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加坡中小学考试和中国有何不同
文/孤独川陵
我在新加坡和中国都生活过十多年，经历了两国各种各样的考试。平心而论，虽然都是华人社会，但两国考试制度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首先，新加坡中小学考试时，对于同一份考卷，允许有不同的作答时间。对于有阅读和写字障碍的学生，将单独开辟一个考场，给他们更多时间作答。遇到因为特殊情况迟到的学生，只要迟到时间在30分钟内，也会把考试的时间延长。中国的考试制度忽略了学生的差异，新加坡则比较重视学生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不公平现象。
其次，新加坡中小学考试时，如果使用的桌板是折叠的（从右边折过来），那么所有左撇子的考生都将被集中起来，使用普通课桌，以避免左手书写带来的不便。新加坡的老师并不会纠正左手写字的孩子，因此左手写字的学生比例很高，会有大约10-15%的人用左手写字。这也是新加坡考试重视个体差异的一个例子。
还有，新加坡考试时，允许学生使用常见的辅助工具，例如计算器。这是因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看重实用性，既然人们工作中都会使用计算器，为什么考试的时候就不能用呢？因此，电子字典也是常见的考试工具之一，在写作文时可以使用电子字典。这一方式是否正确，看法不一，我觉得优缺点并存。不过，从降低难度，普及教育的角度看，使用计算器和字典，能让那些比较弱的学生学习起来更容易。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0bb430102e03u.html
澳大利亚男子误机 冲上跑道拦飞机
文/金凯平
澳大利亚的一名男子前几天因误机，不顾机场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布里斯班机场的飞机起飞跑道，企图阻止一架正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飞机。这一惊险的场面，着实吓坏了机场的工作人员和飞机上的乘客。
做出这一鲁莽举动的是一名31岁的澳籍男子戴利，他就职于布里斯班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忙碌又经常需要出差的戴利可谓对布里斯班机场相当熟悉。
那天，戴利提前订了飞机票，来到机场办好了登机手续，因为前一天通宵赶文件，他已经精疲力竭。进入候机区后，他便驾轻就熟地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眼看就快临近他登机的时间了，他还沉沉地睡着。机场方面当时已经开广播找他，不断提醒并催促他登机。待他一觉从睡梦中醒来，抬头一看时间，当时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也许惊慌失措的戴利还没从睡梦中完全苏醒，他什么都不管，想赶上这趟航班。于是二话不说提着随身行李，健步如飞拼命向前冲，因为过于着急他打烂了一块覆盖一个紧急按钮的玻璃面板，强行闯入飞机起飞跑道。当时，他身边的机场工作人员都吓坏了，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立马向前阻拦。为了阻止戴利靠近飞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也不顾自己的安危进入了跑道区。当戴利进入飞机起飞跑道时，飞机的阶梯已经被移除，飞机开始前进，准备起飞。他竟然不顾自己和机上乘客的危险试图挡在飞机前，阻止飞机起飞。幸好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及时赶到带走了失去理智的戴利，才避免了一场不幸的发生。
戴利前几天出席了布里斯班地区法庭的受审，他被控擅自闯入机场空侧、破坏飞机安全操作和故意损坏一块安全门玻璃。一旦被定罪，戴利可能面临监禁。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7d26a30102dyd5.html
美国人上馆子都是AA制?
文/山石
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付款都是AA制，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在美国，抢着付饭钱确实不多见，但也并非完全分开付款。
在饭后付款方面中美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美国出发前，谁付款、付多大比例会有常规或有人事先说明，不大可能会在餐馆出什么尴尬的事情。
在美国分账有两种，一种是严格分账，吃了哪些东西就付哪些东西的钱；一种是不论吃什么同去的人平分。朋友或者同等级别的同事约定出去吃饭，一般是分账的多，哪怕在有领导参加的情况下。吃完饭各人拿出钞票、信用卡付款，如果需要找钱经常可以从桌子上拿回零钱，一时间吆五喝六钞票也频繁进出钱包颇似用钞票打牌。如果饭局是领导先提出的，大伙会认为是领导要请客的信号。其实领导请手下吃饭在美国也不少见，特别是在节假日前夕。
同事中有人过生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庆祝一下是很常见的，不过这种场合一般不会让寿星付款。如果有人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请吃顿饭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对方经常会说“不用客气，很乐意帮忙，不用请吃饭”这样的话，但都会开开心心地接受邀请，而很少拒绝。
在家人里边，年龄相当的兄弟姐妹一起出去分开付款不奇怪，但是夫妻之间也这么做的应该是少数。其实很多美国家庭是单职工，没有收入的一方是难以付款的。双职工家庭确实有分开银行账号分开付各种费用的情况，但大部分家庭并不是这样子的，饭后一个人付款恐怕更常见。在餐馆里经常可以看到祖父母带孙子吃饭，付钱的当然是爷爷奶奶们。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fb4079010155l1.html
以色列为什么没有星巴克？
文/以色列计划
最近星巴克咖啡集团总裁舒尔茨访华，会见了中国高层并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直言，中国未来将成为星巴克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中国人对星巴克的喜爱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说一个事实可能很多人感到吃惊，以色列没有星巴克。虽然星巴克创立者的舒尔茨先生是犹太人。但这也没有办法让它在以色列立足。原因有几个，说起来也有点意思。
有分析从宗教角度着眼，星巴克北欧美人鱼的图案，被不少虔诚的以色列犹太教信仰者认为是异教神崇拜，所以遭到他们抵制。这或许是2001年星巴克在以色列开了第一家店，到2003年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全部撤出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也有人从以色列食品安全的角度着眼来看待这个问题。以色列的日常饮食需要遵守的习俗叫做kosher，是专门的犹太食品认证，它详细规定了从田间到餐桌，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甚至对肉食、牛奶、素菜等加工的器具都要求有kosher认证。而星巴克如果要符合这一规定，卫生成本就要相对提高。此外，每周六安息日的时候，绝大多数餐馆都要停业休息，星巴克或许不能承受这个“缩小的”市场。所以本来星巴克预计要两年内在以色列全国开设12家店，结果只在特拉维夫一地开了6家店后就草草收场。
不过更靠谱的，或许是以色列企业家英菲尼迪投资集团创始管理合伙人高哲铭的说法。他认为，以色列人并不太喜欢快餐式和定制化的咖啡服务，他们更倾向选择以色列本土的特色咖啡。所以虽然星巴克的连锁能带来便利和快捷，但热爱生活的犹太人还是追求自给自足的乡土咖啡气息。各色小店里的每一杯咖啡、每一小块蛋糕，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品味，它们伴随着以色列人习惯成自然的生活。
日本的“政变中毒”
文/唐辛子
众所周知日本是“长寿大国”，而与之成绝对反比的，是日本的“短命政府”。对于日本历代政权的短命现象，日本防卫大学校长、政治学者五百旗头真将之总结为四个字：“政变中毒”。
一个人当上日本首相，大众与媒体就会盯牢你，寻找你身上蛛丝马迹的瑕疵，好随时将你轰赶下台。而执政者为了获得支持率，也动不动就解散众议院，重组内阁。
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民意”是形成“政变中毒”的最重要主因。几乎每一届政府，都是在惨遭民意大滑坡之后狼狈下台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是有质量高低之分的，质量优良的民主，源于民众的整体智慧与成熟度。日本的明治时期，不仅大众普及教育，其精英教育也十分出色，这些精英人才对于后来日本的整体腾飞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日本在战败之后，旧式的精英教育体制被彻底瓦解，平民教育风行，加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宽松教育”改革，培养了日本安于现状、缺乏精英意识与远大目标的下一代。精英教育的缺失，带给日本社会自甘平庸的民众，而平庸的民众土壤，培植出平庸的民意。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密尔，一百多年前就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中说：“当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要制衡这一趋势，就得让更多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
日本优良的常识教育，带给日本素质优良的国民，但也因此令整个社会虽有常识却没见识，缺乏思想顶尖的真正领导精英，除了迎合，没有人敢对平庸的民意说“不”。在平庸复平庸中，只能一幕又一幕地不断循环“政变”这一典型的日本式“中毒”。
博客地址：http://tang-xinzi.blog.163.com/blog/static/127089339201221323458316/
文/孤独川陵
我在新加坡和中国都生活过十多年，经历了两国各种各样的考试。平心而论，虽然都是华人社会，但两国考试制度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首先，新加坡中小学考试时，对于同一份考卷，允许有不同的作答时间。对于有阅读和写字障碍的学生，将单独开辟一个考场，给他们更多时间作答。遇到因为特殊情况迟到的学生，只要迟到时间在30分钟内，也会把考试的时间延长。中国的考试制度忽略了学生的差异，新加坡则比较重视学生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不公平现象。
其次，新加坡中小学考试时，如果使用的桌板是折叠的（从右边折过来），那么所有左撇子的考生都将被集中起来，使用普通课桌，以避免左手书写带来的不便。新加坡的老师并不会纠正左手写字的孩子，因此左手写字的学生比例很高，会有大约10-15%的人用左手写字。这也是新加坡考试重视个体差异的一个例子。
还有，新加坡考试时，允许学生使用常见的辅助工具，例如计算器。这是因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看重实用性，既然人们工作中都会使用计算器，为什么考试的时候就不能用呢？因此，电子字典也是常见的考试工具之一，在写作文时可以使用电子字典。这一方式是否正确，看法不一，我觉得优缺点并存。不过，从降低难度，普及教育的角度看，使用计算器和字典，能让那些比较弱的学生学习起来更容易。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0bb430102e03u.html
澳大利亚男子误机 冲上跑道拦飞机
文/金凯平
澳大利亚的一名男子前几天因误机，不顾机场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布里斯班机场的飞机起飞跑道，企图阻止一架正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飞机。这一惊险的场面，着实吓坏了机场的工作人员和飞机上的乘客。
做出这一鲁莽举动的是一名31岁的澳籍男子戴利，他就职于布里斯班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忙碌又经常需要出差的戴利可谓对布里斯班机场相当熟悉。
那天，戴利提前订了飞机票，来到机场办好了登机手续，因为前一天通宵赶文件，他已经精疲力竭。进入候机区后，他便驾轻就熟地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眼看就快临近他登机的时间了，他还沉沉地睡着。机场方面当时已经开广播找他，不断提醒并催促他登机。待他一觉从睡梦中醒来，抬头一看时间，当时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也许惊慌失措的戴利还没从睡梦中完全苏醒，他什么都不管，想赶上这趟航班。于是二话不说提着随身行李，健步如飞拼命向前冲，因为过于着急他打烂了一块覆盖一个紧急按钮的玻璃面板，强行闯入飞机起飞跑道。当时，他身边的机场工作人员都吓坏了，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立马向前阻拦。为了阻止戴利靠近飞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也不顾自己的安危进入了跑道区。当戴利进入飞机起飞跑道时，飞机的阶梯已经被移除，飞机开始前进，准备起飞。他竟然不顾自己和机上乘客的危险试图挡在飞机前，阻止飞机起飞。幸好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及时赶到带走了失去理智的戴利，才避免了一场不幸的发生。
戴利前几天出席了布里斯班地区法庭的受审，他被控擅自闯入机场空侧、破坏飞机安全操作和故意损坏一块安全门玻璃。一旦被定罪，戴利可能面临监禁。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7d26a30102dyd5.html
美国人上馆子都是AA制?
文/山石
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付款都是AA制，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在美国，抢着付饭钱确实不多见，但也并非完全分开付款。
在饭后付款方面中美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美国出发前，谁付款、付多大比例会有常规或有人事先说明，不大可能会在餐馆出什么尴尬的事情。
在美国分账有两种，一种是严格分账，吃了哪些东西就付哪些东西的钱；一种是不论吃什么同去的人平分。朋友或者同等级别的同事约定出去吃饭，一般是分账的多，哪怕在有领导参加的情况下。吃完饭各人拿出钞票、信用卡付款，如果需要找钱经常可以从桌子上拿回零钱，一时间吆五喝六钞票也频繁进出钱包颇似用钞票打牌。如果饭局是领导先提出的，大伙会认为是领导要请客的信号。其实领导请手下吃饭在美国也不少见，特别是在节假日前夕。
同事中有人过生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庆祝一下是很常见的，不过这种场合一般不会让寿星付款。如果有人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请吃顿饭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对方经常会说“不用客气，很乐意帮忙，不用请吃饭”这样的话，但都会开开心心地接受邀请，而很少拒绝。
在家人里边，年龄相当的兄弟姐妹一起出去分开付款不奇怪，但是夫妻之间也这么做的应该是少数。其实很多美国家庭是单职工，没有收入的一方是难以付款的。双职工家庭确实有分开银行账号分开付各种费用的情况，但大部分家庭并不是这样子的，饭后一个人付款恐怕更常见。在餐馆里经常可以看到祖父母带孙子吃饭，付钱的当然是爷爷奶奶们。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fb4079010155l1.html
以色列为什么没有星巴克？
文/以色列计划
最近星巴克咖啡集团总裁舒尔茨访华，会见了中国高层并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直言，中国未来将成为星巴克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中国人对星巴克的喜爱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说一个事实可能很多人感到吃惊，以色列没有星巴克。虽然星巴克创立者的舒尔茨先生是犹太人。但这也没有办法让它在以色列立足。原因有几个，说起来也有点意思。
有分析从宗教角度着眼，星巴克北欧美人鱼的图案，被不少虔诚的以色列犹太教信仰者认为是异教神崇拜，所以遭到他们抵制。这或许是2001年星巴克在以色列开了第一家店，到2003年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全部撤出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也有人从以色列食品安全的角度着眼来看待这个问题。以色列的日常饮食需要遵守的习俗叫做kosher，是专门的犹太食品认证，它详细规定了从田间到餐桌，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甚至对肉食、牛奶、素菜等加工的器具都要求有kosher认证。而星巴克如果要符合这一规定，卫生成本就要相对提高。此外，每周六安息日的时候，绝大多数餐馆都要停业休息，星巴克或许不能承受这个“缩小的”市场。所以本来星巴克预计要两年内在以色列全国开设12家店，结果只在特拉维夫一地开了6家店后就草草收场。
不过更靠谱的，或许是以色列企业家英菲尼迪投资集团创始管理合伙人高哲铭的说法。他认为，以色列人并不太喜欢快餐式和定制化的咖啡服务，他们更倾向选择以色列本土的特色咖啡。所以虽然星巴克的连锁能带来便利和快捷，但热爱生活的犹太人还是追求自给自足的乡土咖啡气息。各色小店里的每一杯咖啡、每一小块蛋糕，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品味，它们伴随着以色列人习惯成自然的生活。
日本的“政变中毒”
文/唐辛子
众所周知日本是“长寿大国”，而与之成绝对反比的，是日本的“短命政府”。对于日本历代政权的短命现象，日本防卫大学校长、政治学者五百旗头真将之总结为四个字：“政变中毒”。
一个人当上日本首相，大众与媒体就会盯牢你，寻找你身上蛛丝马迹的瑕疵，好随时将你轰赶下台。而执政者为了获得支持率，也动不动就解散众议院，重组内阁。
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民意”是形成“政变中毒”的最重要主因。几乎每一届政府，都是在惨遭民意大滑坡之后狼狈下台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是有质量高低之分的，质量优良的民主，源于民众的整体智慧与成熟度。日本的明治时期，不仅大众普及教育，其精英教育也十分出色，这些精英人才对于后来日本的整体腾飞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日本在战败之后，旧式的精英教育体制被彻底瓦解，平民教育风行，加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宽松教育”改革，培养了日本安于现状、缺乏精英意识与远大目标的下一代。精英教育的缺失，带给日本社会自甘平庸的民众，而平庸的民众土壤，培植出平庸的民意。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密尔，一百多年前就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中说：“当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要制衡这一趋势，就得让更多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
日本优良的常识教育，带给日本素质优良的国民，但也因此令整个社会虽有常识却没见识，缺乏思想顶尖的真正领导精英，除了迎合，没有人敢对平庸的民意说“不”。在平庸复平庸中，只能一幕又一幕地不断循环“政变”这一典型的日本式“中毒”。
博客地址：http://tang-xinzi.blog.163.com/blog/static/12708933920122132345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