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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兴起章句注疏，《论语》也不例外，自此，后人即难以摆脱章句注疏的范式，从而将《论语》看成零星散乱的语录缀合。《论语》各篇看似漫无次序，好似杂乱无章毫无规律的语录排列，但是我们若抽离注疏，仔细推敲玩味原始文本，而不以章句观之，我们发现二十篇内部其实潜藏着若隐若现却又实实在在支撑着全书思想结构的内在线索。笔者拟采用整体关照与文本综览的解读方法，试图解析《论语》二十篇的篇章结构以及篇章之间的内在衔接与逻辑关系，并由此探讨由《论语》篇章之整体结构所呈现的原始儒学之文化精神。
《论语》于“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汉书·艺文志》）成書。早期《论语》文本与今本应该存有差异，秦火之后，传本更多，《汉志》即载有《古论》《鲁论》《齐论》。这势必会造成认识原始儒学精神要义的障碍，研究者应尽量参证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南昌海昏侯墓竹书《论语》等考古新发现，促进此一问题的逐步解决。即使有了一个相对早出可信的文本，对文本字句的释读又会是另一难题。为了尽量还原先秦原始儒学本真面目，我们有意悬置自汉代以来《论语》研究章句注疏式的经典阐释这一传统拘谨法式，主张将字句放置于文本自身的宏大语境做综合考察。比如“学而时习之”中“学”“习”两个语词，它们其实是两种意思既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人类知识增进行为的充实表达，其外延远超过今天双音节合成词基础上形成的“学习”一词。《论语》中大量使用“学”和“习”，“学”为强调对典籍的理解与吸收，“习”则强调在实践中去检验印证，故“学习”其义应为“学习并实践”。不独《论语》，先秦其他典籍所载“学习”一语其情况与《论语》相同，“学”与“习”皆有严格区分。但是，汉代以后随着汉语词汇构成规律的变化，诸如《史记》《东观汉记》《后汉书》等典籍所载“学习”一语已由先秦两个意义递进的单音节词组演变为双音并列式合成词，从而导致“学习”词义的缩小。还原“学习”在《论语》中的本义，对于正确理解《学而》以及《论语》全篇义理无疑十分必要。
以宏观整体的语义场境，圆融阐释《论语》文本难点字句，这应是探求《论语》篇章结构义理的关键步骤。比如《学而》篇，只有对“学而时习之”“贤贤易色”“无友不如己者”“慎终追远”“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等难点字句进行深度篇章语境还原释义，而不是就字释字，就句解句，我们才能真正洞悉这些语句在《论语》语篇中的准确含义。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论语》开篇《学而》的篇章功能与《荀子》首篇《劝学》如出一辙。《学而》以劝学为主旨，探讨“学”与“习”的重要性。全篇共十六章，极似今人“总分总”之文章结构法。第一章提出中心论题“学而时习之”，“学”是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即“仁道”;“习”是践行为人处世的道理。第二章至十五章为分说部分，具体探讨“学”与“习”。其中第二章至五章集中说明实践行动的重要性，此一部分先从实践行动的最基础处即“孝悌”说起（“其为人也孝弟”），指出孝敬父母、敬重兄长是学习为人处世的初始门阶，也是修炼成为“君子”（“不亦君子乎”）的必由之路。只有做好了这一步，才能上升到“君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和“仁”（“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境界。这部分从反面否定“巧言令色”并不符合“仁”的要求（“巧言令色，鲜矣仁”）;接下来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及治理国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个不同的递进层次说明应该如何实践行动。显而易见，这几章讲述实践行动（“习”）的内容意义，开篇奠定“学”“习”（“习”为“学”重要的有机构成）之于立身立德、为仁为政的重要根基性地位，思路明晰，其中章法井然有序。第六章至十五章再集中说明“学”的目的是要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此一部分先讨论究竟要“学”些什么。编纂者告诉我们，既然“学习”对于个人的立身立德，为仁为政具有如此重要的关系，那么，“学习”的重点就在于首先要“学”为人处世的道理，为人处世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弟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既然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此重要，那么，为人处世有哪些具体可操作的道理需要我们认真“学”呢？编纂者告诉我们，既要自重，又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自重才会产生威严，但是，过于自重则会流于固执。要避免固执，只有通过“学”才能达成。在为人处世的实践中，凡事皆有因果;好的结果，一定有其深远的原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紧接着，《学而》以孔子为例，分析了理想的结果，一定有其背后的成因（“……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自重与改正错误两者之间表面上看似矛盾，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勇于承认并努力改正错误正是体现君子自重的高尚品行。两者实际上达成一种深层的内在一致性。进而言之，“学”“习”者该如何克服矛盾？孝顺父母的本质在于和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和谐要以礼来节制。《学而》篇进一步探讨了灵活变通即以礼来节制行为的重要性（“……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以礼节之”其实就是智慧的“中庸”之道（注：今人理解的中庸已经远离了孔子的原始语境）。这也是实践行动的“习”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实事求是，凡事以中和为贵，不走极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凡事实事求是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如何才能修炼到达？第十四章和十五章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需要“学”“习”者秉承“好学”精神，不断进取，追求上进（“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此即是子贡所阐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益求精式的进善历程。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君子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孜孜追求人生至善至美的造化之境;应以永不自满的心境，求索人生永无止境的最高智慧。由此可知，此一部分行文结构看似松散，实则谨严有度。末章第十六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照应第一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明“学”“习”者要想修炼成“君子”，即需秉持学无止境的态度，随时主动了解别人。只有不断提升自我，才能让更多人充分了解认识自己。通过对《学而》篇原始文本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篇精心编纂前后牵连的有机整体，并不像流行观点所认为，这些章句只是随意杂乱的无序编辑。 不仅《学而》有核心主题，《论语》其他篇皆应作如是观，且各篇再彼此连缀，又共同烘托一更大主题。学习并不是终极目的，为学的外用即是《为政》，为政应“以德”，如此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进而从德行修养的不同层面阐述“为政以德”。内圣为学，外用为政，将内外结合起来的文化精神即为礼，此乃《八佾》主旨。违礼之著者为“八佾舞于庭”。学问（注：《论语》中所谓真正有学问者并不仅限读书，而是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并能践行的人）的中心在于如何自处，随时将内心的修养上升到仁的境界。此即《里仁》“里仁為美”的思想所在。《里仁》谈仁的内心修养，《公冶长》重点谈仁的外用，即什么样的状态才符合仁的境界，在孔子眼里，子贡、冉雍、子路、宰予、申枨、令尹子文、崔子、微生高等皆离仁尚有距离。仁人应该积极为政，但为政之人未必就是仁人，此即《雍也》主旨。“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回或许最得孔子赏识，但却“不幸短命死矣”。现实中有没有仁人呢？编纂者认为“述而不作”“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孔子即是仁人，此乃《述而》所述重点。编纂者告诉我们，为仁不远，“我欲仁，斯仁致矣”。其实，孔子本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仁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那么，孔子眼中的仁人和圣人有着怎样的准则，此即“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之《泰伯》要给予的答案。虽然孔子不承认自己是仁人，但弟子们愿意相信孔子已经达到了仁圣的境界，“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只不过时势并没有成全孔子而已，此乃《子罕》所要澄明的问题。在弟子们眼中，达到仁圣之境的孔子在日常起居以及为政行事中的言行举止，皆有法度可循，此为《乡党》所罗列。孔子以仁心圣境对待、评价身边的人事。孔子更欣赏者，乃是“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此即《先进》重点呈现的内容。《先进》之后，编纂者以《颜渊》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等章节再一次从各个方面集中概括、阐明了仁的内在精神，告诉我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此精神下，我们应该以仁心仁德为政。“政事：冉有、季路”，子路即为孔门十哲中擅长政事的学生。全篇围绕为政中的仁德精神展开论述，此为《子路》篇目主旨。此篇与《为政》遥相呼应。在修炼仁道的过程中，有几个阶段需要特别澄清，那就是君子、仁人、圣人三重境界的异同。君子更多强调个人身心的修养。仁人立足齐家治国，以己身的完善关注身边人事。圣人放眼天下，为苍生开太平。此乃《宪问》之解析重点。达到仁道的仁者谋德不谋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谋道不谋技，“君子谋道不谋食”，此为《卫灵公》所要厘清的难点问题。仁者处世并不是所谓的随心所欲，而应以礼行天下，此乃《季氏》主旨，同时也与《八佾》相照应。修仁之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最难抵御的莫过于“乡原”的迷惑，“乡原，德之贼也”，“巧言令色，鲜矣仁”，此为《阳货》的谆谆教诲。仁者应力行以周济天下，不能学隐逸之士仅惜洁身而自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此乃《微子》所谆谆告诫。孔子高徒子张、子夏、子游等皆自成门派;然而，在《论语》编纂者看来，他们皆只得孔子某一方面的才能和修养，并以子贡之口总结孔子的不可超越：“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此为《子张》所树立的“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的圣人形象。末篇《尧曰》以尧、舜、禹为例，再次重申仁圣为政的重要性。
由此观之，《论语》二十篇皆紧紧围绕“仁”而展开，论述为学为政对修炼仁心圣境的重要性，阐明“仁”的精神实质以及如何行动才能达到“仁”之佳境。《论语》编辑者只不过是借用“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来串成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去掉每篇西式化的章节标法，将各章节看成是一前后连贯的整体，并对其进行综合统筹分析，我们才能明白，由于《论语》纂辑者不是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原原本本录用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典语录来传递思想，这势必造成语句与语句之间思维的跳跃。如何潜心探寻编辑者的编辑理路，这无疑是《论语》阅读与研究的难点所在。但是，书写者的意愿与历史传播过程中的接受，实际往往存在差异，辑录者的初衷与阐释者的疏解也并不一致。我们如何运用文章学的内生关系，寻找隐藏于《论语》文字间的逻辑路向、中心主旨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早期儒家的价值意趣，无疑是当今学人的历史使命。
《论语》研究，字句注疏不是目的，篇章结构分析亦不是归宿。《论语》的深入研究，归根结底应为中华文化重要根基成分的早期儒学之理论建构提供支撑。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皆离不开儒家文化特别是早期儒学的当代启示。通过以上初步的探寻，我们大致认为《论语》（或许可以叫《孔子》）二十篇或许存在一个宏大的主题，这个主题绵亘几千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和价值取舍，是自春秋以来中华民族的良心所在。综观全篇，《论语》文本叙述时而宕开笔墨，时而收缩意念，然全篇大旨皆不出“仁”学这一原始儒学中心主旨，犹如万涓细流皆汇成江海之势，今之读者不可不察。
项目来源：2018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论语》篇章结构综合研究”（SC18A022）阶段成果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论语》于“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汉书·艺文志》）成書。早期《论语》文本与今本应该存有差异，秦火之后，传本更多，《汉志》即载有《古论》《鲁论》《齐论》。这势必会造成认识原始儒学精神要义的障碍，研究者应尽量参证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南昌海昏侯墓竹书《论语》等考古新发现，促进此一问题的逐步解决。即使有了一个相对早出可信的文本，对文本字句的释读又会是另一难题。为了尽量还原先秦原始儒学本真面目，我们有意悬置自汉代以来《论语》研究章句注疏式的经典阐释这一传统拘谨法式，主张将字句放置于文本自身的宏大语境做综合考察。比如“学而时习之”中“学”“习”两个语词，它们其实是两种意思既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人类知识增进行为的充实表达，其外延远超过今天双音节合成词基础上形成的“学习”一词。《论语》中大量使用“学”和“习”，“学”为强调对典籍的理解与吸收，“习”则强调在实践中去检验印证，故“学习”其义应为“学习并实践”。不独《论语》，先秦其他典籍所载“学习”一语其情况与《论语》相同，“学”与“习”皆有严格区分。但是，汉代以后随着汉语词汇构成规律的变化，诸如《史记》《东观汉记》《后汉书》等典籍所载“学习”一语已由先秦两个意义递进的单音节词组演变为双音并列式合成词，从而导致“学习”词义的缩小。还原“学习”在《论语》中的本义，对于正确理解《学而》以及《论语》全篇义理无疑十分必要。
以宏观整体的语义场境，圆融阐释《论语》文本难点字句，这应是探求《论语》篇章结构义理的关键步骤。比如《学而》篇，只有对“学而时习之”“贤贤易色”“无友不如己者”“慎终追远”“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等难点字句进行深度篇章语境还原释义，而不是就字释字，就句解句，我们才能真正洞悉这些语句在《论语》语篇中的准确含义。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论语》开篇《学而》的篇章功能与《荀子》首篇《劝学》如出一辙。《学而》以劝学为主旨，探讨“学”与“习”的重要性。全篇共十六章，极似今人“总分总”之文章结构法。第一章提出中心论题“学而时习之”，“学”是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即“仁道”;“习”是践行为人处世的道理。第二章至十五章为分说部分，具体探讨“学”与“习”。其中第二章至五章集中说明实践行动的重要性，此一部分先从实践行动的最基础处即“孝悌”说起（“其为人也孝弟”），指出孝敬父母、敬重兄长是学习为人处世的初始门阶，也是修炼成为“君子”（“不亦君子乎”）的必由之路。只有做好了这一步，才能上升到“君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和“仁”（“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境界。这部分从反面否定“巧言令色”并不符合“仁”的要求（“巧言令色，鲜矣仁”）;接下来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及治理国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个不同的递进层次说明应该如何实践行动。显而易见，这几章讲述实践行动（“习”）的内容意义，开篇奠定“学”“习”（“习”为“学”重要的有机构成）之于立身立德、为仁为政的重要根基性地位，思路明晰，其中章法井然有序。第六章至十五章再集中说明“学”的目的是要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此一部分先讨论究竟要“学”些什么。编纂者告诉我们，既然“学习”对于个人的立身立德，为仁为政具有如此重要的关系，那么，“学习”的重点就在于首先要“学”为人处世的道理，为人处世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弟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既然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此重要，那么，为人处世有哪些具体可操作的道理需要我们认真“学”呢？编纂者告诉我们，既要自重，又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自重才会产生威严，但是，过于自重则会流于固执。要避免固执，只有通过“学”才能达成。在为人处世的实践中，凡事皆有因果;好的结果，一定有其深远的原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紧接着，《学而》以孔子为例，分析了理想的结果，一定有其背后的成因（“……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自重与改正错误两者之间表面上看似矛盾，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勇于承认并努力改正错误正是体现君子自重的高尚品行。两者实际上达成一种深层的内在一致性。进而言之，“学”“习”者该如何克服矛盾？孝顺父母的本质在于和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和谐要以礼来节制。《学而》篇进一步探讨了灵活变通即以礼来节制行为的重要性（“……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以礼节之”其实就是智慧的“中庸”之道（注：今人理解的中庸已经远离了孔子的原始语境）。这也是实践行动的“习”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实事求是，凡事以中和为贵，不走极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凡事实事求是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如何才能修炼到达？第十四章和十五章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需要“学”“习”者秉承“好学”精神，不断进取，追求上进（“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此即是子贡所阐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益求精式的进善历程。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君子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孜孜追求人生至善至美的造化之境;应以永不自满的心境，求索人生永无止境的最高智慧。由此可知，此一部分行文结构看似松散，实则谨严有度。末章第十六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照应第一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明“学”“习”者要想修炼成“君子”，即需秉持学无止境的态度，随时主动了解别人。只有不断提升自我，才能让更多人充分了解认识自己。通过对《学而》篇原始文本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篇精心编纂前后牵连的有机整体，并不像流行观点所认为，这些章句只是随意杂乱的无序编辑。 不仅《学而》有核心主题，《论语》其他篇皆应作如是观，且各篇再彼此连缀，又共同烘托一更大主题。学习并不是终极目的，为学的外用即是《为政》，为政应“以德”，如此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进而从德行修养的不同层面阐述“为政以德”。内圣为学，外用为政，将内外结合起来的文化精神即为礼，此乃《八佾》主旨。违礼之著者为“八佾舞于庭”。学问（注：《论语》中所谓真正有学问者并不仅限读书，而是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并能践行的人）的中心在于如何自处，随时将内心的修养上升到仁的境界。此即《里仁》“里仁為美”的思想所在。《里仁》谈仁的内心修养，《公冶长》重点谈仁的外用，即什么样的状态才符合仁的境界，在孔子眼里，子贡、冉雍、子路、宰予、申枨、令尹子文、崔子、微生高等皆离仁尚有距离。仁人应该积极为政，但为政之人未必就是仁人，此即《雍也》主旨。“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回或许最得孔子赏识，但却“不幸短命死矣”。现实中有没有仁人呢？编纂者认为“述而不作”“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孔子即是仁人，此乃《述而》所述重点。编纂者告诉我们，为仁不远，“我欲仁，斯仁致矣”。其实，孔子本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仁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那么，孔子眼中的仁人和圣人有着怎样的准则，此即“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之《泰伯》要给予的答案。虽然孔子不承认自己是仁人，但弟子们愿意相信孔子已经达到了仁圣的境界，“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只不过时势并没有成全孔子而已，此乃《子罕》所要澄明的问题。在弟子们眼中，达到仁圣之境的孔子在日常起居以及为政行事中的言行举止，皆有法度可循，此为《乡党》所罗列。孔子以仁心圣境对待、评价身边的人事。孔子更欣赏者，乃是“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此即《先进》重点呈现的内容。《先进》之后，编纂者以《颜渊》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等章节再一次从各个方面集中概括、阐明了仁的内在精神，告诉我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此精神下，我们应该以仁心仁德为政。“政事：冉有、季路”，子路即为孔门十哲中擅长政事的学生。全篇围绕为政中的仁德精神展开论述，此为《子路》篇目主旨。此篇与《为政》遥相呼应。在修炼仁道的过程中，有几个阶段需要特别澄清，那就是君子、仁人、圣人三重境界的异同。君子更多强调个人身心的修养。仁人立足齐家治国，以己身的完善关注身边人事。圣人放眼天下，为苍生开太平。此乃《宪问》之解析重点。达到仁道的仁者谋德不谋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谋道不谋技，“君子谋道不谋食”，此为《卫灵公》所要厘清的难点问题。仁者处世并不是所谓的随心所欲，而应以礼行天下，此乃《季氏》主旨，同时也与《八佾》相照应。修仁之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最难抵御的莫过于“乡原”的迷惑，“乡原，德之贼也”，“巧言令色，鲜矣仁”，此为《阳货》的谆谆教诲。仁者应力行以周济天下，不能学隐逸之士仅惜洁身而自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此乃《微子》所谆谆告诫。孔子高徒子张、子夏、子游等皆自成门派;然而，在《论语》编纂者看来，他们皆只得孔子某一方面的才能和修养，并以子贡之口总结孔子的不可超越：“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此为《子张》所树立的“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的圣人形象。末篇《尧曰》以尧、舜、禹为例，再次重申仁圣为政的重要性。
由此观之，《论语》二十篇皆紧紧围绕“仁”而展开，论述为学为政对修炼仁心圣境的重要性，阐明“仁”的精神实质以及如何行动才能达到“仁”之佳境。《论语》编辑者只不过是借用“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来串成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去掉每篇西式化的章节标法，将各章节看成是一前后连贯的整体，并对其进行综合统筹分析，我们才能明白，由于《论语》纂辑者不是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原原本本录用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典语录来传递思想，这势必造成语句与语句之间思维的跳跃。如何潜心探寻编辑者的编辑理路，这无疑是《论语》阅读与研究的难点所在。但是，书写者的意愿与历史传播过程中的接受，实际往往存在差异，辑录者的初衷与阐释者的疏解也并不一致。我们如何运用文章学的内生关系，寻找隐藏于《论语》文字间的逻辑路向、中心主旨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早期儒家的价值意趣，无疑是当今学人的历史使命。
《论语》研究，字句注疏不是目的，篇章结构分析亦不是归宿。《论语》的深入研究，归根结底应为中华文化重要根基成分的早期儒学之理论建构提供支撑。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皆离不开儒家文化特别是早期儒学的当代启示。通过以上初步的探寻，我们大致认为《论语》（或许可以叫《孔子》）二十篇或许存在一个宏大的主题，这个主题绵亘几千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和价值取舍，是自春秋以来中华民族的良心所在。综观全篇，《论语》文本叙述时而宕开笔墨，时而收缩意念，然全篇大旨皆不出“仁”学这一原始儒学中心主旨，犹如万涓细流皆汇成江海之势，今之读者不可不察。
项目来源：2018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论语》篇章结构综合研究”（SC18A022）阶段成果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