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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结合中国不同阶段具体国情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正确认识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重要前提。我们党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不断创新，制定了相关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主要驱动要素，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巨大成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19-08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根由，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确定党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抓对了社会主要矛盾，才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有不少著述值得参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索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丰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本文侧重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过程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古知今，以史鉴今，对于提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系统思维的能力，推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加强理论探索——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1840—1949）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次正确、完整的分析，就目前史料来看，是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P631）毛泽东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因为这时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党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正是在这些胜利和失败的考验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中国客观实际，才能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P299）这些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都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客观反映。
列宁曾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两词来形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对中国革命颇具指导意义。中共二大就提出，中国社会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3]（P133），同时提出了推翻封建军阀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中国社会，各地军阀连年混战。1923年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的《敬告国民书》中写道：“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3]（P211）这些军阀成为英日等国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3]（P211）为实现推翻北洋军阀的目标，推动“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4]（P315），符合国共两党利益。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利益结构的不断重组，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1]（P634），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仍处于探索之中，对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不清，就是因为“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5]（P2）。
1927年到1937年间，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工农阶级分道扬镳，脱离了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对抗。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思想并导致了第五次军事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
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如何对待这一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国民政府仍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二连三地对根据地开展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一度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路线，没有处理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决了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随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国民政府的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4]（P320-32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4]（P320-321）。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和平统一的愿望，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猖狂进攻解放区，并杀害民主党派人士，推行一党独裁统治，国民党内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经济严重畸形。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再次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翻美国支持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4]（P321）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分析，通过探索找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首先，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从中国实际来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同时注重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系统的思维方法，是毛泽东分析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法论。
其次，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而对中国国情有着充分的把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也在变化，而变化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P633）。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据这一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二者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1]（P633）。所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毛泽东马上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第三，毛泽东在探索与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充分汲取了其他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陈云等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述。周恩来在1926年曾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5]（P3）陈云在1934年也指出，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进行民族民主的革命[6]（P27）。毛泽东关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在借鉴与吸收其他共产党人思想与智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毛泽东在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加强了理论创新，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深刻分析，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进行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站在全国执政的高度审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根据客观国情提出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由于这一时期我们党处于执政后的探索时期，出现了曲折，既有经验不足的因素，又与对国内、国际局势的研判密切相关。此时，中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国内仍存在着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解决封建主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封建主义残余，而没有立刻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上，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对，并组织许多秘密特务和间谍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7]（P391）。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7]（P392）。在土地问题上，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总之，就是“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7]（P393）。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我们国家还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急于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7]（P400）。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主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采取团结的方针，以达到孤立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的目的。只有解决好封建主义的问题，才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政治基础。
经过“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中国基本上扫清了封建主义残余，解决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主要矛盾，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资产阶级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消极腐朽的一面，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建设，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改造。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如果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控制它们，就要起破坏作用”[8]（P636）。1952年，周恩来在《“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9]（P18）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社会完成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凸显出来，如果不向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从1953年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三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决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一次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明确表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明确了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的情况下，出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一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判断，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为何在1956年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判断？分析其内在原因，有利于正确认识社会变革与执政决策之间、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国内情况来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的障碍已经消除，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显迫切，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农民和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提高，但还远远达不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水平;文化教育事业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但总体水平不高，还远远赶不上国家发展的要求，等等。即使第一個五年计划完成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10]（P30）。此外，我国的工业布局、农轻重的比例也很不平衡，交通运输和科技事业很不发达，这些问题成为中共中央重点考虑并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局势来看，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思想上出现了巨大分歧，使中共中央认识到苏联国家内部也不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注意十个关系，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1]（P101-102）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切向苏联看齐转到思考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中之重。
然而，到了1958年，中央对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了新的研判，并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表述，提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2]（P288）。此时距中共八大召开尚不及两年，之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新的改变，有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考量。
从国内来看，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1957年4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引发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意见，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些意见。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讲道：“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评，不要停顿或间断。”[11]（P455）他认为此时的批评意见是对党和政府有益的，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但是，随着一些人趁机攻击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出现要取缔共产党执政的极端声音，使得毛泽东认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讲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1]（P543）至此，毛泽东已经改变了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从国际上来看，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甚大。他分析了1956年匈牙利发生革命的原因，认为存在阶级的因素，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套用到国内来，在国内进行反右派斗争时，错误地估计了客观情况，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毛泽东时刻警惕着中国发生类似匈牙利革命的事件，认为此时的反右派斗争如果搞不好就容易出现类似的革命，进行阶级斗争是极其必要的。
正是基于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政治考虑，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至此改变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变道”，直接影响到以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路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一旦确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社会主要矛盾，就需要用制度的方式来确定和巩固这一政治判断，不能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次要矛盾，就轻易否定已经确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之所以出现背离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还不准确，没有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因而难以从实际出发作出准确研判。
关于这一时期提出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有着高屋建瓴的分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3]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将这段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中来审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三、准确理解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途径（197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共同点之一都是突出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前者强调了物质文化需要，后者强调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后者的内涵与外延更加广泛。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第二次矛盾转变的基础，没有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就谈不上第二次矛盾转变，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一）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九大之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深刻反思，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物质水平极度匮乏的问题，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作出新的重大调整。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P54）该决议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4]（P54-55）此次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重大调整，是对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所形成的重大政治判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中国与同一时期的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相去甚远，最直接的表现在重工业领域。以高炉炼铁为例，从1965年到1975年，不少国家的高炉炼铁平均焦比大幅度下降，日本从507公斤/吨降至443公斤/吨，联邦德国从668公斤/吨降至497公斤/吨，法国从784公斤/吨降至533公斤/吨[15]（P661-688），而我国则从586公斤/吨上升为638公斤/吨[16]（P212-213）;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仅长期得不到提高，还有所下降。以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例，从1966年到1976年，工资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三五”时期为-1.2%，“四五”时期为-0.1%。
1977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时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7]（P51）此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根本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反而导致下降，意味着这一方针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从国际上看，我国在1965年到1975年间的经济发展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1965年到197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4.7%，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分别为8.0%、11.6%和9.1%[18]（P38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果断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转变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我国客观实际，是改革开放起步的重要驱动要素。
从理论上讲，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发展经验：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第二，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19]（P312-313）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P28）。他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才是我国发展最主要的任务和目标。抓对了这一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奋斗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1]（P11）。在工业方面，品类齐全，产量丰富;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高速铁路等重大成果[22]。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物质大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7%，下降了95.8个百分点，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2]。這就大大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界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同时，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P11）。中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21]（P9），司法不公现象凸显、教育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城乡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P11）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社会的客观变化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认识是紧密相关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准确判断，是基于对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分析。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1]（P12）在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都没有改变，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共中央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23]。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共中央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作出的“变”与“不变”的判断，准确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都是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判断和阐述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从现实意义上看，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科技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四、结语——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具有丰富的历史启示。
首先，正确认识每一个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全国的执政党，但是在每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都在努力探索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及时调整主要政策，及时解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着眼全局来分析和思考社会主要矛盾，带领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矛盾调整为解决落后的生产力的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引向更高阶段。
其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原因在于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判断，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形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探索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创新中推进理论创新，切实解决好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三，正是由于抓对了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不同阶段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并以解决主要矛盾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24]（P15）历史和事实证明：只有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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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bout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GAO Zhong-hua，LIU Zi-yi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has analyzed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with the Marxist contradiction theory. The Party makes a correct judgment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solve thes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Party carries out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formulated lines，principles and policies，and becomes a revolutionary，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 It mak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 and grow continuously，thus winning the national power，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making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ting forward and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grand blueprint of “two hundred years” and moving towa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theory;practice
責任编辑：傅建芬
收稿日期： 2020-0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初中国工人的政治认同与革命走向研究”（19ADJ005）
作者简介： 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刘子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19-08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根由，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确定党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抓对了社会主要矛盾，才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有不少著述值得参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索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丰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本文侧重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过程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古知今，以史鉴今，对于提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系统思维的能力，推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加强理论探索——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1840—1949）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次正确、完整的分析，就目前史料来看，是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P631）毛泽东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因为这时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党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正是在这些胜利和失败的考验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中国客观实际，才能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P299）这些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都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客观反映。
列宁曾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两词来形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对中国革命颇具指导意义。中共二大就提出，中国社会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3]（P133），同时提出了推翻封建军阀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中国社会，各地军阀连年混战。1923年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的《敬告国民书》中写道：“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3]（P211）这些军阀成为英日等国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3]（P211）为实现推翻北洋军阀的目标，推动“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4]（P315），符合国共两党利益。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利益结构的不断重组，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1]（P634），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仍处于探索之中，对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不清，就是因为“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5]（P2）。
1927年到1937年间，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工农阶级分道扬镳，脱离了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对抗。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思想并导致了第五次军事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
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如何对待这一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国民政府仍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二连三地对根据地开展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一度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路线，没有处理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决了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随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国民政府的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4]（P320-32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4]（P320-321）。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和平统一的愿望，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猖狂进攻解放区，并杀害民主党派人士，推行一党独裁统治，国民党内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经济严重畸形。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再次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翻美国支持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4]（P321）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分析，通过探索找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首先，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从中国实际来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同时注重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系统的思维方法，是毛泽东分析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法论。
其次，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而对中国国情有着充分的把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也在变化，而变化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P633）。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据这一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二者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1]（P633）。所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毛泽东马上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第三，毛泽东在探索与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充分汲取了其他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陈云等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述。周恩来在1926年曾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5]（P3）陈云在1934年也指出，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进行民族民主的革命[6]（P27）。毛泽东关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在借鉴与吸收其他共产党人思想与智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毛泽东在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加强了理论创新，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深刻分析，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进行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站在全国执政的高度审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根据客观国情提出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由于这一时期我们党处于执政后的探索时期，出现了曲折，既有经验不足的因素，又与对国内、国际局势的研判密切相关。此时，中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国内仍存在着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解决封建主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封建主义残余，而没有立刻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上，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对，并组织许多秘密特务和间谍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7]（P391）。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7]（P392）。在土地问题上，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总之，就是“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7]（P393）。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我们国家还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急于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7]（P400）。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主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采取团结的方针，以达到孤立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的目的。只有解决好封建主义的问题，才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政治基础。
经过“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中国基本上扫清了封建主义残余，解决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主要矛盾，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资产阶级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消极腐朽的一面，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建设，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改造。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如果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控制它们，就要起破坏作用”[8]（P636）。1952年，周恩来在《“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9]（P18）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社会完成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凸显出来，如果不向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从1953年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三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决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一次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明确表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明确了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的情况下，出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一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判断，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为何在1956年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判断？分析其内在原因，有利于正确认识社会变革与执政决策之间、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国内情况来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的障碍已经消除，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显迫切，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农民和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提高，但还远远达不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水平;文化教育事业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但总体水平不高，还远远赶不上国家发展的要求，等等。即使第一個五年计划完成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10]（P30）。此外，我国的工业布局、农轻重的比例也很不平衡，交通运输和科技事业很不发达，这些问题成为中共中央重点考虑并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局势来看，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思想上出现了巨大分歧，使中共中央认识到苏联国家内部也不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注意十个关系，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1]（P101-102）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切向苏联看齐转到思考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中之重。
然而，到了1958年，中央对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了新的研判，并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表述，提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2]（P288）。此时距中共八大召开尚不及两年，之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新的改变，有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考量。
从国内来看，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1957年4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引发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意见，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些意见。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讲道：“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评，不要停顿或间断。”[11]（P455）他认为此时的批评意见是对党和政府有益的，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但是，随着一些人趁机攻击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出现要取缔共产党执政的极端声音，使得毛泽东认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讲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1]（P543）至此，毛泽东已经改变了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从国际上来看，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甚大。他分析了1956年匈牙利发生革命的原因，认为存在阶级的因素，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套用到国内来，在国内进行反右派斗争时，错误地估计了客观情况，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毛泽东时刻警惕着中国发生类似匈牙利革命的事件，认为此时的反右派斗争如果搞不好就容易出现类似的革命，进行阶级斗争是极其必要的。
正是基于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政治考虑，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至此改变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变道”，直接影响到以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路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一旦确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社会主要矛盾，就需要用制度的方式来确定和巩固这一政治判断，不能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次要矛盾，就轻易否定已经确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之所以出现背离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还不准确，没有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因而难以从实际出发作出准确研判。
关于这一时期提出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有着高屋建瓴的分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3]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将这段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中来审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三、准确理解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途径（197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共同点之一都是突出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前者强调了物质文化需要，后者强调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后者的内涵与外延更加广泛。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第二次矛盾转变的基础，没有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就谈不上第二次矛盾转变，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一）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九大之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深刻反思，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物质水平极度匮乏的问题，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作出新的重大调整。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P54）该决议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4]（P54-55）此次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重大调整，是对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所形成的重大政治判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中国与同一时期的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相去甚远，最直接的表现在重工业领域。以高炉炼铁为例，从1965年到1975年，不少国家的高炉炼铁平均焦比大幅度下降，日本从507公斤/吨降至443公斤/吨，联邦德国从668公斤/吨降至497公斤/吨，法国从784公斤/吨降至533公斤/吨[15]（P661-688），而我国则从586公斤/吨上升为638公斤/吨[16]（P212-213）;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仅长期得不到提高，还有所下降。以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例，从1966年到1976年，工资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三五”时期为-1.2%，“四五”时期为-0.1%。
1977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时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7]（P51）此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根本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反而导致下降，意味着这一方针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从国际上看，我国在1965年到1975年间的经济发展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1965年到197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4.7%，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分别为8.0%、11.6%和9.1%[18]（P38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果断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转变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我国客观实际，是改革开放起步的重要驱动要素。
从理论上讲，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发展经验：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第二，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19]（P312-313）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P28）。他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才是我国发展最主要的任务和目标。抓对了这一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奋斗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1]（P11）。在工业方面，品类齐全，产量丰富;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高速铁路等重大成果[22]。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物质大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7%，下降了95.8个百分点，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2]。這就大大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界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同时，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P11）。中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21]（P9），司法不公现象凸显、教育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城乡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P11）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社会的客观变化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认识是紧密相关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准确判断，是基于对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分析。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1]（P12）在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都没有改变，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共中央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23]。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共中央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作出的“变”与“不变”的判断，准确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都是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判断和阐述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从现实意义上看，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科技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四、结语——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具有丰富的历史启示。
首先，正确认识每一个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全国的执政党，但是在每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都在努力探索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及时调整主要政策，及时解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着眼全局来分析和思考社会主要矛盾，带领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矛盾调整为解决落后的生产力的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引向更高阶段。
其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原因在于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判断，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形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探索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创新中推进理论创新，切实解决好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三，正是由于抓对了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不同阶段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并以解决主要矛盾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24]（P15）历史和事实证明：只有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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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bout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GAO Zhong-hua，LIU Zi-yi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has analyzed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with the Marxist contradiction theory. The Party makes a correct judgment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solve thes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Party carries out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formulated lines，principles and policies，and becomes a revolutionary，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 It mak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 and grow continuously，thus winning the national power，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making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ting forward and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grand blueprint of “two hundred years” and moving towa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theory;practice
責任编辑：傅建芬
收稿日期： 2020-0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初中国工人的政治认同与革命走向研究”（19ADJ005）
作者简介： 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刘子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