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文士的评价，是以其文学创作为参照的。这种做法虽无不妥，但视野稍嫌狭窄，因为文学从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是文化成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精髓就是文化精神。文学创作一方面遵循着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则对文化精神发挥着充实与完善的作用。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力量。这一特征，在宋代文士的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可见，从文化角度观照宋代（包括其他时期）文士的作为，不失为学术研究的新路向。
　　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崔际银教授新著《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正是着眼于宋代文士与文学的特殊历史际遇，深入探讨了文士、文学与文化精神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笔者之见，本书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视角新颖。该著的基本思路是：以宋代社会文人士子为主要对象，以文学作品为文本载体，以相关社会文化表征为重点标识，充分展示宋代文士在“重文”的时代氛围中，参与建构文化体制、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状况。这种将文士、文学与文化密切关联、超越文学达至文化的定位，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是颇具新见。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是学术研究的要义所在，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一般论者对宋朝采用的对外妥协政策，大多持否定态度。本书认为，就宋朝综合国力（政治、军事、经济等）而言，采用妥协退让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比之一味使用强硬手段（战争），其整体效果为优。又如：在论述宋代文体创新时，作者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基础上，又提出“以赋为文”的见解。再如：“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作者认为，宋朝统治者既“抑武”又“抑文”。“抑武”的方式是“以文制武”（文人抑制武人），“抑文”的方式是“以文制文”（通过区分君子与小人、“党争”实施），从而达到了“安内”之目的。此外，将宋代学术特征概括为“轻章句而重义理”、“主儒学而融百家”、“遵规矩而倡活法”、“师传统而求创新”，也是极具新意的观点。书中诸如此类的见解还有不少，这对相关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三是征引信实。当今论述文化的著述，数量不在少数，其中多有玄虚空泛、华而不实之作。以至在很多人心目中，“文化”就是“虚化”的代名词。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本书一方面明确区分精神、制度、物质等文化类别，具体列举了宋代文士做出的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引用文史哲等学科领域的原始材料，强化事件的真实性与结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这些，通过书中分别论述宋代儒学（道学）建设、社会改革（变法）、文学运动，以及征引《宋史》、《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资料的丰富多样，便可得知。通过这些工作，本著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化得到了“落实”，其效果是良好的。
　　四是逻辑严密。本书关涉学科门类较多，其中既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文化门类的横向联系，又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作者将宋代社会文化状况、文士思想及其人生定位、文学创作三者有机地排序、整合在一起，使宋代文士的文化贡献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除了在内容方面尽力做到融会贯通之外，本书的标题设置也颇具匠心。全书自“章”以下，列出了总数达二百余个、分为四个层级（章、节）标题，并且每一个标题都有名称。细密的标题设置，表现出作者对论题的理解程度与掌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全书的逻辑关系，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便利。
　　通过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书颇费了一番心思，使得创作主体（文士）、创作成果（文学作品）、创作目的（创新与弘扬文化）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达到了融合统一；也为宋代文学、宋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向、拓展出一片新的域境。
　　责任编辑：翟 祎