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一天，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双手紧握一封写给道光皇帝的遗书，就在皇帝正度假的圆明园上吊自杀。他以生命为代价的举动，仅仅是想对皇帝提一条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支持的合理化建议。结果此举变成了徒劳，不仅未能上达天听，也不为世人所知。
　　先说，王鼎的身份“大学士、军机大臣”。清朝宰相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对宰相职务实行“名实分离”，以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力。雍正帝之后，大学士徒有宰相之名“衔”，而无宰相之实;然而军机大臣却只有宰相之实，并无宰相之名“衔”。只有像王鼎这样，同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即大学士授军机大臣，或者军机大臣加大学士），才真正拥有宰相的名义和实权。
　　王鼎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工作机制上，作为“调和阴阳，统率百官，天子首辅”的宰相，应该和皇帝如影随形，有什么话不能、不便、不该当面陈奏汇报？为什么他与皇帝所有的工作机制、汇报渠道、私人关系都很畅通，表面上近在咫尺，实际上却远隔天涯？
　　王鼎给皇帝的遗书写着：“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就是讲：当时朝廷紧锣密鼓准备签订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应该签，千万不能开这个非常恶劣的先例;此外，当时的主和派代表、军机大臣穆彰阿不宜继续担任此职，必须对主战派代表、民族英雄林则徐平反昭雪、重新起用。
　　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合理化的建议，却为什么要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来对皇帝表达，结果还无济于事？实际上，皇帝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在王鼎死后的81天，《中英南京条约》如期簽订，并且随后增加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中英南京条约》的附件……
　　就在王鼎撒手人寰的第一时间，军机章京陈孚恩匆匆赶到王鼎家，并不是为了祭奠国家干城，而是花言巧语先以同朝为官的同僚身份骗取信任，再以一级组织的名义“代为陈奏”，骗走了王鼎尸谏的遗奏。这致使以死报国的宰相遗书并没有上交皇帝御览，而是落入政敌之手。
　　陈孚恩之所以这么做，要么是与本事件有直接利害的关系人军机大臣穆彰阿授意，因为他是陈孚恩的直接领导;要么，是陈孚恩自告奋勇，挂着报效国家的羊头，卖着效忠领导的狗肉。
　　一名高级干部对国家的生死忠告，瞬间变质为政敌打击报复逝者本人和他家属亲友的确凿罪证。
　　王鼎到死也没有明白，就晚清的腐败程度，即便有他一百、一千个王鼎仍然于事无补，哪怕再加上这成百上千个王鼎的九族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