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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天到1981年夏天、1983年秋天到1984年夏天，我在雁荡中学前后一共求学四年，这里是我少年时代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
雁荡中学其时号称乐清县二中，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早期。日本占领杭州之后，1938年，宗文中学迁到偏僻的雁荡山中，学生最多时达到四百多人，只好散在山中多处上课，我的历史老师盛笃周先生是水涨人，少年时代有幸进入这所中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41年初，宗文中学迁往建德，大部分本地学生不愿离开，故乡镇上的士绅遂筹办私立雁荡初中学生战时补习学校，学生有二百多，原台州中学校长萧卫、春晖中学校长袁心灿等人为避日寇，也在这儿任教，可见师资之强。
到了1944年秋天，温州、乐清西乡等地相继沦陷，乐清师范学校、私立乐成初中及温州瓯海中学分部等校也曾辗转迁到雁荡。等到胡兰成躲进山里，战时补习学校已更名为乐清县私立淮南初级中学，为的是纪念华年早逝的张冲（淮南），他是与温州隔江相望的乐清琯头村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中将军衔，是中统的要角，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他和周恩来关系密切。难怪他在1941年病浙时，周恩來不仅送去挽联：“安危谁与俱;风雨忆同舟”，还在 《新华日报》 发表 《悼张淮南先生》一文。
前几年，我很想念雁荡中学的那排梧桐树，还有那幢熟悉的楼房，只是早已夷为平地，我托老友、温师院美术系毕业的美术老师詹碧美兄画一幅水彩画，留个念想。他初稿画出来，而我却觉得不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楼上的一间小屋也就是卢老师的宿所，1980年秋日的某天中午或下午，她叫我去，原来是她的丈夫、也就是徐保土先生要指点我改作文。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徐先生，但他的大名我早已耳闻。当时他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周末会来雁荡，我只听说他是杭州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写得一手好散文，有真才实学，早年有大学要他去任教，他因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谢绝了。他发表在中英文的 《中国》 杂志上的 《雁荡山纪游》，这些文字曾一次次吸引过我——
我们来到灵岩，漫步在迂回的林荫曲径，眼前只见古柏参天，云杉蔽日，群峰兀立，怪石峥嵘。左边天柱峰高耸云际，右边展旗峰猎猎招展;峡谷正面危崖拥绝壁，连结成高不可攀的屏霞嶂;侧斜里，小龙湫瀑布，一头挂天际，一头穿深壑;北宋太平兴国古刹—— 灵岩寺，掩藏在一排粗大的银杏树中，露出别致的飞檐。
他发表在 《浙江日报》 的 《我爱中折瀑》，更是我那时百读不厌的美文——
三折瀑是一脉明亮清澈的山泉，从雁荡烈士墓后边，挺拔巍峨的山上，三越重岩云崖，飞流直泻，构成奇异的上、中、下三个姿态不同的瀑布……
我之偏爱中折瀑，开始是那条平平常常的石级小路。石级小路穿悬崖，绕绝壁，上接凌空突兀的观瀑亭，下连几株枝叶茂盛的花桐树。……
走尽曲曲弯弯的石级小路，便是飞檐翘然的观瀑亭。……自观瀑亭向西，见危崖壁立，遮住天空。雄伟峻峭逼人。那壮丽的中折瀑就深深地镶嵌其间。再穿过一片墨绿色的宁静的油茶林，便到了中折瀑，好像出其不意地堕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竖井之中，令人顿觉天地奇异，世界寂静。
那一刻，真人就在我的眼前，我肯定有些紧张。我站着，先生坐着，手拿我的作文本，其中有我暑假写的一篇记叙文 《捉石蟹》，他说准备将此文推荐给县里新创刊的 《语文小报》 发表，只是需要做一些修改。他说的其他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说的“大、中、小”。
我的原稿写到用树枝把躲在石缝里的石蟹赶出来，他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记事要有层次，从大到小。修改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窝石蟹，大的大，小的小，四处乱爬。我乐极了，伸手先捉大的，再捉中等的，最后捉小的，不让一只漏网逃掉。”
我当时懵懵懂懂，只是按徐先生说的改了，抄正，交上。相隔二十多年，我才慢慢明白细节的力量，逼近真实的现场感。当年11月15日，这篇稚嫩的小文便成了人生中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听先生说还被 《浙南日报》 的习作版选载了。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二元稿费，是一笔难得的巨款，我买下了思念过许久的一套人民文学版 《三国演义》，保存至今。“语文小报”，那几个字的样子，我迄今仍记着，那是俞龙孙先生的手迹，他大概是我们县书法最好的，那种苍老的、略有着钝拙的笔画，经久耐看。
随后的日子，我在雁荡中学还与徐先生接触过一次，也是他给我改作文，我们当时学了 《岳阳楼记》，我写一篇议论文性质的读后感，卢老师给他看了，他当面指导我怎么改，然后被油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作为范文。这已是1981年春天或春夏之交了。
前几年，我托人去找 《语文小报》 创刊号，被洪水淹过一次的编辑部也没有保存下来。我感谢《语文小报》，不仅因为我在这儿发表了生平第一篇习作，也是在这儿我读到了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传》，冰心 《寄小读者》中的一些篇目，还有许多滋润过我生命的文字。胡适是谁？老实说我那时并不知道，我只知道鲁迅，但这篇 《差不多先生传》 明白如话，痛快淋漓，我便牢牢记住了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语文小报》 没有保存下来，这篇《差不多先生传》 我还是剪下来，保存到了现在。这是我与胡适先生的第一次相遇，这一相遇便埋下了十年后，也就是1989年后近三十年间的因缘，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接触他的文字，几乎把他的主要著作、日记、往来书信都读了，写过不少有关他的文章，他给我的教益胜过鲁迅。每次想到胡适，我记忆中总是 《语文小报》 最初看到的他那篇文章的样子。
2009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到了安徽绩溪山中的上庄，去看他的故居，在一片油菜花中讨论他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讨论他对白话文、对更新话语体系的功绩。同年5月，我到了台北南港，去参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题便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我是唯一没有学术背景和身份的与会代表。我递交的论文是 《新语言和胡适的“得寸进寸”社会演进思路》，“新语言”，其实可以上推到1980年 《差不多先生传》 在我心中种下的因，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三岁的无知少年，胡适这个名字都是第一次看到。数年后，胡适先生去世五十周年时，日本 《朝日新闻》 要做纪念专题，记者大老远来杭州采访我。我想起三年前站在胡适先生墓前的那种感动，曾默诵毛子水执笔的墓志铭，心中充满了亲近之感：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不光是我，同行的智效民兄、邵建兄也都曾在墓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开。胡适先生卒于1962年，在遥远的海峡对岸，离我出生尚有五年。但在他形骸化灭之后，1980年的某一天，通过小小的《语文小报》 依然将光明带给了少年的我。现在回想，当时的编辑真是有眼光、有水平啊。老实说，这样的 《语文小报》 格局并不小，比许多唯利是图的媒体大多了。
《语文小报》 编辑中有一位温师专毕业不久的夏尔福老师，我的名字“傅国涌”最后一个字就是他在发表我的习作时首次使用的。自1981年10月1日，我在县城他的单身宿舍 （在教师进修学校里面） 第一次见到他，前后有过两年的来往，他给我写过不少信，还帮我借过书，给我寄过稿纸，他的字迹一丝不苟，很秀气，人也秀气，那时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还是单身。可惜这些信现在找不到了。后来他书生从政，做了当地的副市长，不料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元旦，当时我在大荆中学念高二。
1981年8月底，我本来升入雁荡中学念高一，暑期将终，我去学校拿样刊，当时我在 《乐清文艺》 发表了一篇习作 《雁荡红叶》，意外地听到一个消息，卢老师以及一直照顾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张金英 （她后来成了我高二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调到邻近的大荆中学去了，徐先生则从教研室到大荆中学做校长，我翻过谢公岭，回到家，当天即步行四五公里去大荆中学找卢老师和徐先生，要求转学到他们所在的学校。接下来的这两年，我经常见到徐先生，经常给我改作文，包容我犯的错误，许多同学都知道我是校长喜欢的学生。他在学校不上课，卢老师则在初中部，视我为子弟，我常去他们的宿舍，偶尔还会在他们家吃饭。
这年9月中下旬，我接到通知，要我参加10月2号上午在教育局教研室召开的小作者座谈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县城，是我大姐陪同我去的，住在小报安排的县政府招待所，我大姐则到一个表姐家去住。
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学生代表中有雁荡中学比我高一届的女生，她发表的习作好像是“我的梦”之类，她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全忘了，但她那种少年老成的样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回校以后，我写了一篇 《记小作者座谈会》，交给徐先生，他帮我修改了几处，不久就发表了，中缝一长溜，再转到正版。只是剪下来的报纸已遗失，具体写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一篇简单的叙述文字，也无什么特别价值，只是我少年文字生涯的一点淡痕而已。
然而，就在初稿完成数日之后，编辑部已在排版，我意外地找到了這篇小文的剪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从习作可知，那天早上还下着细雨，会议室前有一排白杨树，县里的作家、诗人刘文起、贾丹华等都讲了话，提及浙江籍作家鲁迅、茅盾、夏衍、唐弢等，还特别讲了胡万春从“退稿专家”成为作家的故事。一位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发言中说：“今天这样的座谈会在我们乐清还是第一次召开，我相信这次座谈会定提高你们对写作的兴趣……”要我们不要偏科，学好各门课，我最终没有做到。我的数学自初三以后，几乎就没有及格过。
会议从八点左右开到十一点半，九点钟雨就停了，正好浮云遮住了强烈的阳光，合影就是那个间歇在操场上拍的。
这次座谈会上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册 《浙江日报》 编辑部编印的 《可爱的故乡》，上面留下了我所熟悉的夏尔福老师的笔迹，相距三十七年，那椭圆形的“《语文小报》 编辑部赠”鲜红如初，只是夏老师已作古多年。
这本小书为杭州西湖印刷厂印刷，封面图案是西湖白堤、断桥、宝石山和保俶塔，白底，以绿色为主，简洁，清晰，看上去就喜人，不光有茅盾、夏衍、唐弢、徐迟、林斤澜等浙江籍作家，还有钱三强、苏步青、谈家桢等科学家，袁雪芬、叶浅予、常书鸿、张乐平等演员或画家对故乡的回忆。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非正式出版物。
这一次小作者座谈会，徐保土先生没有去，第二次小作者座谈会是在1983年元旦，我和徐先生一起去的，他亲笔填写的介绍信我还保存着，这是我熟悉的字迹。参加过第一次座谈会的不少小作者也在。会上突然传来消息，县委书记正在乐清中学出席航模比赛，叫我们全体与会者去那儿一见，看得出许多人不无兴奋，我隐约记得会场有点小小的骚动。我已是高二学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了，但也只能不情愿地跟着大家去了。县委书记叫什么忘了，他讲了些什么也忘记，只留下了一张合影，我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两三年后，我与张铭、陈泉沫等成为同学好友，发现我们都曾出现在合影中。
时光无情地流转，三十五六年过去了，1981年那张合影因为母亲曾放在玻璃镜框中，早已斑驳模糊，1983年的这张却依然黑白分明，记录了那个精神上贫瘠、荒凉的年头，白衣少年留下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痕迹，虽然那件白衣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
（选自《老照片·第121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一）
雁荡中学其时号称乐清县二中，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早期。日本占领杭州之后，1938年，宗文中学迁到偏僻的雁荡山中，学生最多时达到四百多人，只好散在山中多处上课，我的历史老师盛笃周先生是水涨人，少年时代有幸进入这所中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41年初，宗文中学迁往建德，大部分本地学生不愿离开，故乡镇上的士绅遂筹办私立雁荡初中学生战时补习学校，学生有二百多，原台州中学校长萧卫、春晖中学校长袁心灿等人为避日寇，也在这儿任教，可见师资之强。
到了1944年秋天，温州、乐清西乡等地相继沦陷，乐清师范学校、私立乐成初中及温州瓯海中学分部等校也曾辗转迁到雁荡。等到胡兰成躲进山里，战时补习学校已更名为乐清县私立淮南初级中学，为的是纪念华年早逝的张冲（淮南），他是与温州隔江相望的乐清琯头村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中将军衔，是中统的要角，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他和周恩来关系密切。难怪他在1941年病浙时，周恩來不仅送去挽联：“安危谁与俱;风雨忆同舟”，还在 《新华日报》 发表 《悼张淮南先生》一文。
前几年，我很想念雁荡中学的那排梧桐树，还有那幢熟悉的楼房，只是早已夷为平地，我托老友、温师院美术系毕业的美术老师詹碧美兄画一幅水彩画，留个念想。他初稿画出来，而我却觉得不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楼上的一间小屋也就是卢老师的宿所，1980年秋日的某天中午或下午，她叫我去，原来是她的丈夫、也就是徐保土先生要指点我改作文。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徐先生，但他的大名我早已耳闻。当时他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周末会来雁荡，我只听说他是杭州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写得一手好散文，有真才实学，早年有大学要他去任教，他因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谢绝了。他发表在中英文的 《中国》 杂志上的 《雁荡山纪游》，这些文字曾一次次吸引过我——
我们来到灵岩，漫步在迂回的林荫曲径，眼前只见古柏参天，云杉蔽日，群峰兀立，怪石峥嵘。左边天柱峰高耸云际，右边展旗峰猎猎招展;峡谷正面危崖拥绝壁，连结成高不可攀的屏霞嶂;侧斜里，小龙湫瀑布，一头挂天际，一头穿深壑;北宋太平兴国古刹—— 灵岩寺，掩藏在一排粗大的银杏树中，露出别致的飞檐。
他发表在 《浙江日报》 的 《我爱中折瀑》，更是我那时百读不厌的美文——
三折瀑是一脉明亮清澈的山泉，从雁荡烈士墓后边，挺拔巍峨的山上，三越重岩云崖，飞流直泻，构成奇异的上、中、下三个姿态不同的瀑布……
我之偏爱中折瀑，开始是那条平平常常的石级小路。石级小路穿悬崖，绕绝壁，上接凌空突兀的观瀑亭，下连几株枝叶茂盛的花桐树。……
走尽曲曲弯弯的石级小路，便是飞檐翘然的观瀑亭。……自观瀑亭向西，见危崖壁立，遮住天空。雄伟峻峭逼人。那壮丽的中折瀑就深深地镶嵌其间。再穿过一片墨绿色的宁静的油茶林，便到了中折瀑，好像出其不意地堕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竖井之中，令人顿觉天地奇异，世界寂静。
那一刻，真人就在我的眼前，我肯定有些紧张。我站着，先生坐着，手拿我的作文本，其中有我暑假写的一篇记叙文 《捉石蟹》，他说准备将此文推荐给县里新创刊的 《语文小报》 发表，只是需要做一些修改。他说的其他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说的“大、中、小”。
我的原稿写到用树枝把躲在石缝里的石蟹赶出来，他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记事要有层次，从大到小。修改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窝石蟹，大的大，小的小，四处乱爬。我乐极了，伸手先捉大的，再捉中等的，最后捉小的，不让一只漏网逃掉。”
我当时懵懵懂懂，只是按徐先生说的改了，抄正，交上。相隔二十多年，我才慢慢明白细节的力量，逼近真实的现场感。当年11月15日，这篇稚嫩的小文便成了人生中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听先生说还被 《浙南日报》 的习作版选载了。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二元稿费，是一笔难得的巨款，我买下了思念过许久的一套人民文学版 《三国演义》，保存至今。“语文小报”，那几个字的样子，我迄今仍记着，那是俞龙孙先生的手迹，他大概是我们县书法最好的，那种苍老的、略有着钝拙的笔画，经久耐看。
随后的日子，我在雁荡中学还与徐先生接触过一次，也是他给我改作文，我们当时学了 《岳阳楼记》，我写一篇议论文性质的读后感，卢老师给他看了，他当面指导我怎么改，然后被油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作为范文。这已是1981年春天或春夏之交了。
前几年，我托人去找 《语文小报》 创刊号，被洪水淹过一次的编辑部也没有保存下来。我感谢《语文小报》，不仅因为我在这儿发表了生平第一篇习作，也是在这儿我读到了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传》，冰心 《寄小读者》中的一些篇目，还有许多滋润过我生命的文字。胡适是谁？老实说我那时并不知道，我只知道鲁迅，但这篇 《差不多先生传》 明白如话，痛快淋漓，我便牢牢记住了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语文小报》 没有保存下来，这篇《差不多先生传》 我还是剪下来，保存到了现在。这是我与胡适先生的第一次相遇，这一相遇便埋下了十年后，也就是1989年后近三十年间的因缘，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接触他的文字，几乎把他的主要著作、日记、往来书信都读了，写过不少有关他的文章，他给我的教益胜过鲁迅。每次想到胡适，我记忆中总是 《语文小报》 最初看到的他那篇文章的样子。
2009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到了安徽绩溪山中的上庄，去看他的故居，在一片油菜花中讨论他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讨论他对白话文、对更新话语体系的功绩。同年5月，我到了台北南港，去参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题便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我是唯一没有学术背景和身份的与会代表。我递交的论文是 《新语言和胡适的“得寸进寸”社会演进思路》，“新语言”，其实可以上推到1980年 《差不多先生传》 在我心中种下的因，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三岁的无知少年，胡适这个名字都是第一次看到。数年后，胡适先生去世五十周年时，日本 《朝日新闻》 要做纪念专题，记者大老远来杭州采访我。我想起三年前站在胡适先生墓前的那种感动，曾默诵毛子水执笔的墓志铭，心中充满了亲近之感：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不光是我，同行的智效民兄、邵建兄也都曾在墓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开。胡适先生卒于1962年，在遥远的海峡对岸，离我出生尚有五年。但在他形骸化灭之后，1980年的某一天，通过小小的《语文小报》 依然将光明带给了少年的我。现在回想，当时的编辑真是有眼光、有水平啊。老实说，这样的 《语文小报》 格局并不小，比许多唯利是图的媒体大多了。
（二）
《语文小报》 编辑中有一位温师专毕业不久的夏尔福老师，我的名字“傅国涌”最后一个字就是他在发表我的习作时首次使用的。自1981年10月1日，我在县城他的单身宿舍 （在教师进修学校里面） 第一次见到他，前后有过两年的来往，他给我写过不少信，还帮我借过书，给我寄过稿纸，他的字迹一丝不苟，很秀气，人也秀气，那时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还是单身。可惜这些信现在找不到了。后来他书生从政，做了当地的副市长，不料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元旦，当时我在大荆中学念高二。
1981年8月底，我本来升入雁荡中学念高一，暑期将终，我去学校拿样刊，当时我在 《乐清文艺》 发表了一篇习作 《雁荡红叶》，意外地听到一个消息，卢老师以及一直照顾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张金英 （她后来成了我高二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调到邻近的大荆中学去了，徐先生则从教研室到大荆中学做校长，我翻过谢公岭，回到家，当天即步行四五公里去大荆中学找卢老师和徐先生，要求转学到他们所在的学校。接下来的这两年，我经常见到徐先生，经常给我改作文，包容我犯的错误，许多同学都知道我是校长喜欢的学生。他在学校不上课，卢老师则在初中部，视我为子弟，我常去他们的宿舍，偶尔还会在他们家吃饭。
这年9月中下旬，我接到通知，要我参加10月2号上午在教育局教研室召开的小作者座谈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县城，是我大姐陪同我去的，住在小报安排的县政府招待所，我大姐则到一个表姐家去住。
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学生代表中有雁荡中学比我高一届的女生，她发表的习作好像是“我的梦”之类，她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全忘了，但她那种少年老成的样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回校以后，我写了一篇 《记小作者座谈会》，交给徐先生，他帮我修改了几处，不久就发表了，中缝一长溜，再转到正版。只是剪下来的报纸已遗失，具体写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一篇简单的叙述文字，也无什么特别价值，只是我少年文字生涯的一点淡痕而已。
然而，就在初稿完成数日之后，编辑部已在排版，我意外地找到了這篇小文的剪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从习作可知，那天早上还下着细雨，会议室前有一排白杨树，县里的作家、诗人刘文起、贾丹华等都讲了话，提及浙江籍作家鲁迅、茅盾、夏衍、唐弢等，还特别讲了胡万春从“退稿专家”成为作家的故事。一位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发言中说：“今天这样的座谈会在我们乐清还是第一次召开，我相信这次座谈会定提高你们对写作的兴趣……”要我们不要偏科，学好各门课，我最终没有做到。我的数学自初三以后，几乎就没有及格过。
会议从八点左右开到十一点半，九点钟雨就停了，正好浮云遮住了强烈的阳光，合影就是那个间歇在操场上拍的。
这次座谈会上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册 《浙江日报》 编辑部编印的 《可爱的故乡》，上面留下了我所熟悉的夏尔福老师的笔迹，相距三十七年，那椭圆形的“《语文小报》 编辑部赠”鲜红如初，只是夏老师已作古多年。
这本小书为杭州西湖印刷厂印刷，封面图案是西湖白堤、断桥、宝石山和保俶塔，白底，以绿色为主，简洁，清晰，看上去就喜人，不光有茅盾、夏衍、唐弢、徐迟、林斤澜等浙江籍作家，还有钱三强、苏步青、谈家桢等科学家，袁雪芬、叶浅予、常书鸿、张乐平等演员或画家对故乡的回忆。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非正式出版物。
这一次小作者座谈会，徐保土先生没有去，第二次小作者座谈会是在1983年元旦，我和徐先生一起去的，他亲笔填写的介绍信我还保存着，这是我熟悉的字迹。参加过第一次座谈会的不少小作者也在。会上突然传来消息，县委书记正在乐清中学出席航模比赛，叫我们全体与会者去那儿一见，看得出许多人不无兴奋，我隐约记得会场有点小小的骚动。我已是高二学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了，但也只能不情愿地跟着大家去了。县委书记叫什么忘了，他讲了些什么也忘记，只留下了一张合影，我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两三年后，我与张铭、陈泉沫等成为同学好友，发现我们都曾出现在合影中。
时光无情地流转，三十五六年过去了，1981年那张合影因为母亲曾放在玻璃镜框中，早已斑驳模糊，1983年的这张却依然黑白分明，记录了那个精神上贫瘠、荒凉的年头，白衣少年留下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痕迹，虽然那件白衣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
（选自《老照片·第121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