地善良地处处为他人着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帮助了别人,从来不挂在嘴上,不会告诉被他帮助的人,更不会以此求什么回报。这种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印证的是“让人快乐,自己快乐”的真谛,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风雨历程 情义无价
张彦是一位十分重情的人。他说:“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光辉的理想始终向我召唤,灼热的‘情’字始终温暖着我的心。”关于理想,前面已经提到,关于“情”字,自传中写了他的父母,写了他的伴侣、他的子女和孙辈,无不贯穿着一个“情”字。特别是那篇《我的小裴,我们的小裴》,写了他与夫人的忠贞爱情,让人感动不已。书中还写到了他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他几十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甚至还有他在农村劳动时结识的农民兄弟,都表现出他的亲情、友情,他的爱国、爱党、爱民之情。特别是写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更是充满了深情。还有与他保持几十年纯洁友谊的美国朋友,这是国际友情。张彦一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为什么张彦与“三教九流众多好友”(张彦书中语)能保持几十年的友情?这是因为他重情,他时刻把亲人和朋友装在心里。试想,当年到农村劳动或接受改造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我们周围就有不少人,但是像张彦这样,事隔多年后还与老伴和儿子相携专门去看望那些农民朋友并受到他们真诚欢迎的,又有几人?正是这一个“情”字,成为张彦传记写作中的一条主线,也正是以“情”这条主线串起了那么多的故事,张彦的自传才有了感人的力量。重情重义、真诚实在,张彦值得我们学习。
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师长走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敬业精神、做人态度甚至写作技巧,都值得我们去细细领会,认真学习。
继承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努力,自然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